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回巨人夏尔怀才不遇

自由法国生逢其时

法国战败投降，维希傀儡政权退出战争，但法国仍然在战斗着，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终于保住了战后法国的大国地位。这其中一个人具有重要作用，即使用“再造法兰西”来颂扬他，也许并不过分。他就是夏尔.戴高乐。

1890年11月日，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市民、下层贵族之家。为纪念他英年早逝的伯父，其父亨利.戴高乐给这个心爱的二儿子取了他伯父的名字——夏尔.戴高乐。小夏尔.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熏陶。祖父朱利安－菲列普.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史》一书。这个家庭传统的文学氛围，对小夏尔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他被这曲爱国主义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一本正经地宣布，他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兵。1909年8月，圣西尔军校的一纸通知，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儿时的夙愿。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自觉地加紧对于一个巨人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应该说戴高乐是幸运的，毕业后即来到法国步兵第团，新任团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贝当元帅。有一天，贝当上校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制孔代而拯救了阿拉斯。听了他的插话，在场的下级军官们大惊失色，但被冒犯的贝当上校，却立即对这个瘦高的年轻下级军官产生了兴趣。亲切地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军官队伍，边散步边热烈地讨论起孔代和雷蒂两人的各自长处。

应该说，贝当元帅看到了卓尔不群的戴高乐潜在的巨大能量，并且愿意为他继续蓄积能量铺平道路。一战结束后，贝当元帅让戴高乐进入顾问团工作，这使戴高乐处于非常接近法国军事决策中心的有利地位。此后，戴高乐晋升少校，担任了一段驻特里尔的第19山地步兵营指挥官。19年，他奉调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担任中校秘书，时间长达6年。

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变，德国军队早已悄悄地、迅速膨胀，它不顾条约限制，变相保存了总参谋部班底。到190年，德国的军队和半军事部队已达7.5万人。同时开始秘密建造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到199年底已经拥有1个飞机制造厂，6个飞机发动机厂，在研制坦克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还秘密在西班牙等国制造潜艇和其他军舰，并积极从事军用化学、人造汽油方面的研究。

这些情况，使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戴高乐，预见到法兰西面临的灾难。为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近的危险，戴高乐写了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一支10万人的职业化军队，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的主张。

在这本书的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为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

他的设想是：一支职业化军队，一支由10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其作战手段是：6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装甲、履带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个旅：一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一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一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援。每个坦克旅将包括5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突然攻击中突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

这个计划，虽然有好几家包括左翼和右翼在内的报纸和一些军官、政客以及律师都支持。但其时已经78岁的贝当元帅，不再能够接受新思想，他对戴高乐的同情，也由于观点的差异而冷淡下来。戴高乐新交的一个议员朋友保罗.雷诺，虽然在议会旗帜鲜明地捍卫戴高乐的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修正案，但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翼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

由于军界高层不理睬，戴高乐的思想对公众舆论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建立职业军》一书在德国的影响力巨大，这本书在德国销路很好。当年有位法国记者，与德国摩托化部队司令古德里安将军交换对机械化战争的看法，古德里安向法国记者打听道：“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看到法国记者茫然不知所措，这位德国将军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根本不知道，这时的“戴高乐上校”其实还是中校，他既无权又无势，只能凭他令人吃惊的坚忍，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不停地进行游说。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将它束之高阁。

戴高乐异常精确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战争中的进程，并且似乎从未怀疑，自己将应召去在那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尽管现实中有无尽的失望，他仍固执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并加紧为将要到来的使命继续锻炼自己。

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机，由于西方国家出兵挪威惨遭失败，法国的达拉第政府和英国张伯伦政府，这两大绥靖主义集团相继倒台。1940年月1日，戴高乐的朋友、前内阁财政部长保罗.雷诺，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勒布伦召见，受命组阁。

雷诺邀请戴高乐到巴黎，打算请他担任新的军事会议副国务秘书，并请他代为起草向议会发表的第一个政见声明。但在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法国的**政治制度再次发挥作用，雷诺任内阁总理，如果在议会中得不到激进的社会党支持，就寸步难行。而激进社会党，则把下台总理达拉第留在战时内阁，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雷诺无奈，只得任命达拉第为国防和陆军部长。

达拉第一听说雷诺对戴高乐的邀请，便捎话说：如果他要那么办，他达拉第就将建议让戴高乐接任陆军部长，他自己则辞去内阁职务。雷诺不能让新政府刚成立就垮台，只好万分惋惜地收回对戴高乐的邀请。

戴高乐高兴而来，失望而归。在返回驻地途中，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堡的甘末林将军总司令部。身材比戴高乐矮一大截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兵的数目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四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4装甲师。这个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扩大装甲兵建制是戴高乐鼓吹多年的事情，听到这个迟到的消息，他仍禁不住表达对当前时局的忧虑。

甘末林将军答复说：“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认为没有什么根据。”

5月日，戴高乐向雷诺上书，倾吐自己对时局的忧虑。他在信中说：波兰之战及其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惟有根据现有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燃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奇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变这一体制是当务之急，决非其他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趑趄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愈加渺茫。

5月14日，决定法国命运的时刻到了。一支在数量、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装甲机动部队，在希特勒爱将、六年前问法国记者“我的伟大的同行戴高乐上校在干什么”的德军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将军率领下，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强渡马斯河，以破竹之势，突破法军第9军团和第军团仅8万人的防线，洪水猛兽般向法国北部压来。

这一下，法国人吓坏了，西欧人也被吓坏了。荷兰军队总司令签署了停战投降令，法国总理雷诺于15日清晨打电话告诉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被打败了！”

在这民族存亡关头，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钢铁洪流，50岁的戴高乐上校终于被破格起用。5月15日清晨，他被装甲兵司令杜芒将军召到总部授命说：为了阻止敌人的攻势、保卫巴黎，法军必须在埃纳河和埃勒特河上设立一道防线。你的任务是，指挥第4坦克师在拉昂地区单独作战！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与他分手时，语气低沉地说了这么一句：“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在运用你长期以来所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作为一名法兰西军人，戴高乐上校在战场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到5月17日拂晓，好不容易凑集了三个营的坦克，他立即把这三个营投入战斗。他们一路横扫敌人，迅速推进到蒙科尔内。这是一次短暂而又振奋人心的胜利。可惜好景不长，部队到达塞尔河边，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白天上司又拨来第4轻步兵营。戴高乐立即派出这支生力军，去消灭进攻时残留在身后的顽抗之敌。

这时，集结在塞尔河北岸的德军炮兵开始轰击，法国的大炮却没有进入阵地。下午，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袭击了法军的坦克和载重汽车，双方力量十分悬殊，但戴高乐率领部队奋勇杀敌，到晚上，他们以不足00人的伤亡，击毙敌军数百名，还俘虏了10名德军。这一胜利稳定了军心，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不再向南跑了，并兴奋地高呼：“戴高乐挡住了德国人！”

然而，整个局势已无可挽回。法军缺乏作战经验，许多坦克兵驾驶时数还不足4小时，军官第一次和他们的士兵见面，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通讯设备都没有。尽管如此，戴高乐仍义无反顾地指挥部队英勇作战。

5月7日，戴高乐晋升为准将的第三天。他带领残缺不全的第4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三天之内，他迫使敌人后退了9英里，俘虏了500多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

到了5月0日，布伦落入德军手中，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8日清晨向德军投降，使大量德军从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把5万英军和10万法军包围在加莱地区的敦刻尔克。法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内部，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已在谈论法国无条件投降。雷诺总理感到自己在内阁越来越孤立，需要志同道合朋友的支持，于是，在法国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6月5日，再次调整内阁的时候，他毅然任命晋升准将才10天的戴高乐，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当16日晚9时半，戴高乐从伦敦返回波尔多时，在机场获悉雷诺总理愤而辞职，勒布伦总统召见贝当，请他组阁时。他意识到，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遵循军人服从的天职，留下跟着投降；一是就此背弃投降政府，舍弃身家性命和高堂老母，乘原机返回英国救亡图存。

戴高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当即赶去见到了那位失败的朋友雷诺最后一面。见面时戴高乐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并把自己准备逃亡英国的决定告诉了雷诺。雷诺再次给了不屈不挠戴高乐最后一次支持：从总理秘密款项中，支付给戴高乐10万法郎作秘密经费！

第二天上午，即6月17日10时，戴高乐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泰然自若地到机场为斯皮尔将军送行。他的副官戴库尔塞尔中尉事先躲进了飞机里，在发动机发出轰鸣，机轮开始滑行的瞬间，从飞机里伸出一双大手，把戴高乐迅速拉入了飞机，旋即关闭了舱门。

监视戴高乐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载着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升上了蓝天。

初到伦敦，戴高乐感到自己很孤单，两手空空，前途未卜，后退无路。所有的只是一个不屈的信念和满腔战斗的热血。目前最紧要的，是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其次是取得武器，组建一支救国队伍。

最为幸运的是，东道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斗志与戴高乐一样坚决、一样旺盛。他们是一对天然的盟友。此时的丘吉尔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不多，主要盟国已经屈膝投降。但他还是坚定不移，准备迎击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英伦三岛。

应该说，丘吉尔和戴高乐都具有巨大的坚持继续战争资源，英法海外殖民地人口达数亿，面积遍布全球每一个洲。这也是丘吉尔看好戴高乐并支持他的重要因素。

在最困难的时刻，丘吉尔热情而坚定的慨然承诺，使戴高乐立即得到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6月17日，戴高乐10日之内第五次来到丘吉尔面前，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不假思索满口答应。两人商定，只等贝当一向德国人屈膝，就立即公开广播。

当天晚上，贝当政府正式通过比利时大使，向德国法西斯表示求和意愿。第二天，即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B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从这一刻起，戴高乐就成为法兰西的战斗旗手。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戴高乐为激励贝当政府振奋斗志的最后努力，换回的却是命令他立即回国的电报。他给魏刚将军去了封信，恳切要求他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到的却是法国大使馆转来的，要他去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的命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竟改为“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只好向法国驻海外殖民当局打电话，呼吁他们坚持抗战，邀请他们来伦敦共商抵抗大计，得到的却是一片嘲笑。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逐名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准将”，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就连决心打下去的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

面对德国苛刻的条件，法国军政首脑们没提出任何异议，6月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怵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巨星殒落，很多法国人听到广播后潸然泪下。

在这严峻时刻，戴高乐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了。

6月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在伦敦，戴高乐打出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得到了英国的承认。

戴高乐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感染着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后，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他的旗帜下。6月9日，他到利物浦招募了外籍军团第1旅两个营，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几天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

6月0日，第一个高级军衔者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投奔到洛林十字旗帜下。他的到来对戴高乐的事业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紧接着，一些人从法国经西班牙逃出来，一些人从北非直布罗陀投奔而来。

7月14日上午，拥有7000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

绝望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另一张，是一被路过人献满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7月16日，这位伟大的母亲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便独自在班明死去了。

早在6月8日，英国政府便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与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6日交给丘吉尔首相和外部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份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是戴高乐努力建立大厦的基石。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是想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终于承认他们有义务“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在协议中，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贷。所有开支将单独立帐，以后予以偿还。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和独立自主。这一点使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到法国利益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形象”。

法国战败投降，使欧洲乃至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欧洲大国之一意大利，此时的动向最引人瞩目。那么，意大利此时有哪些重大动作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