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党左右开弓。一方面是大肆攻击，一方面是联络湘军势力，以压迫、牵制，替换北洋势力。

本需一致对外之时，朝廷上下内争并起。

要说帝党们盼着淮军打败仗，这有点夸张了。

但打了败仗之后，却是义正词严地批评，和大义凛然地换将的时候。

随着淮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机会来了。

帝党们的攻击逐渐加大火力。

使用的手段无非就是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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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不会认为这种时候相互攻击，或攻击前方的将领是有害无益的，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

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会想到这上面来。

恰恰相反，也许他们还认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铲除腐败无能者、作战不力者、战场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大清。

所以，清流派、帝党们刀光剑影，剑剑指向淮系。

他们所要的，就是拔除淮系势力，全然不顾自毁长城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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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内部高压的大气候下，走上战场的将领们，从战争开始，便要同时应付内部的攻讦。

被追打得最紧的是北洋提督丁汝昌。

回顾一下，开战前，就有人吵吵要换掉丁汝昌。翰林院侍读文廷式竟在奏折中尖锐地说“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畏惧，至于流涕”，说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在中法战争中，被打仗吓得哭了，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虽然北洋水师未及时救援福建水师，这是实情，但这笔老账也不能全算在丁汝昌头上吧？

丁汝昌不明不白地被翻老账，也不明不白地被按上一些新“罪状”，不明不白地就引火上身。

其实，7月4日，丰岛海战前一天，清流新锐张骞在给自己的老师的信，已经透出了其中的秘密——“丁须即拔……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

“拔丁”的隐语不难理解，让人一下子便可看到清流派们发起这场攻击的真实目的：撤换掉丁汝昌，夺取淮系对北洋舰队的掌握。

而且，这种攻击，绝对是在有组织、有计划的部署协调下进行的。

说来讽刺，大家都不是傻子，在李鸿章安排丁汝昌以控制舰队的时，清流派也同时发现了这个“要害”，聪明劲全用在这上面了。

就北洋舰队来说，只有一个丁汝昌是安徽人、淮系将领，总兵以下管带除几位广东人，几乎全是闽人。撤换丁汝昌，就可顺利拿下北洋舰队，集中火力拔掉丁，似乎不是难事。这是清流派的盘算，也是丁汝昌被密集攻击的原因。

之后的事，我们已经看到，清流派便借丁汝昌避战大做文章，去除丁汝昌的声势越来越高涨，直称“我军之所以怯，非水师尽无用也，提督不得其人”。

8月6日，光绪帝在再三催促海军出战之后，便下令，革除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职务。后来，经李鸿章全力为丁汝昌辩解，推出一个个“猛虎在山论”，“遥为牵制论”，还不惜背上了“避敌保船”的名声，朝廷这才准许丁汝昌戴罪立功。

不知清流派又将举荐何人。但可以想象，丁汝昌既面临战备的种种困难，还要无端地挨着背后的黑枪，一再遭到攻击、弹劾，心中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愤懑。

这种情况，极易让一位将领为洗刷自己，而失去冷静和理智，轻于一掷。

丁汝昌曾在协调弹药煤碳等补给时，悲愤地与龚照玙讲：我早料到会惹起这一段公案。事已至此，只有带着舰队，出去搜索求战。不敢说捞什么功了，先堵住大家的嘴再说吧，生死由命成败由天。（“……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陈悦《沉没的甲午》]）

兵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话，几乎家晓户喻、耳熟能详，大清的将领，却受到一大群大大小小“明白人”的牵制，还有数不清的冷箭、黑枪，这不是一种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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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悲剧主角——卫汝贵。

他接令走上战场，从出发开始，便接连受到不利的弹劾。

朝中纷纷接到奏折，首先是参劾卫汝贵的盛军军纪败坏；再后来，又有御史弹劾卫汝贵战前贪污军款，将8万两的军费贪污了8万；还起“底子”，参奏卫汝贵是通过行贿于李鸿章之子李经迈，而获得了盛军统领的位置。说卫汝贵与贾起胜都是盛军分统，卫汝贵“声望才略均不如贾起胜”，李经迈分别给两个人发私函，向两人“各索银三万两，许以总统盛军，贾起胜置之不理，卫汝贵独如数致送”，过了没几天，卫汝贵便被委任为盛军统领。也因为这个原因，卫汝贵又克扣兵饷，导致士卒离心，军心涣散。

还有一折弹劾盛军在平壤军纪败坏，盛星怀前往弹压，反而被杀。这件事，更使情况变得相当复杂，复杂得至今也没说清楚。

盛星怀是盛宣怀的亲弟弟，盛宣怀原本打算让这个弟弟到阵前立点功，谁想战死前线，所以，一般猜测盛宣怀怨恨卫汝贵，这事一定是盛宣怀所为。这就是一颗来自淮系内部的“子弹”了，当然更具杀伤力。

终于，“冬十月戊申（11月日），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以临敌退缩，褫职（免去职务）逮问。”

朝廷在密谕将叶志超、卫汝贵解职、送京之时，倒是也一并转发了言官们揭发的罪名，密令宋庆核查。人命关天，宋庆当然不敢怠慢。我们通过宋庆给朝廷的报告，来看看这些罪名，和核查的结果：

“……查，卫汝贵向来打仗尚属奋勇，其所部盛军勇队在小站一带屯田多年，耕种时多，训练时少。卫汝贵平时待兵寡恩，赴韩援剿，进兵甚急，后路押运车辆弁勇即无管束，未免沿途骚扰，以至声名狼藉……”看样子，部队纪律不严的事，多少是有的。这个，前边平壤之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查，卫汝贵前在平壤，恣意冶游，尚无其事。”关于有人反映卫汝贵“花天酒地”的事，宋庆核查是“没有的事”。只不过是朝鲜官府有“蓄官妓”的传统，平壤道官员宴请清军军官，也叫来陪酒、唱个小曲、跳个舞啥的。但大家都反映，卫汝贵他们都加以拒绝，所以想必是传闻有误。“惟韩官向蓄官妓，平壤道邀约各军统领筵席，例设官妓伺候。访问各军，公称拒绝，想即此事传闻之误。”

关于卫汝贵所部“溃勇纷然鸟散、器械军装全行撇弃”的问题，宋庆讲，与日军作战时，“卫汝贵持刀于枪弹如雨中，往来督战。”盛军坚守营垒，“尚非畏缩”，后来也是和其余各军一同退却，“亦非先逃”。并且，核查盛军兵员、枪械，至少还有八成在，所以，所谓全军溃散、武器装备全都扔了，全是传闻，言过其实之词。

至于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在盛军办理营务处，是9月15日夜突围时，中弹阵亡，并非什么前去弹压被杀。宋庆部下亲眼所见，其他各军士兵也这么说。“前派往平壤督队之弁（当是马玉崑），目击其事，访问各军兵勇所说亦同……”

对于原奏内称卫汝贵行贿得官，克扣兵饷，士卒离心这件事，宋庆秘密向另一当事人贾起胜查证，据贾起胜讲，自己于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由盛军会统改调天津营务处，是奉了命令去的，“均系奉公而行”，并未接到李经迈的私函。

另外，宋庆也报告，专门派人密查天津各个商号，并没有姓卫的汇出八万两银子。询问盛军官兵，都说虽然在平壤时没有按期发饷，但回来后都已发放清结。

宋庆还保证报告所说句句是实，决不敢有半点徇私包庇，“所有奴才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据实复陈，未敢稍涉徇隐……”

按照宋庆的密查，所有言官对卫汝贵的弹劾，全都是夸大、编造之词，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宋庆呈上去的报告，终究却没起到什么作用。前边也已经说过，卫汝贵最终被坐实了“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三项罪名。

大清对犯事和办事不力官员，一般在处理上有不同情况。

稍轻一点的，降职降级，削去爵位、夺去称号。

处在这之上的最基本的办法，是免职但留用，戴罪立功。你的官帽子先寄存在我这，甚至再高一级，你的脑袋先寄存在你脖子上，你看着办。如果办好了，这个官还是你的。这种用的是最多的，不过是做做样子，与其说是处理，还不如说是敲打敲打，敲醒就行了。

再往上一层，就是直接免职，赶走。意思是，你回家待着吧。这种情况，而且说不定遇上事情需要了，还有起用的可能。

再往上一层，就是免职，逮问。要抓起来，交有关部门（刑部）审问。

审问之后，根据罪行轻重，又有不同的处理级别，小则赶走，大则判刑。关个三五年，或发配充军，或秋后问斩，或直接拉出去砍了。

而且，处理官员一般也不是那么仓促，走完这个流程，也不是一时半会，本来一年半年都有可能的。

连本来对朝鲜之败负最大责任的叶志超都被弄成了秋后问斩，卫汝贵却“着即正法”。

不仅是这些，11月日卫汝贵被“逮问”，两个月后，到1895年1月16日即被“处斩”，可见朝中官员弹劾、罗致罪名的疯狂程度，可见清流为达目的、必往死里整的丧心病狂。

卫汝贵被处理，怎么看都更象是一个斗争的牺牲品。

对淮系的战役就要打响，而且要争取大获全胜，宋庆的一封密奏，已经改变不了卫汝贵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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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攻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目标——李鸿章。

除了对淮军的领导责任，至少，告卫汝贵行贿买官一事，直接牵扯到他的儿子，李鸿章当然也摆脱不了干系。而且间接指向李鸿章把淮军当成私家武装的行为，这已不仅仅是银子的事。

但扳倒李鸿章这个大目标，决非易事。以李鸿章的地位，重量，说他是“不倒翁”都合适。

清流们选择了从淮系，包括淮军和北洋舰队的将领入手，逐步清除，最后达到削弱李鸿章的战果。要一点一点，将李鸿章整倒。

当然，他们也没有放松，抓住机会，便发起直接的进攻。

但他们的“弹药”，却实在是不太高明，不太入流，还有些下作。

尤其拿无聊当有趣的是，这么正规、这么严肃的朝堂之上，一些“花边新闻”、“路边社”消息，也开始被拿来“炒作”起来。

有讲李鸿章给日本供应物资的，有讲李鸿章握有日本公司股份的。

更离奇的，前边是袁世凯与大鸟公使约为“亲家”（当时袁世凯在朝鲜时就被弹劾），现在李中堂的公子又成了日本的“额附”。

指李鸿章为汉奸的言论从此产生，而且愈来愈玄。以至有人还讲，李鸿章闻日军战胜则喜，闻旅顺口陷落则面无戚容（悲伤担忧的样子）。对这一无中生有的污蔑，李鸿章的部属和至友吴汝纶痛恨地说：平壤之败，李鸿章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答陈右铭》，《吴汝纶尺犊》]

据说翁老师傅还对“李经芳为日本额附”的奏章拍岸叫绝。这老师傅品味这么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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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却被研究者划进“圈”来——山东巡抚李秉衡。

不过，开始就是他自己主动掺合进来的。

旅顺防务空虚，清政府令记名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步队五营，加强旅顺防务。就他在前往旅顺时，远在山东的李秉衡，不知从哪条道上得来的消息，竟然带头参奏卫汝成军“沿途纵勇殃民”。

不知道李秉衡等人是否想到，卫汝成乘船赴旅顺，除了几艘渔船什么人也看不到，又是到哪里去如何“殃民”的？

这些道听途说、胡乱猜测的路边社消息，根本未经印证，也未经权威论证，还义愤填膺地递到皇上的案头，好似出乎正心、非常负责，实则相当不负责任。

旅顺失守，被弹劾的不仅是旅顺守将，丁汝昌也跑不了。

从甲午开战后以“畏敌避战”为第一波，黄海大战后以“败兵失船”为第二波，这已经是他们对丁汝昌发起的第三波大规模攻击，且势必要一举拿下。

11月6日，朝廷以救援不力，革去了丁汝昌的职务。

7日，御史安维峻一下找了六十余名言官，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

奏折称：前方将士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丁汝昌却晏坐于蓬莱阁重帏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视如无事。又称丁汝昌狂妄地自称朝廷内有人，就算是告状信堆满有关部门，也奈何不了他（“诞妄性成，自谓内有奥授，纵白简盈庭，绝不能伤其毫发”）。军中都说，丁汝昌私通日本，打败了，也可以投向对方（“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逃亡海外”）。建议：将丁汝昌即行罢免，换人，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中日战争》丛刊续编]

8日，李秉衡便奏称：“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以回顾威海为名，去之惟恐不速……”，强烈建议，这个时候，不杀几个退缩的将领，让大家搞清楚不死于战斗也要死于法办，不足以震慑畏敌避战思想，振作勇敢作战的士气（“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奏旅顺失守如何惩办将士请训示片》，《李秉衡集》]）

1月1日，他更指名请将丁汝昌、龚照玙以贻误军机之罪明正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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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李秉衡在山东，是尽心皆力，在山东地面上的他也管，不在山东地面上的也要管，一边防敌人进攻，一边防北洋逃将。

他跟那些清流派的御史、翰林们配合得这么恰到好处，时间上又这么严丝合缝，起到了内外夹击的作用，大家不往清流那上边想，才怪呢。

于是，他到山东上任开始，便成了大家猜测的起点。

层层迷雾之中，李秉衡进京，受到光绪的接见。当然，封疆大吏上任之前，皇上召见，谈谈话，暗示或明说“你的进步是我发挥作用的结果”，提提希望和要求，这是正常的程序。但谁也不知道皇上嘱付了什么，交待了什么。

而且，李秉衡还受到了翁同龢的接见。当然，军机大臣交待一些事情也未尝是有什么猫腻，但也很可能有猫腻。更何况，李秉衡一向被认为是清流派的一员。但他们商量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还有另一个情节，就很不好了。李秉衡曾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在任永平府知府时，吏部考核翻出他在冀州知州任上办案不力这么一档子事，给了他一个降级处分，这事李鸿章确实曾为他上奏讲情，但最终未能成功。由此，或许李秉衡心生记恨。关健时候，又是清流派官员、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向朝廷推荐优秀人才的时候，把李秉衡列上了，这次扭转了李秉衡的命运，李秉衡也转而成为张之洞的弟子了。

于是，综合判断——李秉衡作为清流派的官员，作为翁同龢的重要“战将”，从地方层面、外围，向淮系、北洋势力发起了凌厉攻势，形成了内外“夹击”。

不过，细细查看李秉衡，并未发现他与李鸿章、与淮系有什么怨、什么仇。

我认为这更多的还是李秉衡的思想和性格的问题。李巡抚从来就是思想相当保守，与“洋务派”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私怨问题。而对北洋系的龚照玙、丁汝昌等人的举报，也不过是激于义愤。

至于有人猜测，皇上和翁同龢有让李秉衡取代李鸿章的想法，我看也只能是猜测，即便有想法也未必能实现。

因为，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确定一个重要问题。他家不要想着划分清流与否，而忘了那个问题：李秉衡到底是皇帝的人，还是太后的人？

大家也不要忘了一点：在中日开战、山东吃紧之时，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也许更是因为李秉衡在广西巡抚任上，有力地筹划、支援了越南中法战争，与冯子材同有名声。

简单点去想的话，也有可能：于是朝廷和翁同龢都认为，这是一员可当重任的“大将”，而寄予了深厚的希望呢。

当然，这都是不同角度的判断。

关于李秉衡的猜测，仍然不会止于这个地方。

往后的整个甲午，还会有很多。他参劾败战的将领们是公心，还是私怨，这会影响到对他整个人生、政声的评价，后世的结论，也分成了截然的两种。

还是那句话，不知李秉衡生前是否知道，如果泉下有知，又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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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之下，李鸿章一方面要躲避暗箭，但明枪明刀的直接打击，也仍难以避免。

他的一生之敌翁同龢，还有半个敌人李鸿藻，一开始便摩拳擦掌，清军溃不成军后，更是让这帮人迫不及待。

朝中也有一帮人在等着看老李倒霉呢。

朝鲜兵败，就是清流派们遇到的第一次难得的机会。

翁同龢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研究处理李鸿章的会议：高阳（李鸿藻）抗论，谓合肥（李鸿章）有心贻误，南皮（张之万）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最后议定两层：一是从严处理，一是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报给皇上，恭候皇上择定。

高哇，没见军机处研究战略战术上拿出什么大本事，研究对老李的处罚问题，倒是很能耐、很来劲、很迅速。看意思，除了张之万还能为老李说几句公道话，李鸿藻和翁同龢这两人，本来就是李鸿章的老对头，是不会说什么对老李有好处的话的。

不过，似乎有几个人没有被翁老师记上。

孙毓汶，徐用仪啊。孙毓汶据说有些日子是经常申请养病，徐用仪呢？为什么没有参加呢？

答案在于，从朝鲜危机之始，别看朝中一片喊打，军机处就在孙、徐主导下，一开始在解决策略上是倾向于李鸿章的，甚至有点上下“酬和”，简直相得益彰。

我还找到一件事，别看一度在军机处份量最重的孙毓汶名声不佳，但前期在此类的“研究会”上，却一直是为淮军说话、保护了丁汝昌等将领的。

这引起了光绪和时刻注意寻找机会出头的帝党的强烈不满。忘了？前边我说过，孙毓汶和徐用仪主张了一下“议和”，就到了回家抱孙子的边缘了。

再深究，答案还因为，他们是太后的人。

他们竟然没有（或没能）对李鸿章处理提出意见？

这就极其微妙了。不要以为，孙、徐二人，都是按自己的意见独立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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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选择了不轻不重的，对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

李鸿章当然是毫不见怵，9月19日，立刻上折，不轻不重地为自己申辩：“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据实陈奏军情折》]

其实，对付那么多苍蝇一样嗡嗡的攻击者，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谁告，让谁上。

我打仗不行，你能打，你上啊。

李鸿章当然没有负气辞职。如果那样，就真是一场鱼死网破的反击了。

李鸿章还没有明着反击。

何况，“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句话，把这场甲午战争概括得十分准确，说得也确是实情。事情摆清楚了，目前已足够。

1日，慈禧太后降旨了：“日人构衅以来，办理军务为难情节，早在深宫洞悉之中。北洋门户，最关紧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近闻该大臣因军事劳瘁，体气不甚如常，著随时加意调摄，毋负朝廷委任至意，勉之！”

体谅，温暖，至情至理！慈禧太后虽处宫中，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形势事务的洞察，仍然不一般。太后出面，对老李加以安慰，表示了深刻理解和充分的信任。

但是，这么明确的信号，竟仍然不能平息人们对李鸿章的抨击。

张骞更是进一步上书，直指李鸿章：自打当上北洋大臣，凡是遇到外国侵略，无不坚持议和，使天下人都以为是李鸿章“主和误国”，但从他的内心看来，二十年来破坏和平局面的，反倒就是这个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辱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把破坏对外抗战、又破坏对外和平，这种矛盾的行为竟能全加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还是观察李大人的“心迹”，从心理学角度，得出的这样的结论。这种攻击水平，真的可以拍一部电影《无（聊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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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很敬业，问题是，这种攻击还能起作用吗？

清流派以为瞅准了机会，以为再追打一轮，即可大功告成。实际上，情况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错判了形势，选错了时机，使用的手段也不够道德。

手段不说了，为了办成事，很多人本来就不择手段。但清流派一直是自以为站到了道德制高点的，这种编造、无所不用的手段，已经表明清流派的末落了。

时机也很重要，能决定一大半。不过，清流派这次，时机似乎把握得也不太对。

但是，错判形势，结果只有一个字——败。

在错误判断下，这些不计大局后果的攻击都将以失败收场。

清流派的错误判断，首先在于没有弄准，大清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

另外清流派可能没有注意奕出场传递的信号：停止争斗！

斗争，整天沸沸扬扬，已经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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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安维峻再次上书。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

先老调重弹，指责李鸿章“有私财寄顿倭国，所以并不欲战，（？）倒行逆施、接济倭贼军火（？？），日夜盼望日寇东来，而对我军前敌所需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对言战者，动不动就遭到他的呵斥责难。”

又批评：“据说朝廷正在秘密商议议和计划，（！）市井流传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的意思。（！！）皇太后既然已经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就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李莲英是什么东西（何等人物），岂敢干政？如果属实，应当以祖宗之法惩治。（！！）”

最后，要求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以振士气。

这次，效果十分明显，而且反应速度非常快。

“十二月甲辰，御史安维峻以论李鸿章，坐妄言褫职，戍军台。”[《清史稿》]

完了。一看那道弹劾奏章，我就感觉，他这次肯定完了。

光绪将安维峻交刑部治罪，经翁同龢极力圆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

安维峻骨头倒挺硬，有极大的勇气，不但指斥了李鸿章，还直接批评到了朝廷。

不过据说，有了这道奏章，安御史顿时名满天下，即使被发配张家口，也是访问者萃于门，饯行者塞于道，出大风头了。

不用问狠狠收拾安维峻的这个处理决定是谁做出的。安维峻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禧牵制光绪皇帝行使国家政权的隐私。

太后终于出来了。

历史上所提的帝、后两个集团，终于明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