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在操场礼台上向燕京师生发表演讲时，台下的数千学生都是鸦雀无声的。比起崇祯身上所戴着的皇帝光环，学生们更为关注的是皇帝话语中的意思。

自太祖皇帝之后，大明历代皇帝视察国子监的次数，大约还不及崇祯一年巡视燕京大学的次数。而和太祖皇帝要求学官对于监生的严厉管教不同，崇祯对于燕京大学的学生都是持宽容的姿态，甚至还授予了燕京大学几项特权，在大学校园内任何人不得行跪拜之礼；未得校长同意，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内抓捕学生等等。

崇祯试图以此来塑造燕京大学学生独立的人格及自由开放的学风，应该来说他的努力并不是没有回报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于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兴趣，是远远大于对科举入仕的兴趣的。

当然燕京大学的学生们能够做出这种高姿态，是和他们不必进行科举就能凭借自己的毕业证书，进入学校、海关总理衙门、内务府名下的产业、海外属地官署任职分不开的。在以上这些衙门中任职，同样享受进士官员年资履历的待遇，甚至于在校友的互相推荐下，他们比进士出身的官员更容易进入皇帝的视野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坐在一起谈论怎么考中科举当官的士人们极为鄙视，就好像从前读书人鄙视金钱一样，学生们也将这些旧文人视为了读书人中的商贾，把知识当做了商人手中待价而沽的货物，试图卖上一个好价钱，完全脱离了当初夫子教化天下的目的。

燕京大学学生们的这种态度，正渐渐成为京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南方士人中的名士、名妓和科举至上的价值观念，正被北方大学的学生们鄙视和颠覆。而南方士人所推崇的诗词歌赋，也正从衡量个人学问的标准变为了自娱自乐的文学小道。

今日北方学子们所推崇的学问，要么是教导人们了解自身所处世界的真实面貌是什么，要么是如何利用自然规律来帮助人们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又或是制作出一种减轻人们劳动负担的机器造福群众。

总而言之，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初步有了一个共识，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出现的大多数问题，最终推动社会前进到大同世界，而不是为自己弄个官身剥削百姓或是光宗耀祖。

这种风气上的改变，使得北方士子们更乐于报考燕京大学，甚至于有人认为考上燕京大学的荣誉和科举中榜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而燕京大学推崇实学的风气，也使得不少厌恶理学的南方士人纷纷前来游学。

在皇帝保护下茁长成长的燕京大学学生们，自然比那些校外的士人更为爱戴皇帝。他们爱戴的不是朱由检头上的那顶皇冠，而是朱由检给予他们的这片自由追求学问的热土。

而皇帝今日对他们的演讲，更是激发了这些学生们心中隐隐被燕京大学培育起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情结，让他们的心情澎拜不已。台下人群中入京赶考的王氏三兄弟王介之、王参之、王夫之，和北上游学的复社成员顾炎武、归庄，听到皇帝演讲完毕后，身边如雷鸣一般的鼓掌声，也不由微微色变。

离开燕京大学之后，返回寓所的路上，顾炎武不由叹息的向好友归庄说道：“像陛下这样的人物，又怎么可能会被身边的小人所蒙蔽。看来魏忠贤复出一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啊。”

归庄也是心情有些沉重的回道：“这么看来，陛下对我江南的名门望族恐怕是怀有着很大的成见啊。宁可冒天下大不为，也要用魏忠贤整治我江南士绅，真不知道，要如何扭转陛下的成见了…”

和愁眉苦脸的顾、归二人不同，听了皇帝这番演讲的王氏三兄弟，心情却极为振奋。繁华且充满了各种学说的京城，比起沉闷平静的衡阳实在是让三兄弟大开眼界。燕京大学里那些闻所未闻的知识和实验，更是让三人觉得此次北上没有白来，即便是此次没能中举，三人也觉得不虚此行了。

相比之下，这些日子来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加上今日听到的皇帝演讲，都比他们听到父亲和叔父升官的消息，更让他们惊喜不已。于是到了晚间，等到王朝聘和兄弟王廷聘返回寓所时，听到自己三个儿子还在讨论着白天皇帝的演讲之事。

王朝聘不由对兄弟莞尔说道：“陛下今日在燕京大学内的演讲，看来是真的触动了人心了啊。”

王廷聘却有些担心的对兄长说道：“小弟却担心，南北士人之间的隔阂却要加深了。陛下虽然要求大家放下门户之见，但是朝廷颁发的改革政策却都是利于北人而不利于南人。陛下今日的演讲，也是偏向于燕京大学的学生而不是学校之外的士人。

我很是担心，兄长被任命为教育委员会成员，这个时候恐怕就要站上风口浪尖。科举制度实乃是天下士人的进身之阶，想要在这上面进行改革，恐怕是要犯众怒的啊。”

王朝聘渐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表情严肃的说道：“话虽如此，但是圣恩难负啊…”

京城中原本因为燕京大学中教学问题引起的争论，在崇祯的及时灭火下算是被压制了下去。不管是耶稣会的传教士，还是伽利略和他的弟子，在这个异国他乡还是保留了几分余地的，毕竟他们在中国都没有可靠的民间基础，可以供他们驱使战斗的。

而皇帝的公开表态，不仅获得了燕京大学学生们的支持，也算是打消了某些人想要借题发挥的另有所图。在大明京城的社会风气逐渐变得奋发向上的时候，沈阳的日子却是过的一年不及一年了。

天聪十年二月初，黄台吉收到了来自北面的坏消息。他去年秋末派往黑龙江流域扫荡虎尔哈部族的人马：其中一路兵丁沿嫩江北上，同边镇摩尔根城的地方守军汇合，然后越过黑龙江抓捕黑龙江左岸的虎尔哈人。但是一向武器简陋装备低劣的虎尔哈人却装备了威力巨大的火绳枪和长矛，再结雅河口伏击了后金这路兵丁后，便烧毁了河边的村寨退向了结雅河上游。使得这一路军队付出了30余人的伤亡后，只抓获了百余名虎尔哈丁。

而另一路兵丁则沿着松花江而下，扫荡三姓城到松花江河口，再沿着黑龙江到乌苏里江河口的这一带，将当地的虎尔哈村寨及明人的堡垒都拔除掉。由于担忧明人的武力，这一路兵丁的数量足有12个牛录，还从松花江流域征召了近六、七百部落兵，总数达到了1400人之多，还携带了两门虎蹲炮。

应该来说，直到被当地虎尔哈人称之为伯力的乌苏里江河口前，这一路人马都是极为顺利的。除了迫降沿河18个村寨之外，还抓到了12名明军放置在松花江河口的前哨守兵。

但是等到他们抵达伯力之后，才发觉明军在乌苏里江右岸的图勒密山修建起了一座木石结构的城堡。乌苏里江的右岸除了江边的一小片平地外，其他地方都是山地和原始森林。图勒密山上的明军堡垒，刚好控制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的平地。

也就是说，凭借着这座堡垒，明军就将黑龙江下游河道及乌苏里江的下游都控制了起来。带队的后金将领穆尔察观察到，明军虽然在这里修建了堡垒，但是好在还没有全部完成，堡内驻扎的士兵不会超过两百人。

虽然后金军队在地利上处于劣势，但是在人数上则占有着优势，且现在不将明军的堡垒攻下拆毁，来年明军的堡垒就更难以攻下了。

穆尔察的观察和判断都基本正确，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曾想到，堡垒中的明军会这么坚韧。不管他如何绞尽脑汁，使用了什么样的进攻办法，后金军队也始终没能站上这座明军堡垒的城头。

当今年一月份明军的援军出现后，穆尔察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围困这座堡垒的计划，因为长时间的野外宿营，使得沈阳出来的八旗兵丁冻伤冻病了近一半，穆尔察意识到继续在这里僵持下去，他的军队倒是有被明军反击的危险。

这两个接连传来的坏消息，令原本心情还算愉快的黄台吉心情顿时大坏。不管是虎尔哈人得到了明军武器的援助，还是伯力之战中明军以少敌多时展露出来的勇气，都让黄台吉意识到，他印象中那只由无能将领统帅的软弱明军正在迅速的消失，这对于后金来说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黄台吉虽然知道大明正在不断的恢复元气，但是他也清楚现在的后金除了等待之外，并无其他办法。

不过黄台吉也并不是就这么在沈阳城内干坐着的。天聪十年三月，有黑龙现于辽河，吐石碑于岸，随即腾空而去，岸边乡人因为好奇，便抬着石碑送到了沈阳城。

经过文馆一群儒生的研究，认为这石碑上的四个石鼓文字，正是“大清有德”四字。接着高鸿中、范文程及刚林、希福等人率文馆成员向黄台吉上劝进书，认为这是天授大任于黄台吉，汗王应当进皇帝位。

代善、岳托等大小贝勒也立刻率满蒙大臣跟着上了劝进书，黄台吉推辞了三次，于四月祭祀天地，宣布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但是黄台吉思考再三，最终并没有接受大臣们的劝进，还是保留了自己汗王的称号。

消息传到北京之后，大明朝堂上的官员们都极为震怒，认为黄台吉捏造天命，应当立刻派人前去沈阳问罪，并断绝同后金的一切联系。

当日崇祯并没有立刻表态，在沉默了一日之后，他亲自写文在大明时报上批判了黄台吉掩耳盗铃的举动。文章中说道：“…这种跳大神一般的把戏，不管天下人信不信，我想黄台吉大约是信了。

不过依靠这等小儿伎俩来愚弄后金百姓，后金的上层人士诚可谓是黔驴技穷了。努尔哈赤还能用武力来掩盖后金内部的四分五裂，并用辽东汉人的血肉去欺骗女真一族，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到了黄台吉这一代，居然已经沦落到要用谎言来愚弄本国的百姓了。古语云：胡人向无百年运。由此便可见一斑。对于这种自欺欺人的国家，大明又有什么可计较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