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大型建筑的设计，在美学追求上我是不赞成摒弃理性，走某些西方设计师的那种非理性路数的。依我的眼光看去，西方标新立异的新建筑，也是能“讲出个道道”的要顺眼一些；倘“全然没有道理”，虽激赏者在旁啧啧赞叹，我也还是不能共鸣。比如法国巴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它仿佛是一个没有皮肤，裸露着全部筋腱血管神经的活体，乍一入眼真是吓人一跳；然而它的美学前提中依然有着理性，似乎在昭示着我们：功能性本身，便一种美；与其矫情地包装，莫如坦然地直露。我能接受蓬皮杜文化中心。可是我在美国却看到过一栋据说投资不菲的建筑物，设计者自称其灵感源于他的一个梦，那便是完全“不讲道理”的非理性“杰作”；我实在不能欣赏，而且怀疑它的功能性是否得以充分实现。

在建筑设计的美学旨意中体现出理性是必要的，但搞不好弄成了图解主题，那也不好。比如20世纪50年代建于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它用两个塔体图解“二”，用每塔七层来表示“七”。这是很笨拙的构思。“二七”大罢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力量的一次动人心魄的大展示，本是可以激发出丰富创作灵感的，无论是从中国古典浮屠或西洋方尖碑上，都可以找到许多可借鉴的素材，“二”和“七”这两个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七层双塔的设计实在是胶柱鼓瑟。再如20世纪80年代北京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用一个竖高的楼体图解“城（工）”，再用一个较矮而宽的连体楼图解“乡（农）”，再用一个将二者环围的裙楼，图解“城市（工人）老大哥和乡村（农民）亲兄弟组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这样的构思实在生硬。结果是经常有外地朋友问我：“你们公主坟那边的庞然大物是个什么建筑？怎么那么难看？”我去年在某城看到了一栋新落成的市府建筑：用一个圆柱形的楼体表示“一个中心”，然后两翼展开表示“两个基本点”，左右前廊则有四根跳眼的圆柱，那是表示“四项基本原则”……图解到了这般地步，让人怎么评说好呢？

我们的城市建筑设计的确应当努力体现出时代精神，确实应当富有健全的理性并尽可能使大多数市民喜闻乐见，特别是公众共享的大型建筑，在设计构思中应当有一个“主题”，但那不应是刻板的图解，更不应是冷冰冰的“说教”。我们的设计师们应当从我们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建筑语言的承传中，从外民族的优秀建筑语言的借鉴中，升华出富有独创性的“建筑诗句”来。中国古典美学很讲究所谓的“理趣”。中国古诗，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古画，如郑板桥的墨竹图；中国古曲，如《十面埋伏》；中国戏曲，如《除三害》……都是在极精美的形式中，蕴含着强烈的“理趣”。中国的传统建筑更是如此，比如北京的天坛，其总体布局与每一建筑本身，无不关合着“天道”，然而却也并非在那里生硬图解，而是给观赏者留下了非常宏阔的想象余地，蕴含着丰沛的内在美张力，可以说是古建筑中最具“理趣”的典范。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汉朝王充语），“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西晋挚虞语），“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南朝梁刘勰语）……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思想，至今对我们的建筑设计师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刘勰的这句话，一方面他认为值得去体现某种本质，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谆谆告诫我们，不要直露地图解，而应当发挥艺术想象力，用“侧附”（另辟蹊径）的办法，营造出理趣来。

1959年北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设计建造出了“十大建筑”，那时意识形态对设计者的构思不消说是起着统帅作用的，但也并没有因为要鲜明地体现“主题”，便一律生硬板涩。其中有的作品，比如民族文化宫，我以为便不失为一个摆脱了肤浅的图解思路，而在生动活泼的构想中达于理趣境界的佳作，过了三十六七年再来欣赏，仍不觉得它落后。它的最大优点，还并不在比如说其中央高耸的亭子顶塔楼，你可意会为“中华民族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的，而是它难得地在楼体、楼体与楼前空间、楼体的功能性构件与装饰性部件之间、各部位线条与色彩的处理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整合为了一个可称之为“大和谐”的旋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富于理趣的优秀建筑设计例子更多，比如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基本上是一组现代派的建筑，在建筑物的外貌上你找不出任何关合于“中国”“国际”“贸易”等的符码，然而它几个高矮不同的楼体上的巨大弧线，以及所采取的大面积浅褐色玻璃墙面，在北京固有的天宇下书写出的建筑文句，引逗出了北京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想象外部世界的“意识流”，这效果就难能可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