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日，在文化殿的皇帝办公室内，崇祯正在接见顺天府府尹毕自严。因为天气寒冷，文华殿内又没有火道，因此房间内摆放了一个青铜鎏金的熏笼，烧着上好的硬木料制成的红罗炭。

在这间被隔开的房间内，由于空间被缩小，因此仅仅一个熏笼就已经让房间内温暖如春了。在熏笼的上方还加装了一个铁皮制成的烟道，原本气味就很淡的炭火味道，现在更是难以闻到了。

“…陛下，刘重庆调任北京市市长，臣也非常赞成。但是以京城市政厅为主建立北京市政厅，还把宛平、大兴两县的京城部分划入北京市，是不是有所不妥？

京城市政厅虽然自成立以来分担了两县和顺天府的不少工作，但是自古以来朝廷治民，都是采用郡县制，百姓也早就习惯了县衙的存在。现在贸然让市政厅取代县一级的衙门，会不会让百姓对朝廷失去敬畏感？

自从京城市政厅在宛平、大兴两县设立商业法庭之后，商业纠纷的案子就从过往三天不到一件，变成了现在一天三十件左右。

如果让市政厅接管了两县在京城的辖区，那么失去了对衙门敬畏的百姓，会不会把平时的小纠纷也告上了法庭呢？这样的话，光是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耗去市政厅大量的资源。

京城乃是天子脚下，大明的首善之区，如果京城变得如此混乱不堪，那么大明其他地方又将会变得怎么样呢？陛下治国当以无事为上，不可使天下纷纷扰扰，让百姓人心浮动难以管束啊。”

朱由检认真的听完了毕自严的理由，这才开口说道：“毕卿的话说的很好，但并不适合今天的大明。与民休息，国初时自然是正确的，毕竟当时江山鼎革，数十年战乱之后中原人烟稀落，百里无鸡鸣乃是常态。

因此太祖不欲生事，才制定下了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二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荒无人烟之地也都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地方，甚至连以往人迹绝踪的深山大谷也有了人家居住。

今天的大明，不是朝廷不去干预百姓的生活，民间就会平安无事，可以安居乐业的。大明人口的增长速度，加上各地缙绅对于土地的兼并程度，这就决定了，我大明百姓无田无产，找不到出路的游民会越来越多。

这些人，在大城市里就会变成苦力和流氓；而在经济落后的地方，就会侵占山林毁林种地，成为地方上没有户籍的棚户；或是结成团伙，盗采矿山，成为抗拒官府的山寨。

朕以为，在这种状况下，朝廷越是想要天下无事，不愿意主动去管理，天下就越是沸沸扬扬。地方上的良善之民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会对朝廷失去信心。而那些恶势力则会失去对朝廷的敬畏，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勾结，想要取代朝廷在地方的官府，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

朝廷之政令如果出不了京门，地方上一边借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一方面又拒绝向朝廷缴纳正常的税赋，还有人道貌岸然的公然煽动民众对抗朝廷，说朝廷不体恤百姓，是苛政猛于虎，这样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毕卿不妨为朕解说一番？”

毕自严顿时沉默了下去，他不是对民生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反而因为熟悉实务，被东林党人认为是少有的通晓经济的官员。

崇祯所说的这些民间弊况，他不是有所耳闻便是亲身接触过。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士大夫，从小学习的便是儒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

自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对儒学不断的注解之后，儒家的礼教治国加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已经在大明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中根深蒂固了。

地方官府尽量不去干涉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安居乐业。除了极少数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民间发生的纠纷，最好能够让地方缙绅、宗族内部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给地方官介入。这就是大明的政治正确。

也因此，在大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中，官员在任内的诉讼案件数量，也成为了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所谓的政通人和，当然有些无能的官员便以此为借口，拒绝接受百姓的诉讼，来作为自己的政绩，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毕自严虽然比这些无能的官员要强，认为平息诉讼还是要立足于解决民间的矛盾上，但是他也脱离不了，把这些矛盾交给地方宗族自行处理，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使得百姓恢复过去的淳朴习俗。

但是这在崇祯看来，所谓的道德教化和恢复淳朴习俗，无非就是一个愚民政策，和让人安于本分，遵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罢了。

简单的来说，大家都知道红烧肉好吃，儒家认为如果每个都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会人人都想弄红烧肉吃，没人愿意吃糠咽菜了。

红烧肉一共就这么多，白米饭也只够一小部分人食用，大部分人平日里只能吃糠咽菜。如果人人都想吃红烧肉白米饭，不愿意吃糠咽菜，岂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斗争。就算有人一时侥幸吃到了红烧肉和白米饭，但是下一顿是不是还有的吃，谁也没有把握。

于是吃着红烧肉的士大夫们认为，只要让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滋味，甚至于认为红烧肉白米饭同糠菜窝头没什么区别，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

而为了能够长久保持自己吃红烧肉白米饭的权力，他们又制造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由上至下给最下层的民众带上了从肉体到思想上的枷锁。

只要民众保持对于封建礼教的敬畏，对于外部世界和社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他们就必然会依附和尊崇于本地的地主、缙绅和读书人，这也就构成了大明的统治秩序，也是千年以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之道。

毕自严作为大明士大夫中间的佼佼者，他能看出大明目前存在的问题，但是却无法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只能从中国历史的典籍中去寻找救治之途。他认为今天的大明之所以矛盾重重，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吏治腐败。而地方上缙绅的道德败坏，导致奸民群起而世风日下。

想要挽救大明的气运，还是在于重整人心，竖立道德上的标杆，希图恢复国初时政治清明的局面。但是他也并不认同，对活跃的民间商业进行全面的压制，恢复到某些道学先生推崇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纯粹农业社会中去。

毕竟他担任了亲民官这么久，比这些空谈阔论的道学先生们更为了解，今天的大明已经不能没有商业的存在了。南北经济发展的悬殊差距，使得北方失去了南方的粮食、布匹等货物，就会让百姓陷入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中去。

而且这一年来京城的变化，也让他重新树立了对于商业的认识，商业不仅仅在于互通有无，还能够给地方上带来大笔的税收，从而使得田不加赋而国用足。

毕自严所反对的是，崇祯过于抬高商人的地位，比如让商人自己探讨商业法律，并准许商人参与商业法庭的裁判，这无疑已经触动了士人的传统权力范围。

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过多的干预百姓的生活，把原本缙绅和读书人维持社会基层稳定的权力全部收归朝廷，这不仅大大的增加了朝廷治理地方的成本，还会破坏原本地方上的权力平衡，让朝廷和地方缙绅、读书人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毕自严当然清楚，现在地方缙绅道德败坏，不少原本应当是维持地方稳定的缙绅，现在已经成为了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对象。这些缙绅蓄养着那些游手好闲的青皮流氓，鱼肉乡里，夺人产业，甚至于连同一阶层的士大夫们都不放过。

皇帝的质问，实在是让他难以回答。他明明知道皇帝说的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长久以来被灌输的儒家教育，又让他很难认同崇祯的说法。

看着毕自严默然不语，朱由检摇了摇头说道：“毕卿既然现在还难以决断，那么就不妨先看着吧。左右京城都是在朕和朝廷的眼皮底下，就算是出了什么岔子，总还是可以再改回来的么…”

本就心思不怎么坚定的毕自严终于还是被崇祯给说服了，决定先让市政厅全面管理京城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送走了毕自严之后，崇祯让王承恩将山东巡抚沈宏所、同鲁肃王右长史张耀芳召了进来。待这两位官员进来之后，朱由检抬头细细打量了一眼。其中一位官员尚算年富力强，但是另一位却是头发花白，带着一副西洋眼睛，看起来身体颇为虚弱。

看起来年轻些的是山东巡抚沈宏所，而年老体弱的那位却是鲁肃王右长史张耀芳，接受了两人的行礼后，朱由检开门见山的对他两人说道：“朝廷准备对发源于山东境内的沂沭泗流域的季节性洪水进行治理。

初步设想是在河流上游修建水库蓄水，从骆马湖打通往灌河入海口的通道，从而分流洪水出海，保卫骆马湖周边、沂南、沂北的百姓家园和耕地，还可以把黄海夺淮后，此地因洪水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

虽然沂沭泗河流域涉及到山东、河南、南直隶三地，但是主要还是以山东为主。所以朕希望山东能够负担起治理河流的主要任务，不过沈巡抚向朕推荐了张长史，说你曾经对沂沭河进行过考察，并向他建议过治理的计划，所以朕请你来京城，想要听听你对治理这片流域的想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