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桑哥恭送出府的叶李，之后并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直接来到了相府。他立刻就被下人引入了正在养病的安童卧室。

历史上的安童，在至元十二年，因为和阿合马在朝政上的矛盾缘故，被忽必烈派往边地，辅佐皇子那木罕，防备海都和昔里吉等人的叛乱。

由于当时拖雷家族内部的一些人，自身也在摇摆不定，结果安童和那木罕一不留神，在第二年被忽必烈的侄子脱黑帖木儿（拖雷庶子的儿子）、药木忽儿（阿里不哥的儿子），以及蒙哥的孙子撒里蛮等人给抓了起来。一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初，才被放回（本书中提前了一年）。安童在此期间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身体始终不是很好。

从叶李被引进屋开始，安童就一直平静地看着他，而叶李显得也很坦然。

在大都所有的南来之人中，叶李的确有点特殊。除了最开始时与其他人交往很少外，此后谁都没有他和朝中的重臣交往密切。尤其是与桑哥，颇受众人的侧目。

可叶李始终对此非常坦然，因为他觉得，朝堂上可以不算，朝堂之外的每一次和桑哥见面，都是桑哥来找的他，他自己从来就没有主动过。

其实对这一点，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安童，也都心知肚明。

叶李原本是在宋亡后，安童奉忽必烈之命，亲自写信招来大都的“江南遗逸”之一。来了之后却和自己的政敌走的很近，安童自然内心里很不舒服。

但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采取诋毁的做法，是由于他知道，桑哥之所以经常找叶李，也是奉有大汗“遇事不明，可以多向叶李请教”的旨意。

而后来让他颇为欣慰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叶李不仅积极地出谋划策，并且在不经意间，还表露出了对桑哥相当感冒的态度。更有很多桑哥要做、或正在做的事，恰恰是叶李告诉了自己。

就像现在，落座后叶李轻声说道：“在下今日见了桑哥。尚书省哪里，眼下各项举措也多不顺，在下左思右想，为朝廷计，就在盐、茶诸事上，给他们出了点主意。……”

躺在床上的安童微微点了点头。

“至于粮食，在下听了之后以为，朝廷每年的屯田所得，还有些盈余，此时应当充分利用起来。这样，至少在大都，能将此事继续下去，先安定大都的人心，然后再推行到各地。”

安童的眼皮跳了跳：“先生之思维敏捷，我等的确不如。”

他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这个建议原本是自己提出，可大汗却把事权交给了桑哥。但口中仍然说道：“如今是多事之秋，国用艰难。先生的献策，对朝廷功莫大焉。”

听了他所言，叶李连忙推辞：“丞相过誉了，这些都是在下该做的。”

随即他又言道：“今日所谈尚书省的事，也令在下想到，若商人肯出钱购买朝廷的国债，或者将钱存入钞行，只要达到一定数额，朝廷自可将盐引、茶之榷营，优先发放给他们。如此，朝廷的国债发行必将得以改善，钞行也可得到进一步的推行。”

安童的眼睛终于亮了起来：“若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佳策。”

叶李再度将宽慰送上：“丞相放心，在下身上仍有尚书省的任职，自可从中行事。”

安童立刻点了点头：“如此就拜托先生了。”

……

叶李其实知道，安童在此时病倒，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病，或者说是“急”的。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安童，都没有想到，北元在上一年曾寄予厚望的“国债”和“钞行”这两个举措，在实施中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

事实上，尽管有着安童在朝中率先购买国债、并把自己的部分家产存入钞行的示范行为，而且所有的北元朝廷官员也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这样做，但之后却并没有出现事先想象中的、天下之人踊跃前来的场景，甚至只能说是门可罗雀。

这不仅让忽必烈大失所望，就是安童和叶李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一个举措，琼州哪里弄得风生水起，比如那个国债，他们左一次发行，右一次发行，甚至有时候一年都能弄两次，自己这边却如此惨淡？

安童和叶李都曾经重新细致地梳理了宋廷的做法，希望找出其中的原因，看看是否还遗漏掉什么重要关节，可他们却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安童和叶李在这件事上的短板就在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琼州得以实施的环境。

琼州是在景炎九年和景炎十年分别推行国债和宝行这两个举措的，而在此之前，某人实际上已于景炎四年实施了货币改制，其后在下辖之地中不断地投放货币，这就使得社会上有了相当多的余钱。

只有社会的人群中有了余钱，才能来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

同时琼州又授予前来流民以土地、且在景炎五年就开始实施粮食的“榷卖榷买”之政，于四、五年的时间里，使得除了官员之外的众多百姓，手中也有了一定的余钱。

人越多，越容易在某种引导下形成一种风气，使得整个政策得以顺利地实施。

事实上，国债和宝行之所以能在琼州顺利实施，主要是有宋军这个“急先锋”。因为从景炎四年年底他们开始抄掠东南，数年下来战利品的分配，再加上所谓的军功授田，以及军俸，军中不敢说人人是个富翁，却也能揣上几个小钱。

所以当初某人才会鼓动他们：“有闲钱就弄点，这不会吃亏。”

但是，一旦十几万的宋军积极参与进来，事情立刻就扩大了，因为他们牵涉到的，至少是十几万个家庭。从这些家庭再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朝廷之后保证相关的信誉，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也想参与的人就会更多，因此，虽然宝行的进展并不能算是特别的显著，可国债的发行真的是一茬接着一茬。

反观北元这里，它的货币发行量原本就低于宋帝国远甚，社会上的余钱本就不多。而在蒙古人的盘剥下，众多食不果腹的百姓根本就没有参与的经济条件，仅仅依赖一些有钱的官员，相关的举措推行不下去，或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此外，宋、元双方经济上差异，南北富庶的不同，江南在商业上更繁荣、商人更多，都成为双方的同一个政策实施，出现极大效果不同的客观因素。

后世同样有学者认为：这个差异的存在，是导致宋、元双方，长达近百年争霸最终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在北元的叶李，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没有选择。因为作为一个“外来之人”，他既得罪不起身为国师的桑哥，更得罪不起蒙古人的安童，在许多事上只能左右逢源。但这也使得他对北元朝廷内部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能自由地选择，叶李一定会完全投到安童这一边。因为他早已认识到：在看似安童这个朝廷丞相被赋闲的背后，其实多半是忽必烈的一种保护。

忽必烈交给桑哥做的，都是一些“棘手”之事啊。

叶李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所以他已经在有意识地靠近安童。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心思更多地用到了安童这边。这也是他刚离开桑哥，就进安童的门献策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叶李肯定没有想到，他给安童、桑哥所献之策，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杜浒的军情司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杜浒等人在以后能够大张旗鼓地于草原上收购皮革和羊毛。

他另一个不知道的事，就是安童的病，的确是“急”的，却不完全是因为“国债”和“宝行”的推行。

安童毕竟是北元的丞相，有些甚至是连桑哥也不知道的事，他是绝对能够知道的。

安童非常清楚，北元上一年在南方的战事，进行的很是不顺。伯颜竟然在灵璧城下受挫，被迫放弃宿州，退守彭城。

自此，形势忽然变得逆转，襄樊方面的张世杰所部宋军，开始大举向襄阳进攻。

而盘踞在重庆的宋军，尽管一直动作不大，却始终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哪里最令人可虑的，就是云南宋军的下一步动向。一旦他们也向川中进军，整个四川都将岌岌可危。

正是有鉴于此，安童在和忽必烈秘密商议后决定，借鉴蒙古过去联宋灭金的做法，派出使者绕道前去安南、占城和缅国，鼓动他们在宋廷的背后出手，以期缓解川中潜在的危机。

安童的“急”，其实是他知道，北元已经在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叶李所献之策，不仅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而且还能安定大都的人心。因此就算他内心里有不舒服，从朝廷的大局来考虑，他也根本不会在面上表露出来。

但是，限于时代的眼界，还有另一件事，叶李和安童、甚至是忽必烈，均没有认识到。哪就是：货币的稳定，或者说是否被接受，同样是与战争的胜负相关的。而这，正是后来北元经济彻底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