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回东南亚日本施暴政太平洋日军杀战俘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夺海外资源，因此，大肆经济掠夺就成为东条英机“东南亚新秩序”的主要内容。在194年月1日本军政首脑联席会上，东条政府提出并制定了资源掠夺计划。计划今后5年，在东南亚各国掠夺钢铁千万吨、铁矿石6千万吨、铝矾土60万吨、焦炭1.亿吨、煤亿吨、石油千万吨、铝60万吨。

在这一庞大计划的驱使下，日本占领军把缅甸的机器设备运往日本；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石油，仅194年就掠夺了550万吨。大量马来亚的铝矾土被运回日本。

为了掠夺人力资源，日本占领军在各国建立了大量“劳动营”，强迫和抓捕劳动力为他们修建军事战略工程。最突出的修建“死亡铁路”。这条铁路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全长415公里，从194年11月动工，到194年10月建成，在日本侵略军的威逼下，许多东南亚人民在热带丛林中从事繁重的非人的劳动。各国战俘死去1万千人以上，劳工死去5万人以上。

在建设“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招牌下，日军疯狂抓捕壮丁，强迫东南亚人民为日军当炮灰。仅在印度尼西亚一地就抓捕劳工0万人，开始作为“兵补”，后来以“志愿军”的名义，送到新几内亚和缅甸作战，其中90%的人都死在热带丛林中。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0万新马华人全力支持祖国抗战。194年新加坡沦陷，日本第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等人，策划了针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

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次日，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华侨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是生是杀，完全随日军意志支配。最大的屠杀是在海滨和大海上，在加东海滨，数以万计的华人遭到机关枪的射杀；不拉干马蒂海边，昼夜都有船将华人载到海上，将两人背靠背绑紧推入大海。

在“肃清”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残杀？至今仍然难以定论。

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则断言：“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自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在东南亚向英美展开全面攻击。194年月，菲律宾10多万美、菲联军弹尽粮绝。4月9日，巴丹半岛战区，1000多美军和65000多菲律宾军成了俘虏，这是美军历史上缴械投降最庞大的一支队伍。

日军下令将被俘人员转移，目的地是奥德内尔集中营，全程110余公里。这就是著名的死亡之旅“巴丹行军”。投降的美菲联军早在之前的战斗中，就因为补给不足，造成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恶劣的行军环境成为第一个杀手。

最致命的是，日军凶神恶煞的押送。他们随意处置美军战俘，对走得慢掉队的，直接刺死或斩首。敢于停下来大小便的人，一律处死。不久，所有战俘都学会一边走路一边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整个队伍臭气熏天。日本兵基本不会给战俘吃饭，禁止战俘自己获得食物，且不允许战俘们带水行军。伤病员处境最为悲惨，被视为“累赘”而直接杀死。

饱受折磨的战俘们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走完这110余公里，已经有约1.5万人死于非命。而后，集中营的生活同样悲惨，日军看守随意殴打和虐杀，以及随之而来的疫病蔓延，这之后两个月中，又夺去了大约.6万人的生命。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费尔顿经过调查发现，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要比纳粹德国海军更为严重和残酷。一些曾经实施过残暴行为的日本水兵，在战后却没有受到惩罚，现在依然在世。

费尔顿指出，在日本海军军官的命令下，有万多名盟军水兵和无数平民在二战中被故意虐杀，日本军队这一残暴罪行是对《日内瓦公约》的严重挑衅。

费尔顿说：“许多犯下如此可怕罪行的日本士兵，直至现在依然活着，而且60多年来这些人在生活中没有受到任何打扰。在德国纳粹的海军文件记录中，只发生过一起德国U型潜艇屠杀海上盟军生还者的事件。而对于日本海军来说，屠杀海上生还者是官方的命令。”即使身处岸上的无辜平民也不能幸免于难。

一些日本海军登陆后，往往会包围平民并进行X奸和集体屠杀。费尔顿列举了日本海军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将其中一些人扔到海里喂鲨鱼；把其余的人用锤子砸死、用刺刀捅死、斩首、绞死、淹死或活活烧死。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日本海军军医，甚至用活人做试验，不少盟军战俘惨遭日本海军军医的活体解剖。

一些档案资料显示，在二战中至少有1．5万名英国水兵和7500名澳大利亚人被日本海军杀害。英国商船“贝哈尔”号遭遇的屠杀就是典型的例子。

该船于l944年月9日，被日本重型巡洋舰“利根”号击沉，“利根”号的舰长黛东夫下令将俘获的英国船员都关押到甲板之下。经过10天航行，英国船员中的85人被绑着手，集中带到“利根”号的船尾处。日本军人开始猛踢这些船员的肚子和睾X，然后用军刀将他们一个接一个斩首，最后把他们的尸体扔出船外。而下令处死这些英国船员的日本海军军官，大部分在战后逃过了审判。

费尔顿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英国人詹姆斯·布利尔斯的恐怖遭遇。布利尔斯是“特吉萨拉克”号商船上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1944年月6日，载有10名乘客和船员的“特吉萨拉克”号商船在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驶往锡兰(即现在的斯里兰卡)途中，受到日军潜艇“I一8”号的鱼雷攻击后沉没。漂浮在海面上的“特吉萨拉克”生还者，包括布利尔斯在内，全部被日本潜艇士兵拉上了“I一8”号潜艇的前甲板。

据布利尔斯回忆，当生还者在甲板上被集中后，站在潜艇指挥塔上的“I一8”号潜艇艇长内野伸治，向他们发布了一条奇怪的命令：“不要回头看，因为这对你们来说很糟糕。”随后站在生还者背后的潜艇士兵开始屠杀，生还者一个接一个被斩首、枪杀，甚至被活活扔向旋转着的潜艇螺旋桨。有一个人的头被砍了一半，然后日本人就听任他倒在甲板上痛苦地挣扎，其他人则被日本人砍成两半后扔到海里。这些日本士兵在杀人时还哈哈大笑，其中一个日本人甚至用一台小型摄影机拍摄屠杀场面。

眼看马上要轮到自己被杀，布利尔斯突然奋力挣脱了绑住其双手的绳索，纵身跳进海水中，日本人见状立刻用机枪向他扫射。布利尔斯跳进海水后立刻潜泳，这使他逃过了一劫。数小时后，已经游得筋疲力尽的布利尔斯爬上了一艘“特吉萨拉克”号留下的救生艇。不久，艇上又爬上来一名逃离日军潜艇的印度籍船员，这名船员告诉布利尔斯，留在“I一8”号潜艇上的名生还者被日本人用一根绳子绑在一起拴在潜艇尾部，然后日本潜艇开始下潜，这些人都被拖人海中淹死了。

此次大屠杀的主谋“I一8”号潜艇艇长内野伸治，在当时被日本人奉为“英雄”，二战结束时他已经成为一座大型军事基地的高级官员，而且战后他也从未受到过审判。此类潜艇大屠杀与日本海军高层有直接关系。

费尔顿指出，194年月0日，日本海军高层下达了一道命令，以鼓励海军进行屠杀，该命令的原文是：“要不停地击沉敌人的舰艇和商船，同时要全部消灭敌军船员。”

在这道命令被下达后的数月内，日本“I—7”号潜艇击沉了4艘英国商船和1艘军舰，每次得手后，“I一7”号潜艇都会用机枪将所有漂浮在海上的幸存者射杀。战后，“I一7”号潜艇艇长被战犯法庭判了8年监禁，但是他最终只关了年就被释放，因为日本政府将该艇长下令射杀盟军船员归为“战争中的合法行为”。

日本海军甚至会击沉带红十字的医疗船只，然后将漂浮在海面上或坐在救生艇内的生还者残杀。一些跳伞降落在海面的盟军机组人员，也会被日本海军拉上军舰甲板后折磨至死。

费尔顿的调查材料记载了日本海军在爪洼岛拉哈机场的屠杀案。该案发生于194年月4日和5日，日军攻占拉哈机场后，日本海军少将晶山广一郎，下令杀害俘获的1名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由于这次屠杀没有幸存者，这个屠杀案是在澳大利亚陆军审问两名日军水兵后***的。

其中一名日军水兵描述了第一名战俘是如何被杀死的：一名澳大利亚人被带到一处低洼地的边缘，然后他被强迫跪倒在地，一位名叫佐佐木的日军准尉用武士刀将其斩首，他的杀人行为竟然还博得了围观日军的一阵欢呼声。佐佐木接着又杀死了4名战俘，在他之后，大批日本水兵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屠杀其余战俘。

在屠杀过程中，这些日本水兵还一边大笑和互相逗乐。由于日本水兵笨拙的动作，一些受害者被推进低洼地时还活着，他们在洼地内痛苦地呻吟，身体则在抽搐。下令进行这次屠杀的晶山广一郎后来遭到澳大利亚的指控，但他在接受审判前就死了。另外还有4名日本军官因为此次屠杀而被绞死。由于缺乏目击证人，使得盟军方面很难继续控告其余日本水兵。

据“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颁发的这些材料，仅在越南、老挝等地，就有包括法国、北非以及一些当地战俘在内的约4万名战俘，被日军投入许多“死亡战俘营”内。在这些战俘营中，食物极其短缺，医疗条件极差，生活环境恶劣之极，而战俘们每天干着非常沉重的体力活，许多人因此累死、病死，还有许多人被日军成批屠杀或折磨致死。到日本宣布投降时，这部分人中仅有9000多人幸存。

“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及法国战俘协会的统计表明，日军战俘营中的死亡率，甚至大大超过了纳粹德国的某些集中营。日军当时的暴行，完全违反了关于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当记者问身边的一位敦刻尔克市民是否了解这段历史时，他表示，不少法国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地区，日军残酷对待战俘，而受害者有法国人、英国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

“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敦刻尔克地区负责人伊夫·吉兰说：“在声讨纳粹德国罪行、庆祝二战欧洲解放的日子，人们不应该忘记发生在亚洲的惨痛历史，日本对战俘犯下了难以宽恕的罪行，却从来都轻描淡写。我知道它对待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也同样如此。今年是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欧洲战场胜利以及日本投降60周年，纪念日本投降的活动将重新触动二战老兵的伤口，也会让人们对如何正确面对历史问题进行深思。”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除巴丹死亡行军外，马尼拉惨案也常与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一起，被称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三大惨案。

1945年月，美军直逼菲律宾马尼拉城下。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发生了日军持续一月的屠杀事件。期间，菲律宾人被日军杀害者达10万以上。有一部分是死于美日两军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宾人是死于日军有组织的大屠杀。美军缴获了这样一份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最残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94名菲律宾儿童。日军先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孩子们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

在沈阳中捷友谊厂内，有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这就是当年日军关押盟军战俘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遗址。这个鲜为人知的战俘营，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美、英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菲律宾战场失利，大批盟军官兵被俘。当年10月6日，日军挑选数千名盟军战俘，从马尼拉用船运往朝鲜釜山，然后用火车押往中国。11月11日，第一批被押往中国的盟军战俘到达冰天雪地的奉天(沈阳)。

战俘们来到沈阳后，先是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里，不久被转到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奉天收容所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日军还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双辽市)和西安县(今辽源市)，分别设立了直接隶属于这个收容所的两个分所，主要用于关押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1945年9月日，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时，站在他身后的美军中将温赖特，就曾被关押在西安县战俘营。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英军中将帕西瓦尔。

从战俘营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四周开阔的田地中间，奉天战俘营高墙矗立，里面整齐地排着几栋房子。如今这些房子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有一座水塔和两栋宿舍楼还完好保存着。据笔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其本国及被其占领的亚洲国家共设立了六十几个战俘营。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从194年到1945年，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美、英等国家的战俘000多人，其中少将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17名。日本战败后，这些战俘获释时，平均年龄6岁，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18岁。

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战俘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而在这里的死亡率竟高达16%。可以说，这里是一座让人恐怖的魔窟地狱。日军置《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于不顾，无视战俘们的起码尊严和人格，对战俘的精神和肉体进行肆意摧残。

在这里，战俘们不仅随时随地会受到日军的殴打，而且经常会受到各种独出心裁的惩罚。当时，日军官兵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手段是，让受罚的战俘双腿交叉跪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头上顶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装满水。受罚的战俘不许弄洒一滴水，否则就要重头再来。如果日军官兵觉得不满意，还要对战俘进行痛打。

除了各种肉体的折磨，还有更可怕的“阴云”笼罩着战俘。战俘们发现，经常有一些同伴被莫名其妙地带走，而且一去不回。一批又一批的战俘失踪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近年来，随着一些战俘回忆录的出版和相关机密文件的公开，谜底终于解开。原来，被称作“黑太阳”的日本71部队，曾秘密地来到战俘营，以打预防针的名义，给一批战俘注射鼠疫菌。被注射的战俘轻者高烧不退，重者在痛苦中死去。71部队的人员还将战俘的尸体解剖，用于各种实验。

此外，战俘们还受到饥饿和疾病的威胁。战俘营的幸存者罗伯特·A·布朗回忆说：“当时物资极为匮乏，药品也奇缺，天气非常冷，死去的战俘很多，停尸房很快就被堆满了，后来成百具尸体被堆放到一间很大的库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埋葬。”

一位英军战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一名美国人于当晚死亡；194年11月14日，很多美国人患上了痢疾；194年11月15日，生病者越来越多；151天内死亡01人

类似的日记还有很多。这些日记记录了战俘生命里最为惨痛的历史，也真实记录了日军残暴的罪行。二战结束后，被关押在这里的一些战俘自发地成立了“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许多人还回到沈阳故地重游。

00年9月，由10多名战俘组成的“美国奉天战俘幸存者访问团”，回到昔日被关押的地方。今年月5日，当年战俘营里最年轻的战俘罗伯特·A·布朗也重新踏上了阔别60年的沈阳。布朗是被押到沈阳的第一批盟军战俘。布朗说，很多战俘都想回来看看，但年纪不饶人。

盟军战俘们重返这个让他们饱受折磨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忘不了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也是为了寻找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当年在战俘营编号为66号的美国战俘尼尔·加格，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回忆说，当年日军不仅不让战俘们吃饱饭，还强迫战俘做各种工作。他被日军强迫到“满洲工作机械会社”当一名钳工。和战俘们在一起干活的中国工友们，看见他们饿得发慌，经常暗地里给他们送些吃的东西。一次，在距离他干活的车床10米处工作的中国工人李立水，悄悄地从日本人运送蔬菜的马车上偷下两根黄瓜，乘日本监工不注意，扔到了尼尔的身边。对饥饿的战俘来说，这两根黄瓜就是一辈子的恩情。

1945年的春天，名美国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事件发生后，日军大为震怒。日军通过调查发现，这名战俘逃跑时所用的地图，是和战俘们一起干活的中国工人高德纯提供的。日军抓到高德纯后，对他进行了残酷折磨，并把他投入监狱。直至战俘营被解放后，高德纯才获得了自由。

重返战俘营的幸存者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战俘营遗址能够被保留下来，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军的暴行，不忘战争的灾难。据了解，今年5月上旬，战俘营旧址正式被沈阳市文物部门列入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战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但历史仍在继续，尤其是面对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故意歪曲，甚至美化的部分日本人来说，更让人们感到痛心，更让人感到担心。我们决不能让这一罪恶重演。

中国自古有句名言，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会报！”就在日军残酷地违背人道，残害人民的时候，上帝的报应终于到来了。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开始走下坡路。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