木舟乡的村支记们酒足饭饱后，便各自骑着自行车回村去。出乡机关有三条主路下村，有的书记还同着一节路，也有同水路的，但一般都不走水路的。他们顺着溢满清清湖水的港边笔直的乡村公路，把车迎风，兴致勃勃。参加这种会，他们已经习惯了。主要是当名接收员，心里就明白一个道理和精神，什么能赚钱就种什么养什么。王重美扯着嗓子说：“现在群众都自主了，还要行政的手段去搞调整，这不是渔网之策吗！”李金垓冲他说：“你知道个屁。他们吃皇粮的那些人，总得要替老百姓办点事吧。”王重美不服输的辩驳说：“你说什么啰！你一年不是吃老百姓的几千块，你不该给群众做点事。”李金垓又冲他说：“你才搞几天，不懂里面的道道。明天一晨早打开村里的广播喊几遍，就把今天会议的精神捡主杆讲几句，就是尽到责任了。你要按乡里规划的一家挖几亩渔池，那是不成的。要挖成了，发了水，淹了怎么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私产经济，让群众自己去琢磨着办，现在的市场风向谁也把不准的。把那么好的棋格田都挖得坑坑洼洼的，太可惜了。”王重美毕竟资历浅，就挖苦的恭维说：“你的经验还不少呢。”李金垓更得意了，满脸春风地说：“告诉你吧，今天的会我理解关键是减负两个字。这是个硬工作，可村里又没有企业，没有收入来源，那开支不找群众要找谁。县里市里省里怕基层乡村里再出乱子。出了乱子他们一级一级都不好向中央交帐的。官出于民，民出于土么。”王重美终于抓到说话的把柄，高吭地说：“对的。民出于土。你说今天的会只是减负两个字。我看根本在春耕两个字。地里不出庄稼，村里的开支就是无源之水。古话说耕夫不种田饿死帝王军。”李金垓觉得这个毛小子还蛮不谦虚，蛮不好对付的，便说：“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扯不清。我说的这些道理，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的。”李金垓说着，已经提前到了村，一个右拐进了村子去。王重美只顾向前踏，却突然听不到李金垓侃谈了，再向后看路上已经只有他一人了。因为，他的村是离乡政府最远，与蚍邻的监利县接壤了。第二天，天边刚刚被染得血红，棋盘村的高音喇叭里叫喊着：“在家的村民们听着，乡里挖渔池，户户养河蟹，还有四大家鱼加黄鳝，不愁你不发财。”他反复喊着这几句顺口溜，那破锣般被湖水煮熟了的水乡湖区的乡音土话被徐徐的春风吹到了邻村，还引起了公鸡的啼鸣。在外人听来象是鞭炮炸响，本村的村民们却觉得既好听又易懂。而且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

在中国最早对外开放，飞速发展，繁华似锦的南方新兴城市——深圳市，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拾金去处和理想天堂。曾国超因迫于家庭和工作的多重压力，想逃避现实，一走了之。过过超脱尘世的自在生活。然而，事与愿违。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海市蜃楼，蓬莱仙境。自从那次月底月初的全县三组干部会后，他就涌进民工潮中潮水般地涌到深圳。在那硬邦邦，要把人挤成柿饼的火车上，他缩着身子，喝着冷水，啃着硬馊锼的馒头，一天一夜里脑壳都被振响的铁轨与火车机轮声震荡得要暴裂，还有那污浊的气流让人要恶心呕吐。他忍受着，因为他心中装着一个念头，这次出来了非得活个人样再回去！火车终于到了深圳火车站，他被挤在人堆里。那人堆就象长江发洪水时翻滚的洪水再不是水平面的，主航流的洪水已经堆起来了。那些面容憔悴，蓬头垢面，褪色衣着的民工们有谁能想象到一个几万人的乡党委书记也夹在他们中奔富裕求美好呢。出了车站他不想去打搅任何人。其实，在深圳他也有两个去处歇脚，一是大县的驻深圳办事处。1999年大县县委县政府组织招商引资时，他随同招商队伍在办事处呆过两天。000年的深圳大县老乡联谊会还是他出的点子召开的。还有一处是他的舅弟余凤志在深圳华维公司打工，还混了个部门经理。他不相信自己的能耐还不如他余凤志。况且他已给他姐甩下了离婚协议书，自然也不能再去找她弟了。

深圳的初春是暖融融的，没有一点春寒料峭的意思，就象大县的初夏，令人燥热。曾国超脱掉羊毛衫，觉得有些饿了，嘴唇也有些干裂，真想饱食一餐吴妈弄的蛋皮汤，夹点腌萝卜，外加了碗热腾腾软泡泡的米饭。眼下他舍不得花钱，后面求职的路还长着呢。他只在火车站大门右侧的小摊上买了个馒头啃着。夜幕降临的时候，华灯骤起，寒气渐渐逼人。曾国超看到满天飞着的招工启事，便决定在火车站逗留一夜，明早再去几家招工的单位碰碰运气，一切从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干起。他就地而坐，时间在煎熬着一分一秒地缓慢挪动。渐渐地朦胧地觉得腰杆酸了，浑身不自在的。随着夜深，寒意加重，便清醒地解开包裹，取出羊毛衫，又重新穿上。

此时此景，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寂寞，多想女儿梦梦叫他一声爸爸。他终于见到了女儿梦梦微笑的脸蛋，还挂着两朵淡红的云彩，在亲昵地叫他爸爸，多美满惬意。他激动地滴下了热泪，去双手拥护女儿，他一个惊喜的晃悠，手肘碰着了身边的一个民工，他睁开眼，那恃恃的民工还在小着鼾声呢。他已经真正体会到了“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的深刻含意。人啊，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曲折艰苦，这曲折不是自己活生生的造成的吗。他似乎并不悔恨自己的上书之举是莽撞的，这满地东倒西歪的人，他们没有上书，为什么也在这里曲折呢？他见有人还在三俩地叽喳地说着什么，他不想和他们搭讪，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底细。瞌睡虫不厌其烦地爬上了他的眼帘，那俩只眼皮子不停地打着架。大厅正壁上的大钟那金角棒似的指针悄悄地摆过了1点，不眠夜的火车站照常人车梭动。曾国超想站起身，腿子却酸痛得难以立直。他缓缓地伸直身子，牢牢地站稳，又伸伸手晃晃腰，趁着这当口，还摸摸荷包里的钱。在这天远地别的闹市里什么物资都不缺，缺的就是钱。要是兜里的钱被人瞄水窃走了，不仅一刻都呆不下去，连回家的希望也会瞑灭的。他提取行旅包踩过人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聚来的这么多人把他围在了中心。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地踮着从少许的空隙中走出来，以免闯着人惹出事来。那一身黑制服的警察们在不停地巡逻着，他又当心受到盘问，又想不会的。那么多人，那么几个警察，成百上万倍的盘问得过来吗？他硬是挤出了车站，闻到了新鲜的空气，和大县一样的新鲜空气，换掉了他肚里脑海里口腔里污浊的气味。这该死的天还不亮，这烦燥的灯光还不灭。他去偷偷地捡起了一张招工启示。

理想的深圳原来是这么觖望面煎熬。好久，好久，当天空泛着鱼肚白，徐徐清凉的晨风吹拂他惺忪的眼脸时，他觉得头重脚轻的。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劳累，又加一夜的车站露宿，那深邃的大眼睛更是比灯宠还大，还黑了一圈。他喜欢面食，在面摊上花了块钱吃了碗填饱了肚子。谁知不争气的下腹有点作胀，他只好返回，找进车站公厕，花了毛钱买了张卫生纸进去前呼后涌地解决了问题，又在水龙头下简单的漱了口洗了脸还理了理头发。出公厕才感觉得人精神多了。又一个全新的曾国超拿出招工启示，照着启示上的指点，满怀信心地几经周折转车，终于找到了福田区的一家装璜有限公司。年轻窈窕的黎小姐接待了他。接过了他的函大毕业文凭，身份证等有关证件，他更振作精神，振振有词地自我推价，搞了十几年的乡镇领导，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黎小姐只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没有一个字的言语表达。她进内屋去，然后出来邀曾国超进内台，脆声说：“我们的人事副总让你进去。”曾国超喜出望外，又整整衣冠，才发现皮鞋不仅暗淡无光，还沾满了污斑。

事已至此，只好小心翼翼地踏着那洁净的淡雅地块进去。那白领女士自恃端坐在老板桌前，让他在对着三四米远的木条椅上坐下。他礼貌又谦慎地点了下头，便坐下，挺直着身子，大大方方地望着女副总，心里脚按捺不住地直跳。他再三暗暗告戒自己要沉着应战。女副总用标准的普通话清润地说：“你叫曾国超，六四年出生，三十七岁……”曾国超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欲走近说点什么，女副总文静而轻声地说：“坐。”曾国超终于启开话腔，迫不及待地说：“我搞了十几年的乡镇领导，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女副总拦了他的话，大方殆然地说：“我知道了。你是湖北大县人。你过三天了再来。”曾国超觉得还有好多话要说，还没有淋漓尽致地推销自我，就这么给打发了，真是心不甘。只好象泄气的皮球空了出来。人们都说深圳速度，怎么连招个打工的还得等天，等就等吧，反正好事多磨，磨定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