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在钱学森、任新民等人有力带动下,1960年3月,在北京西南郊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6月份,按照苏联的图纸,由中国自行生产的P—2导弹总装完成。10月17日,钱学森组织了发动机90秒典型试车,试车取得了成功。这表明,“1059”任务进入倒计时。

中央军委把这种型号的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这应该算是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鼻祖了,虽然它没有列装。

10月下旬,军委决定在当年11月至12月间实施“1059”发射任务。为了加强对这一任务的领导,军委还批准成立了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任副主任委员。

10月23日凌晨4时40分,一列戒备森严的专列缓缓驶出北京,这趟专列有18节车厢,装载着三枚国产“东风一号”,其中战斗弹两枚,测试弹一枚,由2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经过5天5夜的行军,专列于27日下午抵达导弹试验基地。

在此之前,钱学森、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屠守锷、梁思礼等专家早已到达基地,指导发射工作。临近发射前,张爱萍、陈士榘、赵尔陆、方强、张劲夫等人乘飞机赶到基地。由于是第一次发射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聂荣臻深感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不放心,决定也去现场。当时他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频繁发作,飞机颠簸得厉害,医生不同意坐,他是坐火车去的,10月30日出发,11月4日到达导弹发射基地。基地副司令张贻祥回忆说：“那年聂帅到基地指挥导弹试验,是带着氧气瓶来的。我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只能吃下半个。我让食堂想办法搞来一只鸡,给他熬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时,他批评我：现在这么困难,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搞这样的特殊化！然后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让我把鸡汤端给了医院的病号。”

几十年后,张贻祥谈起这件事时,眼睛仍然是湿润的。

虽然这是聂荣臻第一次来基地,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试验场的场址,是由他最后选定报给**的,他不知道在地图上凝视过这里多少回。他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来到发射阵地,抚摸着那枚长长的墨绿色的弹体,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阳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发射时间快要到了,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张劲夫等人陪同下,来到了由几间活动房子搭成的指挥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约5公里远。

9时整,一声巨响,大地颤动起来。指挥所里的人看到了导弹尾部喷射的烈焰,它先是缓缓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小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

渐渐地,烟云消散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10分钟后,喜讯也随之传来,导弹飞行正常,准确地命中约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在场的人欢呼起来,张爱萍热烈地拥抱了钱学森。聂荣臻随即打电话向周恩来和**报告了这一消息。

这次成功的发射,可以说是中国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发射之前,由于上上下下都很紧张,没顾上搞一个仪式。发射成功后,聂荣臻提出,补一个仪式吧。人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剪彩镜头,就是后来补的。李福泽指挥人拉来一枚导弹竖起来,大伙照了一张合影,聂荣臻又拿起一把剪刀剪了彩。

当天晚上,在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向科学家和基地的同志祝酒,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有人计算过,这一天是苏联专家撤离基地后的第73天。

但是热闹过后,从聂荣臻到钱学森、任新民等,很快冷静下来,因为导弹毕竟是仿制的,是照葫芦画瓢。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39．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兰州铀浓缩厂一直是钱三强紧紧盯住的地方。和二机部其他几个厂矿比较,铀浓缩厂的技术含量最高,工作难度最大。苏联专家离开时,几千台分离机虽然连接上了,但要正确地启动它们,需要经过大量复杂的计算,还要有一个最科学的分批启动方案,这些机器要经过长达几百天的连续运转,才能生产出合格的铀-235。如果失败,原子弹工程就会面临巨大的挫折,想在短时间内重新拿出合格的产品,没有可能。

很显然,铀浓缩厂没有理论计算,就等于没有灵魂,几千台设备就得瘫在那里。

由于是谁也没见过的设备,谁也没干过的工作,兰州那边的技术力量明显不足,厂里只有一个叫王成孝的工程师,对扩散理论的计算有一定的研究,苏联专家走后,王成孝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有一次,王成孝外出,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路,途中遇到大雾,路又滑,摩托车撞到一辆大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二机部,刘杰气坏了,电话里对王介福吼道：“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怎么办？”

钱三强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这便是王承书。

王承书1956年和丈夫张文裕回国后,先是在北大讲授统计物理。大约在1958年初,“一堆一器”即将建成时,钱三强和王承书谈了一次话,他说自己是代表组织来找她的,因为国家非常需要她做一次改行。钱三强说：“承书同志,国家需要你离开北大,到近代物理所我那里,搞铀同位素分离的研究,请你考虑考虑。”

出乎钱三强的预料,王承书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了,我愿意。”

钱三强有点愣了,停了停,说：“你在统计物理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继续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改行就意味着中断,对于一个科学家,这是一件残酷的事。况且,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要从头摸索……”

王承书：“既然是从头开始,总得有人去,我去吧。”

这让钱三强十分感动。没多久。王承书就办好手续,来到了近代物理所。两年过去,王承书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权威了。可是现在,钱三强不得不再次找到她。王承书穿一身优雅的旗袍,来到了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的办公室。虽然有些为难,但钱三强还是得说：“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你看行吗？”

王承书静静地听着,然后问：“需要我去搞什么？”

钱三强说：“核扩散理论。像两年前你改行时一样,这在我国也是一个空白。”

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钱三强：“这次不在北京了,要到外地去,很远的地方。”

王承书说：“没关系。”

钱三强说：“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也许以后要隐姓埋名一辈子。”

王承书又说：“没关系。”

钱三强想把困难说透,于是又说：“这一次要和文裕先生分开,可能要很久……”

王承书默默地点点头,仍然道：“没关系。”

钱三强放心了：“兰州铀浓缩厂。苏联专家走了,我们没人搞过这个专业,你去,把那里的核扩散理论搞起来。”

王承书说：“好的。”

钱三强说：“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暂时不能告诉文裕先生。”

王承书站起来：“我明白。

王承书一个人去了兰州。她在日记中写道：祖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加入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后来她又说：“年近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多年以后,王承书的儿子对采访者说,虽然我妈没说她去兰州干什么去了,我爸是搞高能物理的,他应该能猜到我妈干啥去了,我们那时候小,印象中我妈喜欢穿旗袍,很年轻,很漂亮。中间也偶尔从兰州回来,匆匆忙忙的,十七年之后,当妈妈从兰州正式调回北京,对我们说不走了,我们这才回过神来,妈妈怎么已经是个老人了。

1960年夏天的一天,42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几经周折,来到北京北郊的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报到,和所有来这儿的一样,来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李觉热情接待了他,然后告诉他：“程教授,调你来,是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程开甲一下子愣了,许久才道：“我可是一点心理准备没有。”

李觉说：“这是国家最高机密。包括你所在的南京大学领导,都不知道。是钱三强同志推荐的你,最后批准的,是总书记邓小平。”

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在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他成为马克思?波恩教授的研究生。波恩是欧洲最有声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卢森堡、福克斯、费米、海伦菲斯脱,以及中国的彭桓武,都是他的学生。并且后来都从事原子弹的研究。1948年程开甲获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化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在英国,他工作、生活得都很好,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49年春天,他从英国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舰紫石英号在长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而遭到重创。英国朝野为此掀起轩然大波。自从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没人敢动英国人一根指头。程开甲看到这条消息,觉得中国有希望了！过去总是西方人欺负中国人,现在中国敢于还手了,中国人也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了！走！回家,回祖国去！程开甲放弃了在英国的一切优厚待遇,1950年初辗转回到祖国,先在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南京大学物理系。

和朱光亚一样,程开甲也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方面的研究。

原子弹涉及多种学科,需要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搞原子弹设计,需要一个懂力学的大家。钱学森当时还兼着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钱三强首先想到了钱学森。当钱学森明白钱三强的意图后,表示道：“我去吧。”

钱三强知道火箭导弹这一摊绝对离不开钱学森,不可能让他过去,就说：“还是另找个人吧。”

钱学森认真想了想,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作风正派,工作扎实。”

郭永怀回国后,在力学系担任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主要靠在导弹研究院,所以,所里的工作主要由郭永怀主持,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为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事业,做了奠基,他和钱学森是中国空气动力学最重要的奠基人。

钱三强向组织汇报后,亲自登门来找郭永怀。当钱三强说出,希望他去为原子弹研制做事情时,在美国从不参加机密工作的他立即明白,他这是要接触机密了——这意味着将要默默无闻地献身,也许一辈子都不能说出自己干了什么,但是,他别无选择！

郭永怀问：“什么时候过去？”

钱三强说：“越快越好！”

从此,郭永怀从科学院消失了。他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工作,成为独挡一面的领军人物。

钱三强又把目光盯向了他在原子能所的两位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向二机部党组推荐这二人,说：“他们政治、业务都信得过,能够挑得起解决最关键问题的任务。”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他27岁时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行径,使他感到窒息,刚拿到博士学位,他就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程开甲、李政道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期间,他动员妻子捐出了家中全部的金银首饰和重达10几斤的银元支援抗日。1956年,他进入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回国前,他担任这个著名研究所的副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造诣,并在此期间,他领导的三人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科研成果。不仅如此,在苏联时,听说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他专程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见到刘晓大使,拿出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一万四千卢布,托刘大使转交给国内……

回国之后,王淦昌准备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有人预言,照这么走下去,王淦昌离诺贝尔奖并不远。

刘杰拉着钱三强一起,约三淦昌谈话。在刘杰的办公室里,刘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接着讲了中央的决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