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践推行“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五条誓约之一），建国之初的日本人首先将学习西方列强、勾画本国蓝图，作为一条实用便捷的途径。

简单说就是——依样画葫芦。

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善于学习和移植，前面就有“遣隋使”、“遣唐使”的成功经验，现在感觉“日本特色的隋唐政治文化”不行了，立刻抛到一边，自然而然地又准备象老祖宗一样——遣使，学习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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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考察

由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建议，上下一致拥护，出使考察的意见很快在政府要员中统一了思想。1871年（明治4年）10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出国考察《事由书》两份，明确规定了使节团的总任务和具体的考察任务。

总任务是：一、历访缔约国，呈递国书，修聘问之礼；二、考察各国文物制度，制定建国方略；三、举行修改条约预备谈判，表明日本的立场和希望。

具体任务是：一、考察合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的理论和实际情况；二、考察各国的理财、会计（财政、金融）、各类产业的法规和管理亢怯及现状；三、考察各国教育制度、法规和现状。

以上任务中，串个门、递个介绍信，代“老大”“拜码头”还可以，但上来就和人家“预备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有纯粹为出国立名头的嫌疑。按现在日本的分量，人家除了当笑话，莞尔一笑以示“礼节礼貌”，就是干脆不“鸟”你。所以，实质性的任务也就剩下了考察。不过，倒也有利于专心学习。

首先是成立组织。

政府官员带头实行。连木户孝允等一帮“大哥”都表示早有出国考察的愿望，只是由于“革命重任在身”，无暇出国，但还是认真地推动这件事，参与选定人员。最后敲定48人，作为使节团，定了特命全权大使、副使，一、二、三、四等书记官，基本上是把内阁、各级政府官员分成两拨，一拨出洋，另一拨成立“留守政府”，负责日常工作。

组织成立了，又订制度。

为了使两班人马互相协调，双方签订一份《约定书》1条，约定在使节团出国期间，留守政府与使节团每月通报两次，互报情况，研究决定重大兴革事项，必取得共识后再办，保证了“在职学习”落到实处，考察团有实名、有实权。本人感觉这对于出使团成员也是一种约束——需定期汇报工作、思想情况，学习领会指示精神。按日本人“一根筋”的性格，好象真是一心学习，没有出现借出国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观光之实、虚报和改变路线、报销私人购物费用之类的“聪明人”。当然后来也有个别的类似情况，那是后来，国家富了，形势不那么紧迫了，勾结起来谋取私利，手就伸出来了。

《事由书》明确按考察任务分科定人专科考察，一些青年才俊被选入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学习，归国后担当要职，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转，大开眼界。

使节团考察，取得了累累硕果。

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欧美各国的工业、铁路、军队等等，使他们惊叹不已，看到了差距，看到了方向，决心以加强“内治”为先（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回到日本就照样子开干。

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明治政府在国家建设各个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按其发端，便是这次考察学习，推动日本大力吸收的文明成果。

举一个方面来说，前边讲过考察、对比各国宪法，制订日本国宪法的事，那只是是重要成果，是各项成果之一。

我说“之一”，是因为日本吸取了西方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制定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这些名词，即使没学过法律专业的，对此也不陌生吧？

这些名词——人家日本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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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在文明开化上，日本人敏锐地紧紧抓住了正确的途径——教育。

要文明，不能不讲教育。搞教育，首先要依靠学校。

随着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日本的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开始了。简单说来：

1871年设文部省，派员考察各国教育制度，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着手草拟《学制》（学校制度法令）。

开了眼的日本人，知道办事法令先行。187年8月（阴历），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为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分为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1所。全国共设8个大学、56所中学、5760所小学，形成一个金字培型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各级政府立即开始将原有的乡校、寺子屋这类地方府县和乡村搞的旧式学校统统改成小学，并强令学龄儿童就学。

虽然“一穷二白”基础上的教育改革推进并不顺利，也遇到缺乏师资等困难，也受到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限制，但日本人从不困顿，到1875年，重新建立（改建）小学45所，实际就学率一下子提高到约占学龄儿童0％，并且以后逐年提高。

别笑，那时日本的文盲率也很高。

缺师资那就培养合格的师资。187年起，日本在各地创立了专门的师范学校，还在东京特设女子师范学校。有专门教学生如何当老师的学校，这估计也是首创。

这以后，日本又先后发布《教育令》，和一系列《学校令》，包括1886年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令》、《中学令》，1889年发布《实业学校令》，学校体制终于一步步建立完善起来。

看到历史记载的日本那时创立的名词——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中学，普通教育，师范、高等师范，真让人有种时光错位的感觉。还有——帝国大学本科，法、医、理、文学、农学部（系），大学院（研究生院）……原来那时的日本，基本上设置了完备的学科体系，还为现代大学规范了本科、院系、部等概念。而我们，还是后来从日本引进了这些概念。

日本人的学习力、迸发的创造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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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为激励人们接受教育，也得采取宣传和法制两手抓。

首先将教育与个人的命运相联系，大力宣扬“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此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故“非学不可”。这与我们古代人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一套基本一致，也与我们一些学校单位提出的“知识改变命运”意思相仿。

当然，凡事与个人命运和利益挂钩，比较能打动人。日本政府也明白，这样搞层次有点低，所在，在国家层面，又着眼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秉持“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强力推进“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一句话，不想上也得上。不强制，估计还会有很多孩子不上学，而去种地打工，升学率连0%都达不到。

以上这些措施，有的是针对幕府时期的“词章记诵”、“空理虚谈”的教育内容方式，并破除“士人以上之事”、“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制度。从“士人教育”到“国民皆学”，倒是称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

看到这些，想起大清洋务运动中“创办新学”的尝试和努力，开头真是异曲同工，而洋务派办学过程之漫长、历程之艰难，实在令人不胜感慨。

到如今，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学中，东京大学已是世界名校，而我们，仅有几所能称得上亚洲名校吧。

有些（我说的是有些）学校大建楼堂馆所，学院升格为大学，兼并学院建综合大学，大力“扩招”，流水线式地培养研究生，学历升级堪堪搞成了学历“大跃进”。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大学借贷、负债，真像是公司化经营了。按这个标准，孔子办的“大学”，布衣粗食，穷相寒酸，实在不称。

虽说有几所大学也发奋要建成“世界一流”，很是振奋人心。不过，我没见到什么资料中说明，有靠一流的大楼，靠兼并扩招，靠给所在城市留出指标、降低分数录取本地学生，而成为一流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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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之争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伴随教育改革，日本也发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针的争论。

大清洋务运动，始终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围绕国体的论争。

聪明的李鸿章们知道争论没用，干是正道，但不得不争，于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消弭分歧，堵住顽固派的嘴。

日本人也面对这个问题。而且从1878年夏天开始，掀起了一场“德育”论战，这一战，就是十几年。

乍看这场论战，竟然颇有些“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冲击”的意思。

这么简单说吧。开始是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一伙保守派，与伊藤博文一伙改革派斗嘴。

元田对天皇说：文明开化政策“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维护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还要在学校内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

伊藤博文拉着井上毅等一帮人，起草《教育议》上奏天皇说，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看来，拿“负面效应”、“必需的代价”、“交学费”之类来辩白，掩盖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引进中的失误，是从那时候就创造出来的）。虽然为了纠正风俗，的确需要研究，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政策，倒退回去“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关于《教育议》的议）给天皇，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元田、伊藤这两拨人左一句，右一句，天皇两个耳朵不知该听谁的，夹在中间，倒像个传声的“媒介”。听了四年之久，实在不耐烦，便出来表明自己是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的。188年1月地方长官会议上，天皇发言：“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

天皇认为，道和德是东方文化的根本，还认为是“我朝、中国所尊崇”的呢。而西方修身之学，我国用得不好，单纯追求技术，搞不好要产生误导。

一“崇”一“疑”，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

但天皇的倾向性意见，竟然没有浇灭这场“嘴仗”，反而像泼了一桶油。

随后一大批所谓思想家、教育家也卷进来，德育之争很快便白热化。

激进分子福泽谕吉，一向把儒教当成“毒害”思想的毒物，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发起连续攻击；元田永孚又发表《国教论》，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确立以儒教作为“百科基础”的修身教育；西村茂树发表《日本道德论》，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

最后连坚持或否定以宗教为教育基础的两派也掺合进来了。

乱了，彻底乱了。

喋喋不休，旷日持久，主导思想定不下来，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搞不下去了。

最后，一群地方官员涌上来，向内阁要求：文部省尽快确立德育方针，统一教学方针和方法。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体现了东方国家在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当中，所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放到大清，就是“西学为体”，还是“中学为体”的选择。

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

日本上下一致努力，问题解决了。

可惜的是，解决的不是儒家、西学的问题，而是皇家的问题。

第一任学部大臣森有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这家伙其实是十分推崇西学的。在任驻清公使时，曾针对李鸿章所问的“中学有几分可用”，回答说“中学只有二三分可用，西学倒有七八分可用”。现在，他又违背了自己的本意，提出了另一套东西。

森有礼为什么转变，这要问为什么天皇会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

资产阶级的启蒙和开化，与皇权思想背道而驰，闹大了，将对皇权构成威胁。天皇不傻。

森有礼的这套东西，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提出“国体教育”，在思想教育上又强调以“忠君爱国”为根本，在学生中灌输“万世一系”的“皇统”教育。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才是日本思想教育的基础。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儒家胜利”的好事，应该看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承中，都被抽取、改造成什么了。忠君，服从封建社会秩序体系……这些才是日本天皇和一些大臣需要的。

为这么点“退缩”，推崇西学的森有礼还陷入了“内部矛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要求“全盘西化”的激进改革分子当成保守派，乱刀砍了。

砍了森有礼，皇统教育也不受什么影响。1890年10月0日《教育敕语》颁布，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教育方针，终于平息了自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

也结束了自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

最终，日本本着“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搞出一套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明确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以培养“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纲领——到此，“忠君爱国”终于在近代日本思想教育中确立了主体地位。

这些“皇国”、“皇统”思想，在《教育敕语》中处处体现出来：

“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

“尔臣民，应……广行公益，力行公务，经常遵守国宪、遵守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

“如是，则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内外而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宜其德。”[《日本帝国主义的兴亡》]

平时老老实实，为天皇流汗，急时啥也不说，为天皇赴死——就这么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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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德育论战，就这样结束了。

又是一场以东西文化之争始，以“皇国”思想终的文化异化过程。

后来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制、炮制法西斯制度、发动侵略战争，并给亚洲国家带来灾难，似乎也应归功于这个结局。读到后来这一件件史实，我每每都要记起那一幕奇怪的论争。

“皇国”化也好，“开化”也好，如果指向一个目标“军国”化，还有什么好争的？区别，无非是天皇本人胜了而已。

一套“忠君爱国”、“和魂洋才”的皇统教育纲领在日本实行了半个世纪还多，影响之深不可低估。

所谓《教育敕语》，也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事实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着人们的一切行动，虽然也倡导孝友恭信等道德品质，但更是从精神上驱使日本人民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效忠。

直到把他们驱赶到中国、亚洲战场。

直到把他们收进靖国神社。

外边的人还在顶礼膜拜。

服务对象、教育指导方针的歧化，推动日本教育走向“靠偏方治大病”的歧途，最终结出恶果。

“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先在思想文化上种下了一大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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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在维新政府的推动下，“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蔚然成风。

当然，开始还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隐隐也“秀”出政府夹带的“私货”。

明治政府接连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废除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掀起了“欧化运动”。

先说衣（服饰外观）。

象1871年9月日发布的《断发脱刀令》，给人们“断发”（剪短发）、“脱刀”（摘掉武士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效仿西方人的发式。这样的好处是，日本男人不用再留那类高扎马尾、露出几片头皮的怪异发型。令旧武士不悦的是，他们无权再腰里带把刀子出来瞎晃荡了。再那样，警察会请他进“号子”吃饭。

187年1月，太政官布告第7号，禁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你说日本人不守旧，到现在欧美人都不穿燕尾服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衣服后摆还拖着那个蝌蚪尾巴）。

于是，西服、普鲁士帽、法兰西鞋一时成为最时髦的服装，妇女也穿起紧紧缠在身上的衬衣，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也已经不稀罕了。

当然普通日本人服饰的“洋化”不值得讥讽，仅仅是一种“新潮”嘛，这种时尚潮流有时候就个人审美的选择，甚至连文化现象都称不上。我们也有，现在我国大江南北、城市乡村，结婚不穿大红礼服，穿婚纱，多数是看上“那是一件漂亮的嫁衣”，不代表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大家仍然拜父母、敬祖宗，不须去教堂、请神父。

应该说，相比中国后来的维新，闹腾一阵子，连妇女“裹脚布”都没有放开，日本的改革，虽然一下子显得有些急唠唠的，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再说吃的。

西餐馆开始在各地普遍出现，从前被日本人认为是“脏物”的牛肉、猪肉、牛奶等，也成了上等食品。一个人要想标榜自己也文明开化了，追逐时髦生活，有个方法就是到火锅牛肉菜馆“下个馆子”——哇噻，一下子就高大上了。不光是高级官员或社会名流，连人力车夫、演员、艺人、学生等，都像假名垣鲁文在《安愚乐锅》（诙谐文学）里描写的那样，在牛肉菜馆里坐下来，一边用筷子拨拉着牛肉火锅，喝着啤酒（如果喝白兰地那就显得更“文明”了），一边说着很蹩脚的英语，讽嘲社会上的旧弊，显示自己才是“文明开化”的人士。

读到这些记载，有点思维错乱。火锅牛肉菜馆……日本人是眼瞎还是选择性遗忘？

火锅是中式的吧，再往前追，据传说那是蒙古成吉思汗部下的发明，战斗激烈来不及煮肉，就削成片，热水一涮就吃。

牛肉，牛肉——武松那伙人拍出点碎银子，就粗声大气地喊一嗓子：小二，有牛肉尽管切来！我在咱们某乡村的火锅店，用筷子拨拉着涮羊肉，禁不住想问：吃火锅牛肉，还用筷子，何时竟成西洋上等生活了？

什么牛肉猪肉被日本人认为是“脏物”，说实话，连武士都穷得肉都吃不起、满大街人们一脸青菜叶子色的日本，真是靠维新逐渐富裕，才有机会吃上牛肉、喝上牛奶，喝完一上头，忽然还觉得这就是过上了“洋人”的生活。

这些生活方式改革，要找源头，都是外务卿井上馨出的主意。搞什么“欧化”，希望这样能帮助日本，尽快与欧美列强“打成一片”，但收效确实一般。

不过，政府允许华士族与平民通婚，规定自187年1月1日起采用阳历并废除天宝历（即阴历）等政策，确实有助于社会革新。

允许是允许。如我们中国，“七仙女”嫁个不名一文的董永，那是神话。

就是不知道农民习惯了按二十四节气种地，是怎么办的。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上“弗远不及”，力度大的时候，一下子连娼寮都取缔了。不过，后来私娼公开露面，为政府发动战争进行募捐，“国家兴亡，娼妓有责”，娼寮随之又从地下转移回地上，成了向政府纳税、捐款的正经企业了。

这样的例子都能说明开始之初，日本政府为建立一个适合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按时下的话讲，向现代社会转型，与西方接轨，由上到下、由内到外，一时间到了统统照搬、照着葫芦就画瓢的地步。

照单吸收西方文化的风潮占了上风，一旦过了头，就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普遍“病态”的执着。

据说，日本政府中有人认为，日本同西方相比是劣等国，不如搞“全盘西化”。社会上也有人主张，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等。

看来日本人玩什么，都不是玩个心跳，而是要玩个彻底“休克”。再醒过来，就是新时代、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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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理念

在以上的文明开化上，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国际政治理念的养成。

修约要求被各国无情拒绝，给日本当头一棒，脸面掉了一地。各国国富兵强的景象，应该给了使节团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他们赤落(luo)裸地鼓吹“强权政治”，日本人带着一颗崇敬的心，听完之后，彻底明白了。

弱国无外交，这个道理日本懂得一样很早。

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深知只有自身迅速富强、国力充实、法制完备，才能修改不平等条约，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这是绝对正确的。

但日本人也从此认准了，弱肉强食是国际政治的法则。原来自己血液里流淌的那些基因，竟然如此天然地符合世界形势。于是，富国强兵成了第一要务，强兵之后便是侵略邻居、欺凌弱小。

没有任何情分，没有任何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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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总是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不承认侵略？为什么不道歉？

日本人的历史观念，是植根于“文明开化”的认识之上的。经过“进化”，日本俨然已把自己当成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一员，把未来的战争——对朝对清的侵略，称为“西方文明体系与东方文明体系碰撞”的结果，这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可能还要早。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到中国，叫“进入”。侵略是我们单方面的认识，是误解，甚至是“泼脏水”。

没错，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

在日本人的混蛋逻辑里面，你不强，活该受欺。

日本人也会说：日本这么干，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要知道1890年乃至以后的年代，全世界各强国都把主要力量放在军事上，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发奋图强的中国，“面对”英、美、俄这些军事强国——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碰面”，几乎都是日本人自己大老远地跑到别人面前的。

类似的混蛋逻辑日本人还有很多。过去有，现在有，可以肯定将来也会有。

讲道理是没用的。怨只怨我们自己不争气。

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激起波澜，却在日本成为重要的启蒙读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未引起反响，在日本则畅销无数。完了人家还深入研究，找了一个更传神的汉语词表达这一科学概念——“进化”，我们后来不用“天演”，从日本引进了“进化”（我们所运用的现代学科里，日本创造的、被我们引入使用的“汉词”数不胜数）。从这种学习态度上足可以见到当时我们的差距。

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凭着日本人酷爱学习、善于吸收，有时甚至囫囵吞枣、敢于“先吞下去再消化”的无畏精神，有时拿来就用、敢照样子扒谱的优良品格，确实学到了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先进的东西。

日本在开化上，充分利用了世界发展成果，虽然始终病歪歪的、矛盾不断，虽然从第一步就迈入邪路、走上依靠军事拉动经济的畸形发展道路，但毕竟是促进了国力的发展。

关键是，在一场与亚洲邻国的赛跑中，日本终于跑到了前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