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炎三年三月的下旬，广南东路惠州东北的山林中，有一队人马在前行。他们的神情很疲惫，看得出来他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在一个山凹处，他们终于停了下来休息。

一个文秀的年轻人从队伍的前面快步行来，向散坐着的队伍中间的两人走去。这两人之中，右边的那位身材中等，文士打扮，可是他的眼神会告诉你，他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虽然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哪里，但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无法轻易忽略他的存在。

而左边的那位却又很是不同。这个人的肩，也许并不比他旁边之人宽，但个子要高，他的眉毛斜飞入鬓，肤色如果不是久处艳阳之下，一定会很白皙；虽然磨难使他的神色有些憔悴，但他的眼睛依然那样奕奕生辉，那样的令人温暖，使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禁不住会有亲近感。代表文人的文衫仿佛就是为他这种人而出现在世上，穿着在他的身上，文人的飘逸就不再是书中的描画。只有他抿着的嘴唇和挺直的鼻梁会告诉你，他骨子里还有一样你可能会忽视的东西。

“萧资，前面情况如何？”他问道。

“相公，吴将军来报，此处离惠州已不远。同时他还带来了杜将军的消息，现在惠州城里没有什么动静。”那个叫萧资的年轻人恭敬地答道。

“好。”这人兴奋地说道。

转过头来他问边上的人：“凤叔，你看呢？”

边上的哪人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一切照旧。”

这个被称为“相公”的人，就是目前仍处于挣扎状态下的帝国前右丞相文天祥，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同乡老友邹。

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江西吉水人。宋宝四年（1256年）他在殿试中被理宗亲定为第一，中状元后改字宋瑞，而以天祥为名。

吉水是一个文风鼎盛之地，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就出生在这里，其后又出了著名诗人杨万里。但吉水同样也出了宋代几个著名的忠臣，比如杨邦和胡铨。

杨邦知道的人不多，他是政和五年(1115年)的进士，在建炎三年(1129年)任建康通判时，由于留守杜充等人投降，不幸为金兵所俘。金军元帅、也就是那个著名的金兀术劝其投降，但他严词拒绝，并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了“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之语。兀术大怒，把他处死，并剖取其心。

胡铨则更有名，他和杨邦是同时代的人，但比杨邦要小。在建炎二年的殿试中，赵构也曾想点他为状元，只因有考官认为胡铨的言词过于直率，而把他排在了第五名。

这个考官还是很有眼力的，他以后会见识到胡铨真正的直言。

同样是在建炎三年，隆裕太后为躲避金兵追击，逃至吉州（吉安市）。正在家中守孝的胡铨闻讯后，立即招募义勇入城固守，抵御金兵。由于胡铨抗敌有功，他于绍兴五年（1135年）升任枢密院编修官。

绍兴八年，时为丞相的秦桧派王伦、孙近前往金国议和。金国除在议和书中提出南宋每年要进贡给大金国二十五万两白银、二十五万匹丝绸等条款外，还以主人的口气称南宋为江南，并要求高宗赵构脱下龙袍，改穿臣服。更过分的是，他们竟然还要赵构跪接金国的国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诏谕江南”事件。

此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胡铨在得知后，立即写了《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呈赵构。在这篇后来名闻天下的上书中，帝国当年的愤青胡老大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构，他与奸臣秦桧不共戴天，要求赵构砍下秦桧、王伦、孙近的头以谢天下，并告诫赵构：“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

这篇奏疏一出，不仅“当日奸谀皆胆落”，而且使“勇者服，怯者奋”，胡老大的忠义之名更是一时间轰动天下。金人闻讯急忙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失色”，连连惊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直至二十五年后，当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时，仍忐忑不安地打听胡铨的情况。

胡铨的这份奏疏后来也被称为“斩桧书”，它不但震惊朝野，也使得秦桧惊恐万状。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一手把持的朝廷中还有不怕他的人，而且这个人竟然还向皇帝死谏要杀他。

此后，尽管秦桧极想尽早除掉胡铨，但又怕这样做会造成群臣不服，于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加于胡铨，将他管制（其实就是软禁），并一贬再贬，最终将他谪贬到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琼州的吉阳军（海南省三亚市）。

胡铨被流放了整整二十三年，直至宋孝宗即位才被起用，后以资政殿大学士致仕。

这位南宋的愤青在千禧年的元月，江西省选评本省千年之中最杰出的十位历史名人时，被评为“脖子最硬的人”。但他当年一定没有想到，他和杨邦的事迹在百年后是如何激励他的一个同乡后辈的。

文天祥高中状元后，也遇到了父丧而回家守孝。当他三年后再度出仕时，北元也开始了灭宋的过程。但这时的帝国已无当年岳飞之类的栋梁将才，而且帝国本身也已病入膏肓。

宋瑞为官的过程很不顺利，多次因他的率直而被弹劾免职，他就像他的同乡前辈一样，不惧权臣，最终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贾似道，并在贾似道指示的言官弹劾下，被迫致仕回家。

然而，又过了三年后，当元军大举进攻，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时，这位“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的风流文士，却散尽家财，招募壮士组织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勤王。而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堂堂帝国数以千计的官员，前来勤王的只有他和张世杰两人。从此帝国存亡断续的责任就放在了他的肩上。

在临安，陈宜中等人一方面向元军求和，一方面自己纷纷跑路，结果当帝国需要有人前往元军谈判时，竟然无人可派，宋瑞毅然临危受命。但这位胆气过人的状元，此时谋划的却是：在“战、守、迁皆不及施”之际，希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只是他没有想到，他为当时更老谋深算的伯颜所看破，以至于被扣押不能返回宋营。而在这同时，他散尽家财所招募的义兵也被朝廷下令解散。

当宋瑞在杜浒等人的护卫下，九死一生的逃回来想力挽帝国的狂澜，却又受到陈宜中的排挤，但他还是毅然离开行朝在外为帝国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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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朝成立后，之所以面临的局势越来越坏，除了外临强敌，另一个原因就是内争不断，这里面就有陈宜中和文天祥之间的矛盾。

陈宜中在行朝成立后主政，文天祥和他随即就在行朝的发展方向上产生分歧。文天祥本打算回温州发展，寻机收复浙东、浙西地区，因此使部将吕武招豪杰于江、淮，杜浒募兵于温州。但陈宜中不同意，因为当初弃温入闽是他的主张，他想倚靠张世杰所部来收复浙东、浙西以洗刷自己的错误，所以借朝会商议如何进取的时机，建议使文天祥开府南剑。于是文天祥辞去了此前右丞相兼枢密使之职而改任枢密使、同都督，离开行朝，单独开府南剑州，以图经略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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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一年兵败空坑，他收拢残部，辗转至循州，驻军南岭。为了躲避元军的追杀，所部一直在崇山峻岭中活动。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虽然军中将士并没有多少怨言，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他又无法联系上行朝，派人出去打探也只听说朝廷已下海远遁。

前几天探子来报，有消息说宋军已回师沿海，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召集邹、陈龙复、赵孟、刘子俊、杜浒、林琦、萧资、张唐、熊桂、吴希、陈子全等人商量。众人在商议中多认为应该向沿海靠拢，最好能和行朝联系上，背靠朝廷也好有个依靠。只是也有人担心行朝是不是欢迎他们。

听着他们的议论，宋瑞心中十分苦涩。他们就像没人管的孩子，被抛弃在外，其实每个人的心中还是想和朝廷在一起的。但朝廷呢？就在一年多以前，根本就容不下他们，逼着他们另谋出路。

杜浒在转战中和自己失散，迫不得已找回行朝，结果还被怀疑是脱逃，差点被杀，最后总算还是把他送回到自己的身边。这个行朝啊！

说实话，他也并不喜欢待在朝廷中。在他看来，国事一坏再坏，和朝廷中的某些人脱不了干系。元军压境，不思积极备战，整天想着议和，白白浪费许多大好时光。遇事光空口议论而不作为，动不动还以台谏来弹劾人；别人做事吧，没有帮助只有掣肘，像他们哪样如何能完成复国的大业？

但眼前的困境又不能不解决，上个月潮州失守，黎贵达秘谋投降，虽被杜浒发觉并诛杀，可是他和部下的形迹已暴露。潮州唆都指派陈懿开始搜寻自己，西边的吕师夔，边上循州的刘兴，梅州的钱之荣也都蠢蠢欲动，北边塔出亲自坐镇江西就等自己自投罗网，而往南其实就是大海，说是陷入绝地并不为过。跟随自己的可都是忠义之士，自己说什么也要尽量把他们带出困境。

众人议论了一番就把目光一起转到文天祥的身上，宋瑞和邹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和凤叔先前也商议了一下，说实话，刘兴和钱之荣我们还真的没有看在眼里，但我们的困难是军械和粮食严重不足。”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向南，因此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小儿文避派人找到了这里，他和家母正悄悄地躲在惠州避难，据来人所说，哪里有钱监、锡场和盐场，而且只有一些不多的靼子官员守在哪里，我们正好可以一举将它们夺下，补充补充我们自己，同时从哪里再派人和朝廷联系，路途也近些，你们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