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王羲之遇到政治选择的难题。此事的大背景是王导和庾亮之间的对立，羲之夹在中间。五月，朝廷以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郗鉴为太尉。征西将军庾亮为司空。朝廷如此安排政坛三巨头，颇有深意：王、庾争权对立，让郗鉴起居间协调的作用，以缓和彼此的矛盾。此时，羲之在庾亮的幕府供职，身为丞相的王导老是觉得别扭，写信要羲之到朝廷来任职，别跟着庾亮干了。

这件事，羲之的态度很明确：拒不接受。

羲之的回答很坚决很清楚，没有暧昧或犹豫。王羲之在其《致殷浩笺》中云：“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纳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可惜这一“手迹”未传下来）这里说得很清楚：王导当时要羲之进京去做官，其意图显然是想把羲之从庾亮身边拉开以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并进而擢升王氏子弟重建当年威风。羲之以“无廊庙志”回复，这话的本意并非说“不愿做官报效国家”，也不是对伯父王导有成见，而是“不乐在京师”。

不去朝廷做官，不去权力中心生存，是羲之一生秉持的信条。羲之对朝廷发生的那些事太清楚了，许多大人物大才子的悲剧音犹在耳，他厌恶京城里的勾心斗角，看不上上层的腐败懒散，不肯陷入宗派对立。那里矛盾重重，左右掣肘，什么事都做不成，乃君子不堪居处之地。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意思：羲之认为，遽然离开知遇者庾亮，是为不义之举。

庾亮和王导之间乍看上去是个性有别彼此不感冒，实际上还是利益的冲突。有人说，王导性情“宽厚”，委任诸将赵胤、贾宁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在与郗鉴的私笺中则指责王导“欲愚其主”，“多养无赖之士”，并骂王导为“大奸”，甚至欲邀郗鉴起兵废黜王导。郗鉴是一位以国家为重的大臣，没有听从庾亮的话。征西参军孙盛也密谏庾亮，万不可轻举妄动，庾亮乃止。

墙打百板还透风，南蛮校尉陶称（陶侃之子）以庾亮之谋告诉了王导（又是一位告密者），劝王导秘密做些防备。老奸巨猾的王导却说：“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王导这个人很会打官腔，有时让人觉得他言不由衷。当年过江南渡之人因故国破灭故园难回而伤感涕泣，王导说大家应当团结鼓劲力争恢复故土不要这么伤感兮兮的。现在有人告密，王导本心里满是怨恨，嘴上还是一片大道理，叫人不知是真高尚呢还是假应酬。

王导真如史书所言的那么宽厚、那么胸襟开阔、那么大肚能容庾亮的剿杀之谋吗？未必。上文有记，侍中孔坦仅仅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句有关尊卑礼节的话就被王导降职降级，他对庾亮的阴谋能够坦然处之？不久，王导又在一封与陶称的书信中说：“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王导不是不想整死庾亮，实因自己力量不够，所以只好这样口是心非伪善而言之。

我们还可作如是想：王导之所以征召羲之进京任职，其用意之深处也许不光在削弱庾亮，而在于壮大王氏。王导自知家族零落，京中无可信托者，所以才有批评王允之“以忧哀不拜”的事。从王氏诸子看，当下只有羲之堪当重任，王导希望他能就职于朝廷，在最高权力层谋求发展。由此推测，如果羲之此时进京，极可能得到丞相王导格外提拔，庶几可以在其辞世前把羲之扶上首辅地位以确保王家在政治上后继有人。而羲之不从，这必然大大摧折王导的政治心气。从这里可以看出，羲之的品格之高标，心性之洁净，言行之磊落，绝非潘岳之徒所能比拟的。

是时，庾亮虽居外镇而遥执朝廷之权，现据上流，趋势者多归之。王导的内心很不平衡。有一次，王导和庾亮在一起议事，地点不是在房间里边，而是在庭院里。一阵西风旋起许多尘土，那烟尘正巧从庾亮所在的上风头刮向王导，王丞相举起手里的扇子自蔽于面，说：元规你看看你看看，你那边刮过来的尘土把我污成什么样子了！王导的不平之心未能自禁于言语之间者，唯此而己。看来，多么幽深的人偶尔也有遮掩不住而吐露真情的时候。

王导是元老，庾亮是贵戚，两家争权，羲之倾向庾亮，但也未曾公然反对从伯王导。王导和庾亮的矛盾幸得郗鉴的居间调和，否则，十有八九会酿成大祸乱，那样一来羲之将无所适从。羲之的老岳父郗鉴以大局为重，多次反对庾亮的灭王之举，然亦严厉斥责过丞相王导。《世说.规箴》记载了郗鉴当面批评王导的故事：“郗太尉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故意岔开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郗鉴临还镇（京口），故命驾诣丞相，翘须厉色（情绪激烈，言辞凌厉，连胡须都翘起来了），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我今天必须把话给你讲清楚）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这种后会有期的话其实就是忽悠对方）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郗鉴听了王导一番模棱两可的话，知其没有改弦易辙之意，拂袖而出——老人家很不高兴。

如果王导坦诚交心，郗鉴会说些啥呢？按当时的情势，郗鉴应当正告王导：我之所以不肯与人纠合为难你，是为了国家。但是，你老先生也有须得改进之处。王导若是虚心请教，郗鉴会将庾亮对王导的一些批评说出来。郗鉴可能不会用“欲愚其主”这样深重的话批评王导，但“多养无赖之士”是明摆着的事实，郗鉴一定会举出一些例子劝诫王导。郗鉴不会骂王导为“大奸”，但他会说：人家庾亮说的并非全错啊，希望王导你好自为之！

王导知道郗鉴要说些不好听的，忽悠了几句，郗鉴很失望。

这里，我们不得不追问：王羲之为什么执意在庾亮处做事呢？合乎情理的回答应当是这样的：羲之的选择，羲之的精神依靠，主要不是出于个性的臭味相投，也不是缘由艺术上的惺惺相惜，而是爱国，是恢复故国失地，是重返故乡故土，是重整晋朝江山。庾亮虽然有些不足称道的缺点，但他有一点是好的：渴望北伐，用心救国。这正是羲之倚重庾亮的原因。羲之后来投奔殷浩以及他对桓温的赞许，大抵都是这个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王羲之不是政客，而是具备高尚价值诉求的艺术家。

咸康五年（9）三月，征西将军庾亮制订了北伐计划，欲开赴中原，收复失地，将北方入侵者赶回去。庾亮上表，向朝廷推荐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襄阳。又上表推荐其弟庾怿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魏兴（在今陕西安康县西北汉江北岸，后徙屯半洲）。又以其弟庾翼为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庾亮又请求朝廷解除其本人豫州刺史职务，以授征虏将军毛宝，戍邾城。

四月，庾亮再次上疏言：西蜀甚弱，而胡人尚强，我欲帅众十万镇石城（今湖北潜江县西）。发遣江北淮南一带诸军罗布于长江、沔江，以为进一步伐赵的桥头堡。成帝下其议——让诸大臣讨论是否可行。丞相王导请许之——恳请皇上准许庾亮此举。太尉郗鉴深知庾亮的热情虽好，但军资未备，实在不可大举，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计划。太常蔡谟是个虑事冷静的人，他也主张“养威以待时”——积累力量，等待时机再出击。朝廷集中讨论时，大家的评议大多与蔡谟的主张相同。

朝廷乃诏庾亮，不准移镇。

郗鉴、蔡谟的意见是正确的。蔡谟认为，庾亮此举是“不计强弱而轻动，则亡不终日”；此乃实事求是之议。这段时间里，庾亮分心于私仇私愤，方寸不整，意志恍惚。他杀掉了不久前曾经以告密方式离间庾、王关系的陶称，王导因此对庾亮心怀耿耿。王导有心欲静观庾亮必败之下场，故佯装“请许之”。这也见出庾、王矛盾之尖锐，而王导的居心何其不良乃尔！身居国家首辅之高位，立意不在国家而在削弱政敌实力，企图坐视庾亮失败以收渔人之利，居然有这样落井下石的丞相，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事若不是郗鉴、蔡谟居间缓解，后果将不堪设想。羲之对他的这个伯父——老政客——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评判。他先前不肯听从王导的安排，看上去好像不识抬举，实际上是不肯被王导利用了去做挖人墙脚的把戏，不肯遵循乡愿做伤及恩人庾亮的事，不肯将自己拉出北伐大业之外而陷入朝廷政争的龌龊沆瀣之中。羲之内心深处，是顾及国家利益。为此，他拒绝偏袒家族的狭隘设计，不肯满足从伯王导的自私用心，羲之不愧为一个做人有原则的、做事有底线的、光明磊落的贵族！

衰老不可阻挡，天道有常也无常。七月，始兴文献公（王导封号）王导卒，年六十四。参用天子礼葬之。这个待遇对于王家来说，可谓备殊哀荣。在两晋政坛上，王导把持权力数十年，功亦巍巍，过也多多，难以总述。此时寿终正寝，也算得其所哉。《通鉴》云：王导“简素寡欲，善因事成功，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辅相三世，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尽管说人死不可苛责，但笔者以为，《通鉴》中的那些话不无溢美之词。别的不说了，光是朝廷封赏给王导的土地就有八千多亩，如何能说“仓无储谷”？

王导之死对于琅邪王氏在政治上是一大损失。王导是东晋朝廷的重臣，在江左根深叶茂，子弟对其多有依赖。他的死使那些习惯于依靠家族特权的庸常之辈大有失怙之感，但对于王羲之似乎并无太大影响。王羲之向来崇尚独立见解，对事物能秉持公论，卓然有超庸拔俗之气。即使王导活着，他也未曾倚仗家族头人的威权而经营名利地位。可以这么说：王导之死让王羲之感到一点儿怅然，也有点儿轻松。王导的去世降低了一个超大士族的影响指数，各士族间的关系从此有所平衡，上层矛盾也更简单些。

王导死后，朝廷征庾亮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固辞，乃以其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时王述为庾冰麾下长史，地位不低于羲之。丞相王导去世，羲之请假自武昌回建康奔丧。皇上以国葬之礼厚待王导，羲之前往奔丧，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谁料想，八月，南昌公郗鉴卒，年七十一。

郗鉴是东晋政治殿堂的拱顶石般的人物。他忠于朝廷（一身正气前往劝诫王敦以至于被软禁），头脑清醒（对军事上的胜负有明晰预见），敢于秉公直言（当面批评王导的诸多不是），每临大事有静气，为人诚恳，用心仁厚（调和王导和庾亮之间的矛盾），对于国力和民情有冷静的估量，对北伐之事总能提出实事求是的意见。这些品德，不仅王导、庾亮不能兼备，整个东晋朝廷无一过之者。郗鉴的去世乃东晋朝廷的一大损失。

郗鉴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其书法在东晋属上乘之上。郗鉴“草书卓绝古而且劲”，“丰茂宏丽，下笔而刚决不滞；挥翰而厚实深沉，等渔父之乘流鼓枻”。如果说字如其人，那么，郗鉴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在书法中所表现的刚劲、不滞、丰茂，与其人格相互照应，不差分毫。由此可以想见，羲之夫人郗璿必定也继承了这一家风。羲之之大幸，基础在王家，而枝干在郗家。不知此说公允乎？

品藻之高低，往往在细事上见出。郗鉴家中有个用人，知文章，好读书，对书法也有兴趣。一次，羲之在名士刘惔面前说到这个人，口气颇为赞许。刘惔当即就问，这人比郗愔谁高谁低？王羲之说，我是在赞赏此人有心好学，怎好拿了去跟郗愔比呢！刘惔说，既然不如郗愔，那就是一般的奴才了。这样的人我羞于谈及，君又何必挂齿。

这则轶事很能说明刘惔和羲之的不同——非常重要的不同。羲之心地仁厚，从不轻视平民。魏晋时期的用人，大都被贵族称为伧奴、小人、奴才。羲之赞赏用人的好学，反映了他平等仁厚的品质，与他后来任会稽内史时同情人民疾苦的做法一脉相承。这在东晋豪门士族中是极为少见的。刘惔则不同。他认为，既然不如郗愔，那就是一般的奴才，没什么值得夸赞的。伧奴身份寒微，倘能有所造诣，又肯学习，应当给予称赞才是。从刘惔的言语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大都蔑视百姓，只拿自己所在的特权阶层当回事。

九月，石闵败晋兵于沔阴，邾城陷落。事情果为郗鉴所言中。如果王导还在，这个结果也许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他确实也预见到这一结果，二人只是动机不同罢了。郗鉴是为了国家而反对，蔡谟是基于军力而阻拦，只有王导，明明知道将是这样的结果而纵人于水火沟壑之中，心存不义。

庾亮上表陈谢，自贬三等。

朝廷下诏，以庾怿为豫州刺史，镇芜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