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王一山又接到了周颖和吴卫东的信，这次两个人的信是放在一个信封的。原来，吴卫东已经调离原部队，到北京卫戍部队担任副指导员了。他工作的地方刚好离海政不远，如果没遇上周颖外出演出，倒是时常可以与她见面。他们俩个还一起到北海公园游玩了一圈，这次终于吃上全聚德的烤鸭了，俩人都表示特别特别想念王一山，希望能有机会三个人再好好聚聚。信里还夹着周颖和吴卫东的在北海公园的合影：两人并排站在柳树下湖畔边，周颖穿着深灰色的军服，英姿飒爽，眼角有掩不住的笑意盎然；吴卫东则一身橄榄绿，腰杆笔直，自有一股昂扬的军人气势。周颖在信中，一如既往啰啰嗦嗦地说了好多文工团的事情，最后问王一山想不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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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山看着周颖俩人的照片发了好长一会儿呆。他当然想家，也想着周颖，只是不可能对她说。天真无瑕的孩童时代，懵懂的青春期，可以说自己成长的印记里，每一处都有周颖的影子。当时两人惹了祸，心里被害怕、担忧占据着，他无暇多想；后来北上，紧接着到兰州，赴陕西，下连队，又是紧锣密鼓的训练，整天累得像条狗，沾床就睡。也就是后来的这段时间，慢慢地适应部队的生活之后，慢慢地想起很多很多事来，家里的，学校的，更多的是与周颖在一起的时光。

难道这就是恋爱？难道自己爱上周颖了？王一山自己没有答桉，他说不清道不明，只觉得自己的心思有点乱。

给吴卫东回信时，王一山写着写着，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要不，请卫东哥想想办法，帮他也调去北京部队去？真要落笔时，他却写不下去。他想起蒋其光，想起吴诤，感到很羞愧。当时在他们面前那么雄赳赳地表示对军队的热爱，现在还没干出什么成绩，怎么好意思提调动的事？

但是，什么才算是干出成绩？王一山很困惑。难道真如林立强说的，只有提干一条路？如果是这样的话，王一山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他虽然入伍不久，但天生脑瓜子比一般人灵活，很多事情看在眼里，他也琢磨出一些道道来了，现在部队的情况和上一辈人越来越不一样，也越来越复杂了。

从1967年后，运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局面。这时候，又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1967年2月，在***碰头会上，“三老四帅”就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当权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针锋相对的争辩。此后，中央文*小组全面取代***的职能，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甚至出现了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情况。

军队的政治学习任务越来越繁重，团长刘光明为此吃了不少憋。新来的政委叫陈为民，组织一批政工干部在党委扩大会议狠批了刘光明和张耀东政治学习意识澹薄。言之凿凿指出中央文件要求部队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要做到“五五”开甚至“七三”开，特务连却始终保持全训，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军事主义路线，严重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

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之后，特务连日常管理彻底变样了。政治学习，背诵语录和革命口号高于一切。每个人每天都必须“早请示，晚汇报”。

吴全有提干后，陈二虎接替他成了1班班长，刘展华被提为副班长。作为班长，陈二虎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带领全班战士“汇报”、“请示”。大家面对着画像站立，右手拿着红本语录放在胸前，由陈二虎“领读领唱”:“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他老人家——”

一大家一起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陈二虎再大声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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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一边齐声大喊，一边连挥右手三次，表示祝愿。

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毛**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颂歌后，陈二虎就带着读语录，一般会连着读几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任务或当前形势。如果当天班里有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连里要求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晚汇报”的程序也基本相同，只不过所读的语录大都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

紧跟着热火朝天的政治学习，“三支两军”运动也开始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目的是协调地方两派斗争，帮助工厂、学校恢复正常秩序。特别是在学校开展军训，把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带入校园，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老一团派出去的队伍越来越多，整个团只剩下了特务连、机炮连、通信队、运输队和各营的留守人员。往日喧嚣严整的军营变得静悄悄的。小兵们在操场偶尔只看到团长刘光明背着手，黑着一张脸在四处熘达。

为了保证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五五开，特务连警卫排担任团部警卫任务，其他的班排白天大半天学习着作，重点解读老三篇；下午出操练习一下体能或者其他基础项目，晚上读报。偶尔去团部农场帮忙翻地、下种。日子和以往那轰轰烈烈杀气腾腾的氛围大不一样。吴耀东像一个炸药包，天天瞪着眼睛，谁也不敢找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