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吉正狐疑于崇祯弄出的这么拙劣到一眼就能看穿的反间计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对崇祯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并没什么明确的目的。

黄台吉会不会对杜度产生怀疑，他究竟是为了维持内部的团结压下此事，还是干脆借着这个机会直接处置了杜度，对于朱由检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他只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试着动摇黄台吉对于其他三大贝勒的信任而已，自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诸部以来，女真内部爆发过三次激烈的内斗。

第一次是努尔哈赤同弟弟舒尔哈齐之间的斗争，第二次是努尔哈赤同长子褚英之间的斗争，第三次则是努尔哈赤同开国五大臣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有一次没有爆发的内斗，以代善的退缩而结束。

不过这些斗争不管多么激烈，努尔哈赤都牢牢的把持着斗争的范围，把斗争只局限在女真的上层，不让中下层的将士介入进去。

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后金的内部斗争不但没有过分的削弱女真的实力，反而因为斗争结束后进一步的集中了权力，而增强了后金中枢对于八旗将士的控制力。

这种有限的内部斗争方式，使得后金的权力斗争虽然血腥，但是斗争结束之后胜利者懂得适时收手恢复秩序，而失败者能够承认失败重新服从于新的权力体系之下。

对于女真人来说，这样的权力斗争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大明来说，这样的斗争显然过于温情脉脉了。

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压住权力斗争不扩大化，凭借的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八旗部队，和统一女真诸部竖立起来的巨大威望。

但是黄台吉可没有对八旗部队的绝对控制权，也没有竖立起对女真诸部说一不二的权威性。

他之所以能够压制住后金内部的异见，从而维持住后金内部的平衡，除了他本人的杰出政治才能之外，主要还在于这些女真亲贵们还没有意识到，曾经力压女真各部的那个强人已经不在了。

不管是代善还是莽古尔泰，他们还遵循着旧的权力斗争习惯在思考问题，把权力斗争局限在争取上层女真亲贵的支持上，没有把武力解决当做第一手段。

代善、莽古尔泰、阿敏不和黄台吉动用武力，而是同黄台吉玩政治斗争，这显然是在以短击长。按照朱由检所知的历史，这三位显赫一时，同黄台吉平起平坐的三大贝勒，没有几年时间就轻易的被黄台吉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所击垮了，连一片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既然已经知道了历史的结局，朱由检便希望提前一步打破黄台吉同其他三位大贝勒之间的互信关系，看看事情的发展是否会有什么不同。

在鲍承先书写的书信上令人伪造了杜度的签名后，再让鲍承先带回去，不管这份书信是遵照指令交给了莽古尔泰也好，还是违背了指令交给了黄台吉也好，对于朱由检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鲍承先是否会暗中销毁这封书信，朱由检觉得只要这个人不是过于愚蠢，就不会干这等掩耳盗铃的事，因为他让鲍承先一共写了四份，就算他销毁了这一份，也还有三份书信不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要是既没有交给莽古尔泰也没有立即上缴给黄台吉，一旦再冒出一封这样的书信，那么不管莽古尔泰还是黄台吉都会拿他作伐，说不得就成了他散布谣言离间大贝勒兄弟之情的罪证了。

像鲍承先这样顾惜自己生命的聪明人，一定不会让自己落在那种最糟糕的处境之中。他要么就是彻底投靠大明，把书信交给莽古尔泰，从此成为大明在后金的密谍。要么就是在第一时间把书信交给黄台吉，以此获取黄台吉对他的信任。

就朱由检看来，鲍承先选择后者的几率还要高上一些，毕竟像他这样的聪明人，虽然很容易就被力量所驱使，但是对于力量的对比也具备极高的嗅觉。

现在的大明和后金相比，除了地方大些、资源多一些、人口繁盛一些，但是能够调用的资源比例反而不及后金。看着号称大明最强的边军，在后金军队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聪明人也会选择哪条船了。

至于杜度，这位努尔哈赤的长孙对于后金国还是忠心耿耿的。虽然他的父亲死于祖父之手，而他们一家也被其他女真亲贵打压了十多年，但是他也没考虑要投靠大明。

不过能够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杜度，虽说是因为有着努尔哈赤的庇护，但是他本人的隐忍功夫还是不错的。虽然他忠诚于后金国，但是却也不代表不想活下去。

他想要活下去未必是过于爱惜自己的生命，倒像是不甘心功业未成而早逝的心理居多一些。在长于审讯的锦衣卫面前，他的这点小心思自然是无所遁形的。

想要活下去，又不愿背叛后金国，使得杜度在朱由检面前显得很是恭顺，但也没有说出什么投靠大明的话语。也因此，朱由检便干脆把杜度当做了一个诱饵，抛了出去。

就在送走了杜度等四人之后，朱由检便让人把另一封书信送去了沈阳，准备通过宋献策把它交给阿敏。

除此之外，朱由检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小心思。那便是他还想看看，黄台吉究竟有多少精力能够投入到作战以外的事情中去。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投入到一件事上的精力多一些，那么投入到其他事上的精力便会少上一些。就算是一台电脑，内存也是有其上限的。

如果黄台吉把精力分散到同三大贝勒的内斗之中去，那么他还有多少精力可以关注到同大明的战争中去呢。

石门之战的消息传到蓟州之后，不管是正在主持蓟州防务的茅元仪、崔呈秀，还是其他蓟州城内的文武官员，都为之哑然失声了。

在这之前，崇祯可是信誓旦旦的对着统帅部的官员们宣布，这次他不过是去马伸桥转一转，视察一下前方的防线，看看有没有机会东进石门而已。

谁也不明白，不过是一趟简单的视察，如何就变成了同后金石门寨驻军的交战了。据说皇帝还亲自上阵了，虽然朱由检只是坐镇在后营，没有真正出现在战场上。

但是这场意料之外的战斗，迅速改变了统帅部文武官员的想法，不管是茅元仪还是崔凝秀等人，不得不放下了蓟州防务的建设任务，开始按照皇帝的指示，修建蓟州到马伸桥之间的铁路。

原本把蓟州城作为接下去同后金作战的前线想法，很快就被搁置起来了。虽说统帅部和蓟州城内的官员，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着这个想法。

不过因为崇祯率军击败了后金的前锋，夺回了石门寨，并驻扎于石门寨中。不管是谁，此刻都不敢再提及让皇帝撤回来，守在蓟州城，等待后金军队自己退出长城去的想法。

对于普通的军民来说，这次胜利倒是一下驱散了他们原本惶惶不安的心情。蓟州城内的人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不再有人成群结队的逃难去了。

而京畿地区的百姓也都松了口气，他们觉得既然皇帝亲征又取得了一次胜利，那么那些后金鞑子再凶残，这次也应该打不进京畿地区了，他们这些小老百姓，倒是可以在家安稳的过年了。

茅元仪和崔呈秀两人很快带着一只援军，和大量的辎重赶往了石门寨。仰赖于战争公债的发行，筹备作战物资的工作倒是进展的相当顺利。

海运规模的迅速发展及华北地区水利工程计划的实施，使得天津及通州一带囤积的物资，要远远超过这一地区最好的年份。就算是万历初年最为兴盛的天津，也不及此刻天津市面的三分之一。

在崇祯登基之后，作为内府积极扶持兴建的北方第一大港，天津不仅仅是华北新兴产业对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地的商品输出港，也是以上这些地区加上南中国各港口对华北输入原材料和土特产的输入港。

内府从各家银行筹措的资金，除了钢铁煤矿业之外，其他部分基本就投入在了天津。在这种海量资金的投入之下，天津几乎是每天都在有所变化。

而一旦一个地区开始出现了巨额资本的投入，很快就会出现资本聚集的效应。简单的来说，越是有钱赚的地方，人们便乐于投入更多的资本。

不断增长的海运规模，同不断下降的海上运费是成正比的。天津的物资越是充裕，此地的物价也就越是低廉，而城市人口聚集的数量就会暴涨。

而反过来，充足的人口也就导致了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下降，让城市内的各个产业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这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这种超越常规速度的城市发展，也同样受到了低下的交通运输制约和农业时代各地市场较为分散、封闭、狭小的影响。简单的来说便是，天津新建的大量工坊，都出现了生产速度超过销售速度，难以回笼资金的问题。

不过崇祯二年后金入侵的事件，导致朝廷发行了500万元的战争公债，用以支持这场战争。而这些公债的大部分，都流入了天津市面上，为那些新建工坊提供了流动性，解决了这些工坊资金不足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金入侵的危机，倒是让大明消除了一次潜在的经济危机事件。

而随着茅元仪、崔呈秀而来的，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人物，如夏允彝和郑芝虎等。夏允彝几人是因为收拾行李，所以没能赶上崇祯的大军，等到了蓟州，才知道皇帝去了前线，夏允彝这才赶来上来。

而郑芝虎此前被安排运输一批物资前往旅顺，等到他返回天津后才听到皇帝亲征的消息，他便立刻带着一批部下匆匆赶到来蓟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