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相国寺外刺杀内大臣的事件，很快就沿着京都同各地相连的街道传播了出去，而这一事件也被民间称之为相国寺外之变。

各方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东日本各藩加上江户幕府，对内大臣被刺一事完全是一片茫然。他们都很费解，为什么尊攘分子要刺杀一个空有名声的公卿，这朝廷公卿完全无法妨碍到尊王攘夷的事业啊，更何况这位内大臣还是一位开国论的支持者。

就某种程度来看，倒是各地诸侯或是幕府派人刺杀他倒是更有可能一些。因着这种考虑，东日本各藩大名和江户幕府最初都保持了沉默，以免说错话后引火烧身。

西日本各藩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长州、萨摩两藩为主，认为刺杀内大臣的一定是另有其人，通过刺杀内大臣栽赃嫁祸给尊王攘夷的爱国者，顺便还威胁了一把朝廷，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阴谋。萨摩藩主张应该彻底调查此事，不可让内大臣死不瞑目。

而长州藩则更激烈一些，一些长州藩高级武士公然声称，刺杀内大臣和谋反没什么区别，谋杀了内大臣的人就是朝敌，天下人应当共讨之，其言论的矛头隐隐指向了大阪幕府。

至于尊王攘夷派内部听到消息后也是哗然，一些原本就对锁国论不满的藩士、浪人立刻将矛头指向了内部持锁国论立场的同志，要求他们公开交代是否真的派人前往京都进行暗杀事宜了。

这些锁国论者自然不会应承此事，不过尊王攘夷原本就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政治联盟，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头脑发热的浪人为了一朝成名而干出这等事来，因此锁国论者拒绝了前来质疑的开国论者要他们发誓的要求。

如果不是还有一部分比较冷静的藩士、浪人居中调和，各地的开国论者和锁国论者恐怕就要先干上一仗了。不过这些较为理智的藩士和浪人也没能压住两边多久，因为京都很快就公布了逆贼的名字。

这些尊王攘夷的志士原本是去行刺大阪幕府的幕臣的，除了少数人是真的为了日本的未来而参加了这次刺杀行动，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一朝成名天下闻的心态参加行动的。因此大阪幕府伪造长州藩路条时，记录下的这些武士名字和籍贯，倒大半是真的。

当朝廷把这些行刺逆贼的名字向天下公布之后，一时之间天下人倒是信了是尊攘分子策划了这次行动，特别是长州、萨摩两藩的一些武士认出了这些名字之后，事情就变得有些不可捉摸了。

首先就是日本各地的一部分开国论者宣布同锁国论者脱离了关系，声名自己要走的尊王攘夷之路和这些锁国论者并不一致。接着便是声势最大的中国地区各叛军开始各自为战，不再接受另一派的指挥，也不愿意和对方合作。

然而对于尊王攘夷分子打击最大的，还是原本一直被他们压制下去的富国强兵理论派，借着这个机会大肆攻击尊王攘夷分子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盗贼匪徒，是想要祸乱国家之后上位的阴谋家，他们所谓的救时之方，其实只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惜他人生命的破坏行动。真正想要把日本从现状中解救出来，还是应该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下，进行逐步的社会变革才是。

原本一直支持尊王攘夷思想的民众，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新闻和理论宣传下，终于有部分人慢慢改变了态度，开始重新选择立场了。当然，这些民众都是有些资产的农民和市民阶层，他们虽然支持尊王攘夷，但并不希望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否则他们的家产就会在动乱中付之流水。

这些人过去支持尊王攘夷分子，是因为在藩阀和幕府的压迫下，他们濒临于破产的边缘，很快就要滑落到衣食无着的底层去了。因此迫切的希望有人能够对藩阀和幕府进行反抗，从而给他们一些喘息的机会。

当他们看到这些尊王攘夷分子动起手来，似乎有可能先拿自己开刀之后，于是又干脆站到了幕府这边，希望自己能够苟到最后去。尊王攘夷分子内部和支持他们的底层民众的分裂，对于大阪幕府来说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特别是当油小路隆基带着，让大阪幕府出兵平息中国地区的叛乱，以告慰内大臣在天之灵的朝廷旨意抵达大阪时，大阪幕府也终于有了出兵平乱的大义，现在西日本各藩连反对幕府镇压中国地区乱军的借口都找不到了。

水野信古、池田光政分别代表五奉常和五大老的名义接受了朝廷的旨意，接着两人就要开始商议出兵平乱的事宜。可是和一心同体的五奉常不同，五大老现在可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自从大阪市民会议煽动市民把熊本藩领主，一心想要当幕后太阁的加藤忠广给赶出了大阪之后，大阪市民会议的议员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庶民的胜利，由于总督府出面的袒护，加藤忠广甚至无法对大阪市民展开报复，一时颜面大丢。

于是从那时开始，五大老就不肯进入大阪理事了，只是委派自己的家臣前来大阪轮值，时间也变成了每三个月轮换一次。这一时间段刚好是冈山藩首席家臣池田光政轮守五大老会议，但是对于出兵这种事，他也只能替冈山藩做出决定，并无法替其他四藩做出回答。

池田光政虽然只是冈山藩首席家老，可因为冈山藩藩主池田光仲才10岁，而他自己又是宗家鸟取藩的藩主，所以两藩之事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决定。应该来说，他的权力其实并不低于其他四藩领主，可是作为家康的外孙，他倒是很了解自己在丰臣幕府内的尴尬身份，因此在五大老会议中一直都保持着低调，并不愿意做出什么独裁的举动。

但这次上有朝廷的旨意，而叛乱又位于同本藩相邻的中国地区，因此池田光政倒是难得的同意了水野信古的一系列主张，以五大老轮值的身份同意了由五奉常会议主持出兵等事务，并向各藩发函，要求出兵相助幕府平乱。

池田光政的配合让水野信古也是有些意外，虽然对方使出拖延战术他也能够采取手段绕开，但终究没有对方的主动配合更有权威一些。

在前任大阪总督叶雨轩的设计下，太阁幕府的权力架构其实同传统的日本幕府有着极大的区别。叶雨轩是依照崇祯的意思，对于权力进行了分散设计，目的是使幕府各个部门无法获得压倒性的力量，从而团结起来对抗总督府的统治。

总的来说，就是总督府掌握了军事最高指挥权，最高司法裁判权，海关控制权力及对幕府官员的监督权力。而大阪幕府则拥有行政权、普通司法裁判权、军队建设及日常管理权力。由大阪市民会议转变而来的日本民议会则拥有税收权力和民事立法权，各藩代表会议除了审核民议会提出的各项议案之外，还拥有刑事立法权和征召义务兵的权力。

一眼看去，幕府的权力基本都在日本人自己手里，但如果离开了总督府的协调，这些部门就无法做出任何一项全体能够通过的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萨摩和长州两藩这么反感现在的大阪幕府，因为他们觉得本应该是由他们五大老会议掌控的权力，都被五奉常及民议会给架空了。

而民众对此感到不满的则是，但凡他们通过的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总是被大名和武士控制的各藩代表会议给否决了。这也是他们支持尊王攘夷分子，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对幕府进行打击，从而扩大民议会的权力。

当然，随着朝廷出面对尊王攘夷分子的驳斥，认为这些藩士、浪人是挂羊头卖狗肉，明面上叫嚷着尊王，但实际却是想要威胁朝廷，以图谋不轨之后，舆论的风向开始转变了，而民众的想法也跟着转换了。

水野信古和池田光政商议完毕之后，便和其他奉常进行了讨论，接着又和吉川幸助跑去了总督府，向周堪赓进行了汇报。

吉川幸助如此对周堪赓说道：“下官等经过讨论，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兵分两路，一路从陆上走神户前往中国，一路从海路前往九州再跨海攻击长州藩；在政治上则应该先以朝廷的名义迫使周边诸藩表态，然后再联合周边诸藩逼迫萨摩藩更改立场，然后联合萨摩等西南强藩合击长州一藩。

这一仗的目的不在于消灭几只中国地区的浪人、农民组成的乱军，而是要拆毁萨长联盟，并震慑熊本等西南强藩。打完了这一仗之后，下官希望能够对于幕府体制进行更改，由五大老及五奉常的松散体制，改为权力更为集中的内阁总理制度，效仿大明成立各部，以削弱各藩大名、武士的权力。

这样一来，幕府就能更好的从各地征购各种物料，以供应大明的需要。而且削弱了这些大名、武士的权力之后，也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从而减少这些农民对于幕府政策和外来者的怨气。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周堪赓思考了许久，终于还是觉得到，当前最为迫切的还是在于如何有效率的搜刮日本的物资，而不是考量如何更好的控制日本。于是点了点头说道：“可，不过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我不希望这场战争影响到明年的中日贸易。否则的话，我会选择和萨摩、长州两藩妥协的方案。”

“当然，大人。”吉川幸助压抑住了内心的狂喜，平静的回复道。这一刻，日本的命运终于回到了日本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