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回蒋介石苦撑待时变

汪精卫投敌成汉奸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受到过民族主义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创办黄浦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战争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个人独裁和强权统治过程中，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专制独裁思想也随之膨胀。为此，一段时期，打内战成为他的专利。

但蒋介石的民族情感并没有泯灭。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最终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虽然战局危急，东北、华北、平津、京沪相继沦丧，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8年元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日本基于与英美的矛盾，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欧洲盟国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的旗帜下结成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19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协定，还告诉他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暗中鼓励，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

陶德曼告诉蒋介石从速选择，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蒋介石表现强硬：“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月6日，陶德曼会见孔祥熙，送交了日本的备忘录。蒋介石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他决定对于日本的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为了争取苏联参战，蒋介石把德国大使陶德曼充当调停者的中日和谈建议、及日本的备忘录透露给斯大林，暗示苏联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国，他将被迫议和，加入**协定轴心国。

日本政府见国民政府“拒绝答复”，一怒之下决定终止“陶德曼工作”。这也宣告，日本试图不经战争而使中国屈服的阴谋归于失败。1月16日，近卫首相公开发表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关系。”

日本在198年初提出的所谓和谈，以及德国陶德曼的调停，都被蒋介石坚决抗日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态度拒绝了。但亲日派汪精卫、周佛海等，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的声明所诱惑，不但没有就此停止其“和平”活动，声称要“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

198年月，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继续与日方恢复联系。

作为蒋、汪对日外交活动的一个得力助手，高宗武从小留学日本，于九洲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人称为中国的“日本通”。由于194年协助办理与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人称为“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得到蒋介石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亚洲司司长。

198年月7日，高宗武、董道宁与日本的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5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举行共谋推行中日“和平”会议，讨论中日外交路线。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只是属于“民间人士”。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通过这些民间人士的穿针引线，而与日本军部发生关系。

高宗武在会谈期间，着重介绍了汪精卫曾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四五次常务会议情况，他强调说：“如果日本人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走到了和平的大门口了。”

双方达成共识，中日两国间“和平”意向如果能信息相通，加上“和平派”的相互努力，两国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具备的。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汪、周为首的低调俱乐部情况，说已经形成国民党内的“和平派”。日方人闻听后兴奋不已。会谈结束，决定把由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由周佛海交给蒋介石。

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汇报了会谈情况，周佛海拍手称快。两人将信交给汪精卫过目，汪主张由陈布雷将信交给蒋介石。

198年5月底，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周、陶商讨对策。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政府施放诱饵。国民政府表示，可由汪精卫或张群出面与日方谈判。汪精卫喜上眉稍，高宗武则准备背着蒋介石前往东京。

198年7月5日，高宗武抵达日本横滨，在影佐祯昭引导下，先后与参谋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会见。此时，日本政府已经明确决策，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规定了诱降活动的具体目标，将诱降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高宗武东京之行，为汪精卫集团直接与日本勾结，为其投敌叛国铺好了路基。

198年11月19日，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在重光堂与高宗武等进行正式会谈。0日晚17时，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应谅解事项》。另外又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重光堂会议及签订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卖国罪证及卖身契。对日方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把全部要求拿出来，只是为了引汪等逃出重庆，而做的表面文章。11月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重整日华关系的方针》，远比重光堂密约对中国所提要求苛刻。由此可以看出，重光堂会议密约，仅是引汪集团上钩的一个精巧的花招而已。

重光堂会议一结束，梅思平带来的重光堂密约，对于准备叛国投敌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已到了关键时刻，汪精卫疑虑重重，瞻前顾后。周佛海决定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处打开缺口。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人，随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断升高，她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对抗战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当梅思平携重光堂密约向汪精卫报告时，陈如获致宝，极力主张脱离重庆。

在蒋介石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形势下，汪、蒋曾多次为最高权力而进行针锋相对的争夺。汪精卫虽说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但汪不过是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在家中汪受陈璧君挟制，在国民党内没有实权。野心膨胀的陈璧君说：“难道当汉奸在日本人那儿也坐第二把交椅吗？”言下之意在日本人那儿当儿皇帝，也比在国民党内当副总裁强。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98年1月8日，那次两人激烈争执，互不相让。蒋介石是全国统帅，原则上不反对和平，所顾忌有两条：一是日本无谈判诚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撕毁和约。和谈必须以日本对中国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二是一与日本和谈，中共必定坐大，内战继而起之。

汪、蒋各执已见，各怀心计，不欢而散。汪、蒋二人再也无法合在一起，汪精卫决定出逃。

198年1月1日，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表明汪精卫决定出逃。日本方面也通知汪精卫，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

根据重光堂会谈所拟定的日程，汪精卫必须按时逃离重庆，以便配合日本方面的行动。他们拟定了两条出逃的路线，一条由重庆直飞香港，但汪精卫树大招风，风险太大；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只要征得龙云同意就万事大吉，为了讨好龙云，陈璧君在此前几个月曾一度赴河内，经过昆明与龙云交谈时，允诺帮助龙云解决地方军队医疗器械和医药，为龙云筹集资金开发锡矿。同时表示同情龙云处境，挑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

最后，陈哭丧着脸说诉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如坐针毡，想跳出“火坑”时。龙云表示，如果汪主席去昆明，他保证十分欢迎，如果汪借道昆明出国，他尽力派人护送，且确保汪精卫的安全，一切便利条件悉数提供。

汪精卫虽下定决心孤注一掷，因蒋介石仍在重庆，不好动身。蒋打算赴西安的行期一拖再拖，迫使汪的计划也一改再改。直到汪于1月中旬得知，蒋于18日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汪总算如释重负，决定借此机会倾巢出动。

汪精卫毕竟是老奸巨猾，成群结队出走必定使人生疑。于是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名义，于1月5日冠冕堂皇地先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周行。汪精卫则约定于1月8日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伪装笑得惟妙惟肖。陈璧君远房侄子陈春甫则打前站，以送汪子到香港读书为名，将汪子汪文悌和小女汪文恂送到昆明，转飞河内至香港。

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1月8日，蒋介石从天而降，一下子把汪的计划全盘打乱。心中有鬼的汪精卫此时深恐东窗事发，坐卧不宁。为混淆视听，汪道貌岸然地到处大谈政治机构调整和金融整顿等，洋洋洒洒，不为蒋所怀疑。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汪精卫会出逃去当汉奸。

1月9日，蒋介石令陈布雷电召周佛海立即回重庆，周以为大事不好，惊骇不已。为造成蒋介石集团的错觉，1日下午时，周怀着鬼胎出席了国民党云南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题为“抗战前后的形势”的讲话，用枯燥空洞的说教制造假象。

因为汪精卫不能如期逃离重庆，日本方面很被动，1月9日晚，已抵京都的近卫文膺只得取消大阪之行。定于1月11日晚在大阪大礼堂向全国广播讲话，以及宣布对华“新政策”的计划泡汤了，延期到14日发表。原因是首相“感冒”了。

汪精卫急得团团转，深恐日本首相推迟发表声明日期，会引起麻烦，于是急电周佛海：“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意即他不能如期出逃，要周电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方，如期发表声明。

汪精卫终于寻找到出逃的佳期，18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训话，汪可以不参加。便决定趁机令其内侄陈国琦，托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弄到了飞昆明机票，汪碰巧与空军司令周至柔同机到达昆明。

汪精卫在昆明谢绝当地官员的谒见，直达龙云住所，与龙云在楼上密室长谈至深夜，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龙云，得到龙云的赞许，汪此时才如释重负。

1月19日，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教官的汪的另一内侄陈国张，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枞商洽包了一架飞机。汪精卫一伙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到达河内。汪在离开昆明前还电告蒋介石，说去昆明“飞得过高，身体不适且脉膊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飞渝。”

而此时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

按照汪精卫集团的计划，他们对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实力派进行千方百计的拉拢，以挖蒋介石的墙脚，当然其实质是破坏抗战。在唐生智等人工作下，龙云未能使汪的希望成为现实，张发奎等在蒋的严密监视下，仍留在抗战营垒中。

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盛怒之下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开除了汪精卫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逃离重庆成功后，立即于1月日晚，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晃子下，提出中国放弃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缔结“防共协定”；中日经济提携。这项声明，对日军驻兵有一定的期限及期满后撤退，并且规定在和平条件实现之后，日本军队在协议以外地区，“立即开始撤退”等文字全部删除了。就连参加了重光堂会议的日方影佐祯昭都感到“苦恼”。

这时已经觉察到日本变了卦的汪精卫，此时叛国决心已定，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近卫声明一发表，他立即发电响应。198年1月7日，汪精卫亲信陈公博、陶希圣，带着他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亲笔信，以及响应近卫声明的电稿（即艳电）赴香港。

9日，在林柏生控制的《华南早报》上，发表了汪精卫的《艳电》。《艳电》是汪精卫集团向日本侵略者公开乞降，充满媚骨奴颜的臭名昭著的宣言书。他公开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根据，公然吹捧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而要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机。”

《艳电》一炮出笼，广大人民怒火中烧，一股反汪讨逆的巨大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海外华侨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其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曾被汪精卫寄予厚望的南方等地军阀，也通电“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蒋介石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臭名***之际，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之时，蒋觉得事情远比自己希望的严重极了。遂于199年的元旦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汪精卫。最后以“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为由，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蒋介石见软的不行，就下决心用硬的一手。汪精卫已酿成大害，不除则后患无穷。蒋为了根除后患，动用了蓝衣社特务组织，派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陈恭澍入河内执行刺杀汪的计划。陈恭澍率王鲁翘、方炳西等人，入河内对汪的行踪与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戴笠本人也曾亲自到河内高朗街察看地形，部署刺杀事项。此时汪精卫夫妇住在高朗街7号。军统特务们不仅摸清了7号周围的环境及住宅内情况，也掌握了汪精卫等人的生活起居规律。

月0日午夜，陈恭澍率王鲁翘、唐英杰、张逢义、陈步云等7人，直往高朗街7号。次日凌晨时半左右，陈恭澍以金钱支走了两名越南籍的便衣警察，暗杀活动便得以顺利进行。6名刺客用斧头砍断了竹篱笆，爬进花园，用人梯攀上窗门，再以钓索爬上三层，进入走廊。王鲁翘到一楼和二楼时将拦阻的汪宅人员击伤，迫使其缩进室内。王即直奔三楼汪精卫的卧房。

其实这房里住的已不是汪精卫。0日晚，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妻子由香港入河内，汪让出自己的大房间，以示对曾夫妇的关怀，而汪则搬到另一间房内住。由于房门锁住，王鲁翘等用斧头拼力在门上砍出一尺见方的窟窿，只见床下趴着一个人，王料定是汪精卫无疑，枪口集中向该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大功告成，立即撤离。

曾仲鸣胸部被击中枪，伤重毙命，成为汪精卫的替死鬼。由于此前汪的银行存款以曾仲鸣名义存入，这个汉奸临死前仍强撑身体，在支票上签字，使汪精卫的全部存款没有化为乌有。

月1日河内刺杀案后，汪精卫已成惊弓之鸟。

日本政府接获驻河内领事报告之后，即于月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影佐祯昭赴河内，将汪精卫护送到安全地区。影佐通过当地领事馆和台湾拓殖公司，保护汪于199年4月5日乘小船逃出河内，于5月6日到达上海。

于政治引卖国汉奸的同时，日军开始筹备局部进攻，以求达到震慑国军的目的。那么，日军的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