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袁可立在国是会议上的表态完全出乎于东林党人的意料，会议结束之后，便有几位官员想要上前拦住他，询问他刚刚在会议上的表态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会议一结束，袁可立便匆匆离去了，根本没有给这些官员机会询问他。回到刑部的他更是对刑部的门房下了命令，除了本部官员因公事的求见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见。

袁可立的命令果然有先见之明，有一、二位官员就跟在他后面来到了刑部想要求见他，但是在门房的坚拒下，几位官员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终于还是悻悻而去了。

不过袁可立这天奇怪的举动，在数个月后便被人揭发了出来。盐引案结束之后，两淮盐场仿效长芦盐场改为股份公司制，袁可立的亲族和其交好的河南乡党，都在这间公司内入了股份。

事后这些河南士绅还振振有词的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当初朝廷在河南查办乱民案时，江南士绅却趁机在河南收购土地，这些土地大多都在河南将要修建的铁路线附近，这不一样是乘火打劫么？他们现在不过是一报还一报而已。”

这些事后争执，不过也就是让一些御史借机弹劾了刑部尚书一把，刷了刷自己的名望，并不能让这些河南士绅们把吞下去的盐业公司股份再吐出来。虽然到了近世，士农工商的界限已经不如国初那么泾渭分明了，但是士绅亲自操持贱业，依然还是一个忌讳。

因此即便是现在朝中的官员有不少人出自商户，他们从小到大也是绝不会去沾染家中生意，以避免被人拿住把柄攻击，证明他们没有踏入仕途的资格。至于家中的产业，不是挂在兄弟、族人名下，便是让家奴、妻族去经营。

盐业的利润丰厚，大明朝上下人等都很清楚。但即便是宗室、勋贵，尚且不敢明目张胆的经营食盐生意，那些江南士绅自然也需要通过盐商转一转手，来为自己牟取利益。两淮盐商3千万资本，一年9百万的利润，明面上看起来这些利益皆归于盐商了。

但是以每年盐商获得的净利500万计算，每10年就是5000万的利益，两淮盐业的兴起，是从1百多年前开中法废止开始的，扬州经营食盐生意的最久的盐商家族，也已经历经4、5代人了。

即便是当初这些盐商家族拿出1万两银子做本钱，以每10年翻一番的增长率计算，到了今天他们的资产也应该超过500万两了。毕竟直到现在，两淮盐业的产出依然没能满足市场上的需求。理论上只要资本不断投入进去，就能不断得到回报，直到市场需求被满足为止。

但事实上，扬州盐商虽然家资富饶，超过百万两家产的商人也就那么七、八人，倒是50-100万两之间的盐商数量超过了20余人。而百多年前，在两淮经营盐业生意的商人，规模超过10万两的，也差不多有10多人。

由此可见，这百年以来，两淮盐业净利的一半以上，是流入到了盐商背后的宗室、勋贵和江南士绅手中的。但是在天下人看来，这盐利却都被盐商们给吞下了，这便是两淮盐业的现实。

而河南士绅虽然在本省人口占据的比例较其他地区为大，但是出了河南之后，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且河南一向少有经商的传统，是以两淮盐业虽然利润丰厚，但是却同河南士绅一向没什么关系。

现在借着两淮盐引案的爆发，对两淮盐业重新洗牌，得到可以入股两淮盐业股份承诺的河南士绅们，自然立刻忘记了之前被皇帝教训的苦痛。

建立在封建庄园经济上的大明士绅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团结一致的阶层。毕竟封建庄园的实质，便是一个个独立小王国。地主士绅在自己的小王国内，掌握着对底层百姓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他们之间一样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

朝廷此次借着查办河南乱民案，对河南各县的士绅豪强进行了一次敲打，剥夺了不少士绅的土地，并直接流放他们去了海外荒岛。除了刚开始时，一些在地方上横行惯了的土豪劣绅，一度用武力对抗了朝廷的官兵。

但是当他们意识到，那些被他们召集来的庄丁，只能在平日里欺负一下乡间交不上田租的老实百姓，对上朝廷的官兵只是去送死，且还会激怒现在的皇帝之后，这些河南士绅便立刻选择了向朝廷屈服，然后帮助朝廷甄别，本县有那几家地主一向不遵从于朝廷号令，他们可以被没收的土地大概有多少。

虽然朝廷最后会没收这些田地的大头，但是这些士绅也能借此瓜分剩下的田地，并且还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可以说，大明的士绅地主从来就没有具备过坚韧抵抗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哪怕邻居家着了火，只要火还没有烧到自己家，就算是借给救火着一个木桶，也是需要计算金钱的。

先不说这次朝廷给了他们一个进入两淮盐业的机会，就单单提一提那些江南士绅进入河南大肆购买土地，就已经先触动了河南士绅的利益。有了这么好一个借口，他们又怎么肯把两淮盐业公司的股份交出来。

而因为河南乱民案和两淮盐引案两件案子引发的风波，终于让原本立场稍稍倾向于东林党人的河南士绅，完全倒向了皇帝这一边。大部分的江南士绅和河南士绅之间，也因此变成了互相敌视的关系。

当日皇帝在会议上当众抛出的君、民、社稷一体论的观点，第二天便上了大明时报的头版，成为了京城百姓和读书人之间最为热门的话题。

一直以来，皇帝、朝廷、官员这些名词，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都是值得敬畏的，还带有神秘色彩的词语。拜有明一代较前代更高的识字率，明代的小说、话本在市井中流传的最为广泛。而在这些小说中，皇帝永远是高高在上，且很少犯错的存在。即便是皇帝犯了错误，那也是被奸臣引诱的结果。

是以在这些小说之中，皇帝就是百姓最后的指望，是一位明辨是非的圣人。但就是在最荒诞的小说里，皇帝也不会和普通百姓扯上关系。一个称孤道寡的君王，除了收税之外，他同百姓之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

所谓皇帝，都是受天命眷顾的星君下凡，可不是什么普通人。就像百姓喜欢把读书人叫做文曲星似的，皇帝就是紫薇帝星。天上的星君，难道还会在乎普通百姓的生活么？能够承认民为贵，君为轻。道理的皇帝，已经是百姓眼中难得的好皇帝了。

三位一体论，把皇帝当做百姓利益代表的言论，很快就收到了不少理学家们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种言论不但有损于大明皇帝所继承的天命。

皇帝非常人，乃是真龙天子，天上的神仙下凡，这种说法已经完全深入人心了。现在崇祯一时口快，把天子和最底层的百姓联系在了一起，就能于是放弃了朝廷的威严和对于天下野心勃勃之辈的心理震慑。

如果大家都是两个鼻孔，两只眼睛，一张嘴的凡夫俗子。那么，为什么皇位只能由朱家的血脉来传承呢？人人如果都想要做皇帝，便是让这个国家变得混乱而无序起来。这显然不是理学家和读书人所愿意看到的。

因此，虽然大明时报极力鼓吹皇帝的这篇文章，但是在天下士林之间，对于这篇文章却始终反应不大。

不过京畿几所大学内的学生们，对于皇帝主张的君王、百姓、社稷三位一体的言论倒是很感兴趣。特别是去年因为得到皇帝称赞品德高洁，而在京城士人中名声大噪的夏允彝。

从去年大明时报创刊时，发表的为大明百姓服务等宣传仁义治国的文章起，到今年刑部颁发的民事通则总论中，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论述。

以燕京大学学子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开始从四书五经中讲述的孔孟之道中抬起了自己的头颅，观察起自己身边这个真实的社会来了。

孔孟之道所讲述的治国之策，完全是从上位者的观点出发，要求帝王以仁心爱护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造就一个上下和谐的大同世界。

在这样的大同世界内，每个人都要求尽到自己的职责，君王有君王的责任，臣子有臣子的责任，父母有父母的责任，儿女有儿女的责任…当所有人都按部就班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之后，大同世界就出现了。

但是，在圣贤描绘的这个世界内，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每个所拥有的权利是什么？似乎，大同世界只是一个众人不断付出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听起来固然很美好，但显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桃源之乡。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是舍己为人的圣贤，但凡有这么一二个自私自利之人，整个大同世界就不复存在了。

而从去年开始，大明时报鼓吹的仁义治国的文章中，开始吧义务和权利联系了起来。这些文章一番以往明君贤臣的治国模式，而是提出了关于大明百姓应当履行的义务，和同时拥有什么样的个人权利的讨论。

在这些文章中，那位叫做苏长青的作者，不断反复提及了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上位者颁发了多少条保护民众的政策，也不在于这个国家出了多少清官，而是应当看一看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知道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他个人所具有的权利。

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如果清楚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愿意为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履行他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那么不管是君王和官吏都无法超越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则国家之强盛可以预期。

因此大同世界并非出自上位者的恩赐，而是来源于普通民众为捍卫自己权利的抗争。

这些文章深深的打动了夏允彝，甚至于让他拒绝了返回江南，参与复社的成立。如夏允彝这样的年轻学子，在燕京大学内还有许多。

当刊登了三位一体论的大明时报出现在燕京大学之后，顿时成为了这些士子们热议的重点。而夏允彝也从此前的一君之下万民平等的支持者，迅速转到了支持：君民一体论，君王应当是百姓利益看护者的观点上来了。

大明时报的特约评论员苏长青这个名字，终于开始被京城士人常常挂在嘴边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