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侵中国日本演序幕意退让介石定决策

地处亚洲大陆东北边缘的岛国日本，自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实行明治维新以来，引领东亚各国发展之先。这一路走来，是其国力、国土、经济、军事不断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从吞并邻国硫球，到染指邻国朝鲜，并与大清帝国决战甲午，强占中国领土台湾；再到1905年的日俄之战，打败了号称欧洲警察的俄国；1910年吞并朝鲜；一战期间，取代了德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岛屿的占有权，使其在太平洋上直面美国。整个过程是其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也是当时世界强权政治下列强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日本侵略野心不断膨胀的过程：进一步扩大并占有更多地盘，扩充国土面积，从朝鲜半岛到南洋诸国；从大陆到太平洋群岛，尤其是侵略并肢解地缘大国中国，成为日本侵略集团的既定战略。

我国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其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苏联接壤。东南隔图门江、鸭绿江与朝鲜相望。西南一端与关内河北省紧密相连。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富足的自然资源，一直为列强所垂涎。尤其是小日本利用其和中国邻近，时刻不忘侵略中国。

其实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它并不小，作为岛国，它的国土面积比大英帝国的面积大得多；从人口方面看，它更是比西方列强中的英法德等国的人口多。所谓小日本，本人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相对于周边国家，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它的数十倍，日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的面积；二是人口比中国少；三是日本人的身材矮小。

但自从甲午战争，日本这个小石头打破了中国这个大缸以后，其国力日益昌隆。有了中国赔偿的两亿多两白银，再加上俄、英、德三国干涉，虽然迫使日本交出了辽东半岛，但日本又获得了千万两白银的赔偿。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整个日本当年一年的财政收入。由于中日甲午战争，让日本认识到对外侵略战争，是个十分赚钱的买卖。

有了中国这数亿两白银，日本军力直线上升，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进行了一场争夺远东霸权的战争。日本打败了沙俄，夺取了东北南部的大片土地。在一战期间，日本作为参战国，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且作为巴黎和会中的英美法日意五强，参与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列强行列。

但日本侵略者的心态一直不平衡，它对于这个“小”字耿耿于怀。染指中国，称霸亚洲，进而象大英帝国的“日不落”一样，无限度地扩张，成为其统治集团的终极目标。日本帝国主义继把朝鲜半岛吞并后，又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它侵吞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一大据点。1906年，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立了“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并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日本两个师团赖在中国东北不走，于1919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

关东军用刺刀维护着“满铁”的掠夺，据统计，满铁从开业到191年，4年间纯收入增长19倍，共获利8.亿日元。尤其是关东军，成为阴谋吞并东北的一支最野蛮的殖民侵略军。

日本在东北势力急剧扩张，其总投资约占各国在东北投资总额的7%，占日本对外投资的60%以上。此时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面积1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倍，人口4万。

日本内阁多年以来，一直在积极策划独占“满蒙”的阴谋。

197年6月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公开提出：中国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万一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受到损害时，日本将“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东方会议还有一个秘密文件，就是7月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条陈的“满蒙积极政策”文件。主要内容是阐述对中国的侵略方针政策，史称《田中奏折》。“奏折”公开指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8年底，张学良顶住日本的压力，使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东北上空飘扬。东北易帜，沉重打击了日本妄图把满蒙分裂出去的阴谋。日本政府认识到，要把满洲变成殖民地，不用武力是不行了。19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之后，日本满铁经营每况愈下，日本财阀强烈要求，把“满蒙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市场，摆脱经济危机”。

199年至191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巨大，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由5000万增加到7000万。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粮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40个国家都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及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来源。因此，确保对中国的控制，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9年4月，日本法西斯骨干分子石原莞尔中佐，在《扭转国运的根本――满蒙问题解决案》中，极力鼓吹“为了消除国内的不安，需要对外进击（指战争）”，“随着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繁荣会自然恢复”。

191年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桓征四郎大佐，在日本步兵学校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着很深的特殊关系。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他认为，从中国的态度来看，“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和平手段，终究是不能解决满蒙问题的。”

5月9日，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大将在对部下的训示中提出：“唯满蒙之地，对帝国国防及生存，具有极深远的特殊关系。日本要打开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第一步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

在此期间，在东北地区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大作文章，制造侵华舆论。

中村震太郎为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191年月初，他伪装成农业专家，假冒“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同中村一起的，还有日军退伍骑兵曹长井衫还太郎，1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1名白俄分子。他们伪装成中国人模样，持日本居留侨民护照，借游历考察为名，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同月1日，在返回途中，经过兴安区佘公府时，被东垦军第团连长王秉义扣留。从四人身上搜出其间谍活动的各种证据，便密报张学良，张令“灭迹保密”。王秉义于6月5日将中村等4人秘密处死。

旧中国军人，狂嫖滥赌是其特色之一，张学良父子的军队，是一支背景十分复杂的军队，它曾是受到招安的马匪，从晚清制军里蜕变而来的。由于民国初年开始，国内军阀割据战乱连年，这些军人各种毛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加剧的趋势。针对这一特点，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置了许多、和大烟馆，这些机构既大肆搜刮中国财富，同时又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机关所在地。

7月中旬，东北屯垦军1名军官，将此情告诉了－—日本女子植松菊子，植松菊子即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顾员佐滕的妻子。佐滕的妻子又将此情报递送给了日本特务机关。

日方得知此情报后，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8月10日，由石原起草，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向满蒙副总裁江口定条发出了一个以武力搜查中村的通知。8月1日，石原就中村事件，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武力解决满蒙的要求。1日，森恪在政友会干部会议上煽动说：“为了把日中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

日本国内的战争叫嚣十分狂热，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课员影佐祯昭少佐等军官纷纷出动，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演说，煽风点火。第9师团甚至用飞机散发了10万份《醒来吧，国防》的传单。

9月1日，日本内阁召开三省二部（海军省、陆军省、外务省、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紧锣密鼓的战争叫嚣声中，日本军内法西斯加紧策划侵略满蒙的战争。在军部首脑的支持下，陆军部组成了以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中佐为首，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为骨干的阴谋集团。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和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则组成了另一个阴谋集团。这两个集团串通一气，密谋策划东北事变。

实际上，从191年春天开始，天皇裕仁就开始秘密部署军事行动。4月，参谋本部乘关东军所属部队调防之际，将适于在寒冷地区作战的仙台第师团调进中国东北。5月，在延吉建造兵营。7月，又将两门4厘米的重炮，秘密运到沈阳日本守备队，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

8月初，裕仁天皇召开关东军师团长会议，说明满洲作战计划问题。此后，裕仁又接见各司令官，暗示此事政府已经批准，但天皇和政府均不直接出面，由少壮军人出面。为此，日本军部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建川美次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和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奉天特务机关长。一批法西斯将领就任要职，从组织上保证了发动事变的进行。

在日本政府默许和军部的支持下，这批法西斯狂徒有恃无恐。9月7日，日军守备队第三大队向沈阳附近集结。8日，日军在沈阳西建造炮台座。同时日军四处暗布密探。同日，日军越境到沈阳北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9月8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于沈阳、长春、哈尔滨。10日，沈阳日军当局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

与此同时，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大量赶制中国军服，却用途不明。一切征候都表明，东北的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日本法西斯磨刀霍霍，东北形势岌岌可危之际，国民政府在东北的防务甚为空虚。不久前的191年7月18日，石友三在邢台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发出了讨伐张学良的通电，率军北上。

7月日，张学良发出讨伐石友三通电。东北军主力大都抽调入关，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时东北军人对石友三感叹道：“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苕帚疙瘩都拿出来了。”当时吉、黑两省的东北军仅剩5个旅，而且武器低劣，其中两个旅仅为两团编制。辽宁省内也仅留下王以哲第7旅，张廷枢第1旅和张树森骑兵第旅。

东北除军事防务空虚以外，军政领导核心亦非常薄弱。事变发生前夕，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在北平休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家中为父祝寿。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在锦州为父治丧，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他还兼任讨伐石友三的总指挥。在沈阳，只有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外交特派员王镜襄等。

对于日本的阴谋，张学良并不是一无所知。7月间，荣臻将军就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8月，驻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蒋委员长要求暂时不抵抗，遇事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采取拖延方针。

事变前，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本的过激行动，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蒋一再告诫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7月1日，蒋于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此时的蒋介石感到十分为难，从国内形势看，当年7至9月，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全国湘、皖、鄂、苏、赣、浙、广、闽、川、豫、直、鲁、辽、吉、黑、热等16省受灾。仅江淮水灾就有86县受灾；受灾人口511万，占江淮总人口的5%；受灾农田1.6亿余亩，占江淮总农田0%；死亡人口4.499万人，经济损失达亿元。

政治方面，蒋介石虽然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新军阀，但中共势力异军突起，势力蔓延到鄂、豫、皖、苏、赣、闽、湘、浙、广等省，先后两次围剿均损兵折将。这次蒋亲自披挂上阵，调集0万大军进行围剿，以求一战而彻底剿灭。就在此时，两广地区胡汉民为首的地方势力，再次掀起政治风潮，对此他不得不采取忍让态度，以求彻底剿灭中共势力后，再作处置。

国际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张学良在上年与苏军还爆发了军事冲突，虽然没有激化为两国间的重大事变，但两国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处于敌对状态。

从实力方面看，日本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连英美也得让它三分，客观地说，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不在一个档次上。国民政府近几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中国贫穷积弱的面貌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蒋介石曾提出十年建设计划，在他看来，中日战争难以避免，给他十年时间，就可以在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准备，也可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

此时正是中国最关键的时候，日本选择此时动手，应该说是其精心策划的罪恶结果。

蒋介石有一个战略，就是忍让以争取时间，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甚至幻想“以夷制夷”，把遏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

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忽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见东北形势吃紧，且石友三叛乱已经平定，遂准备于9月6日回沈阳。正待动身，接到了日本特务土肥原阴谋暗杀他的密报，便迟疑没有行动。

蒋介石对张学良仍放心不下，唯恐东北军采取行动，扩大东北事态，打乱他的剿共计划。在蒋看来，东北毕竟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张学良岂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者侵占自己的家园，难免在紧要关头，爱国激情冲破忍耐的极限，起而抵抗。故于9月11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要他于1日去石家庄会晤。

张学良乘专车赴石家庄，蒋介石亦乘专车自汉口赶至，二人于蒋的车厢内进行了密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汉卿，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将要在东北动手，我思考再三，我们现在正处在极为困难时期，要对付广东和共军，又要救灾。实在没有力量与日军对抗，到时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以期和平解决。”稍停，又接着说：“你命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麻烦了。明明是他们先开衅的，而他们却可以说是我们先打的，到时有口难辩啊！”最后，蒋又强调：“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此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深感形势咄咄逼人。他们接到了张学良的通知后，遂召集了第7旅上校以上军官研究形势，到会人员一致认为必然要发生事故。王以哲说：“东北日军的形势，张副总司令已报告南京，蒋总司令指示，若日军行动，暂不抵抗，一切事态靠外交解决。蒋总司令要求张副司令，要效法印度甘地，与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张副司令再三指示我们，要按蒋总司令的要求去做。”

蒋介石想用当年济南“五.三”惨案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以夷制夷，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来遏制日本。想不到日本对侵占东北作了周密的部署与计划。中国政府的忍让，使日本得寸进尺，纵容了其狼子野心。东北军的避战求和，防务空虚，成为日本发动侵略的绝好机会。

按照精心策划的计划，191年9月18日夜10时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7、8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硝烟冲天而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关东军以爆炸声为信号，由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手，今田新太郎大尉为指挥，率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抢先杀进了北大营。板垣征四郎立即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命令第9联队进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

当日军向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进攻时，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旅参谋长一面下令部队紧急待命，一面打电话向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要求部队进入阵地。

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11时许，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开始进攻北大营。

翌日时许，日军迫近营垣，赵镇藩见情势危急异常，遂下令全旅突围。突围之际，部队伤亡很大。当赵率部抵东陵时，遇到该旅军械官方贵，方贵传达了王以哲的命令：将全旅官兵枪支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里。赵见日军紧迫，没有传达。凌晨5时，第7旅撤退到东山嘴子，旋即退到山城镇。王以哲赶到军中后，逐渐将部队带到锦州。不久入关。

北大营遭日军炮击后，荣臻即到沈阳城中三经路的蒋斌家召集紧急会议。荣臻讲了他曾电话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交涉，日领事推说这是日本军部所为。荣臻与众人议了一会，没有结果。这时，北平张学良官邸电话接通，接电话的乃卫士长谭海。荣臻急问：“张总司令呢？”

原来，这夜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到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张学良为人性情豪爽，兴趣广泛，对梅兰芳的表演更是入迷。正在兴头上，谭海急急赶来，附耳告诉张说：“总司令，沈阳荣参谋长十万火急电话说，沈阳日军炮轰北大营，现在正攻打沈阳城。”

闻此，张学良急忙赶回官邸，接了荣臻的电话，当荣臻述说了事情的真相，请示如何处理时，张学良回答：“按蒋总司令8月16日‘铣’电去做。”刚说到此，电话中断，呼叫不通。

9月19日拂晓5时许，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沈阳城中。时荣臻认为，即使关闭城门，日军也会用炮轰击，不如打开城门，听其自便。沈阳城门大开，日军一炮未发，部队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中。

日军进占沈阳城后，当即贴满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安民告示”。“安民告示”除欲盖弥彰，颠倒黑白之外，俨然以一个占领者的姿态出现。

日本侵略者对沈阳的侵略，给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日军任意掠夺，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仅9月18日夜，沈阳城的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19日凌晨零点0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阳师团大举进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皇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同时，急电青岛日军司令、朝鲜军司令派援军入东北。凌晨点，日军第师团攻入辽阳。当天，日军占领安奉、辽阳、营口、盖平、复原、海城、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长春、本溪、凤皇城、抚顺等0余城。

0日，日军在沈阳组织军政、民政两公所。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并改沈阳为奉天市。

1日，日军又占领了吉林市和吉长、吉敦两铁路。仅一个星期，日军就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那么，蒋介石、张学良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