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回坚持抗战苦撑待变

争取外援广结盟友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主持公道”，期望他们出面干预和制止日本侵略。为此国民政府于197年7月1日，在国联提出第一声明书，要求国联对日本侵略采取必要行动。

7月1日、5日，蒋介石接见英美两国驻华大使，希望英美出面制止日本侵略。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声明中，还吁请英美各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

英美等国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并不赞成，但是在蒋介石这个现实的朋友和日本这个潜在的敌人之间，他们更怕触怒日本，不仅不肯为中国卷入战争，甚至在9月还取消了卖给中国的飞机、军火协定。

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中国以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然后“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从而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贪婪的恶狼引向苏联。当然还有另一种思想，就是利用中国抗战来削弱日本，将日本栓在中国这棵大树上吊死。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可能难以短期取得胜利，也能够延缓日本向英美攻击的时间，以便英美可以全力对付德国的挑战与扩张。

8月6日，蒋介石与英国大使许阁森前往上海，日本为除掉蒋介石，不惜得罪英国，出动飞机轰炸。蒋因临时有事，改变行程逃过一劫，英国大使被炸伤。此事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与全部战局胜负有关。”意想不到的是，英国竟如此大度，在日本做出道歉的表示后握手言欢。

此后不久，英国商船在芜湖江面被日机击沉，“瓢虫”号军舰也遭到日军炮击，英国对此仍是接受道歉和赔偿了事。

英国将少数飞机高价卖给中国时，却不允许提供飞机所必需的机枪，装扮成救护机模样，还要中国担保将来不供作其他用途。

美国政府此时对日本许诺，不准美国船只运输飞机去中国。美国将一架波音飞机卖给中国，不得不借道澳大利亚，澳总理却表示拒绝其出境到华，并将此事通知日本领事馆，当时澳人端纳叹息说“（中国）因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国联势力及英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成重大牺牲。”

可以看出，列强之间也是以实力为原则，欺软怕硬。198年1月5日，国民政府以桐油为担保，向美国借款500万美元。在199年以前，国民政府没有从西方得到实质性援助。

与英美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国。据统计，198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钢占91%，汽车及零配件占90%，石油及其他燃料占70%，生铁占47%，废钢铁占6%，机械及各种机床占46%。

在抗战初期，被英美抛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虽然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却表现出坚强个性和坚定态度。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组织军队展开英勇抗战，并且做出了长期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准备。

为了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获得国际援助，国民政府主动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芦沟桥事变后，英美等国态度暧昧，使蒋介石进一步与莫斯科靠拢。

七七事变后，日本逐渐暴露出全面侵华的意图。蒋介石加紧了与苏联的交往，8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行前蒋介石召见团长杨杰，特别叮嘱，希望苏联能够不断接济中国军用品，如飞机、高射炮、坦克、汽油等，不过这只是最低的希望。最主要的任务在于促进苏联参战，达成互助协定。

此时苏联的情报机关已经得到消息，日本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也在加紧酝酿其“北进”苏联的计划。在西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6年月，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5月，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西方列强对德意法西斯政权的绥靖，也同样威胁着苏联的安全。

苏联深感这些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在执行具有极大挑衅性的对外政策，蓄意制造和恶化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形势，这种政策的特别突出之点，就是反对苏联”。而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更是推波助澜，希望法西斯祸水淹没**的苏联。

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夹击，集中力量重点防御西方，苏联必须缓和东方危机，避免与日本作战。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已独自与日军纠缠数年，并已经全面抗击日本的中国，来牵制日本侵略势力。中国抗战对于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作用，莫斯科是十分清楚的。

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素来把日军的侵华行为，与远东秩序以至东亚力量格局联系起来考虑，对于苏联的顾虑，他心知肚明。也正是为此，他才会有频频要求苏联出兵的底气。蒋介石深谙“以夷制夷”之道，懂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求生存之理。加之在这沧海横流的国际大动荡年代中，中华民族已经爆发出百年的积愤，展示出了新的生气。这些使得蒋介石一度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齐名，使中国开始步入世界大国行列。当然这是后话，还需要蒋委员长继续努力奋斗。

七七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抗日的愿望日益迫切，对此，苏联先是说时机尚未成熟，表示如果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但南京沦陷后，苏联的允诺没有兑现。1月，斯大林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伏洛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正式拒绝对日作战。

即使后来苏联被迫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与日军发生战争，苏联也没有将战争范围扩大的意向，不久就迅速与日本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这两场战争对于日本影响很大，一方面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牵制在这一地区，另一方面改变了日本“北进”战略。

197年8月0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197年9月初，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有7架、轰炸机54架，以及大量大炮和弹药。11月1日，中苏双方又签订5000万美元借款协定。并于198年、199年两次签订信用贷款，总额共计两亿美元。

淞沪会战后，中国空军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在中国急需获得空军作战人员时，苏联应国民政府之请，果断派出空军志愿人员参战。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派遣了两千名空军志愿人员来华作战。他们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有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受到过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创办黄浦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战争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个人独裁和强权统治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干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他的民族情感并没有泯灭。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国民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最后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全民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虽然战局危急，东北、华北、平津、京沪沦丧，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8年元旦，他辞去了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表抗战的坚定决心。他在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生，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必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

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日本基于与英美的矛盾，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的旗帜下结成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自0世纪0年代以来，德国一直同中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孙中山曾经有过结成中德俄三国联盟的设想。但此时德国政权已经由希特勒把持，他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欧洲战争。因此，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以牵制苏联，必要时给英法在远东的势力以致命一击。德日终于沆瀣一气，共同对中国政府实施劝降和逼降活动。

19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协定，还告诉他，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暗中鼓励，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

蒋介石表现强硬：“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月1日，日本侵占南京后，日本首相近卫发表谈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国民政府的实体已成问题了。”在日本策划下，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1月1日，日本内阁决定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乞和，方能进行日华直接谈判。

1月6日，陶德曼会见孔祥熙，送交了上述条件和日本的备忘录。蒋介石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为了争取苏联参战，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他将被迫议和，加入**协定轴心国。

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拒绝答复”，一怒之下决定终止“陶德曼工作”。这也宣告：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1月16日，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从此中断。

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一个利益纷争加剧的国际大变动环境中。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外交策略的重大问题。坚持抗日作战的同时，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极力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

199年月，日军攻占海南岛，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很快又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蒋介石期待着日本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将走上制裁日本的道路。

当年7月，就在蒋介石为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承认日本侵华行动合法，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而大受打击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条约》。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对日制裁措施，无疑对中国是莫大的鼓舞。

9月，欧洲战争爆发，由此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几年的死拼硬挡，终于等来了国际形势的转机。“苦撑待变”，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

对蒋介石来说，在两年前，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了。他认为中国抗战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经达成，“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

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是蒋介石的一贯战略。欧战爆发，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蒋介石从这里看到，中国已经获得了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他甚至更为直接地说：“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束而已。”其中虽不乏消极思想，但把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的思考却是有远见的。

9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对待中日战争，美国的态度是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范围。5天以后，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指定的原料。1月，又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

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蒋介石设想的那么顺利，随后而来的是一段漫长而焦灼的等待。战争初期，轴心国家一路顺风，法国在战争中迅速失败，英国在西欧战场上和中国在东亚战场上一样，孤立苦撑。一时间轴心国家气势汹汹，大有扭转世界乾坤之势。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逐步疏远日本而悄悄靠近中国，这对处境艰难的蒋介石来说是个鼓舞。对苦战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希望。

日本方面也在等待，等待国民党政府投降或分化瓦解。日本已经获得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的合作，日本希望这些大人物的举动能够引发重庆的混乱，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

日本与蒋谈判的“桐工作”，进展不能让日本人满意，1940年初，日本人突然发现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怒火中烧的日本人为了挽回面子，在1940年月匆匆忙忙地把南京的汪伪政权扶植起来。

蒋介石没有因此而遭遇太多的麻烦，他牢牢地把军队和金融抓在手里。得知南京汪伪政权出台的消息，他没有恐慌，只是替那帮曾经的同志感到惋惜，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政治的特点！蒋介石疑问：难道曾经行刺摄政王的革命者，不知道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吗？！

但是，外交是外交，它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军队，必须打好每一场战斗。这时，中国战场上，战线已经延伸到长江流域，如何打好武汉保卫战，成为全国各界的共同愿望。那么，这场会战能够打好吗？

武汉地处中原，纵贯南北的平汉、粤汉铁路，与横穿东西的长江在此交汇，素称九省通衢，具有重要的经济、军事战略地位。自南京保卫战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迁往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19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以后。日本统帅部认为，攻占武汉，就可以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破坏国共合作，瓦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分解中国的抗日阵营。他们提出，日军只要占领中国的武汉，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并进占广东，就可以切断国际上对华援助的补给线，中国政府就可能与其结城下之盟。

7月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大纲》。大纲明确攻取武汉的作战目的，在于摧毁中国军队的统一指挥中枢，在作战上要尽力给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打击，尔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以控制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重新调整了侵华的军事力量，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40多万大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兵力要求达到9个师团。日军统帅部最初的设想是：两个集团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攻，一路沿长江由东向西推进。由于日军在华北地区受到抗日武装的频繁打击，部队难以保证按计划行动，曾经考虑用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的北面地区，打开一条新的通道。也由于兵力不足而放弃。

日军最后决心是主力沿长江西进，一部分兵力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会攻武汉。那么，中日两如何在武汉展开会战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