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晚期，中国这条巨龙跌落尘埃，真的就象侏罗纪时代，一个庞大而动作缓慢的草食龙，不但被一群肉食恐龙包围着，现在连一只个子虽小却灵活凶残的盗龙也加入进来。

大清急切要寻找机会，停止这场战争。

不能在战场上把敌人干趴下，就只能谈和。但是，谁先提出来，谁就要忍受苛刻的条件。

但这些，朝廷已经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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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实质就是两个字：博弈。

有句名言说，最难的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

败者如此，胜者也费周折。

对日本人来说，发动对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政治经济利益：重塑东亚格局——谁当老大；纳入世界霸权体系的阵营；扩大日本梦寐以求的稳固地盘；捞取日本人急需的银子……

但与无限的欲望相比，力量的使用却不是无限的。什么时候是达到了最高点，这些当然是日本当权者，或者说是战争发动者需要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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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作战之时，大清便一直寻找机会结束——求和。

第一次，就是朝廷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之时。前边说过，那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恭亲王是大清公认的懂得外交的亲王。他上来，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寻求国际力量，列强的干预和调停。

按现在的话说，大清要引入列强的力量，而列强实际上也乐意介入。

需要回头看一下，时间在1894年的11月日，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攻向金州，旅顺危急的时刻，大清向列强发出了予以帮助的请求。

列强虽然表示可以出面，但提出：大清最好应当首先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

这有点扯淡。或者说，多数列强实际还想看到最后的结局，做出判断之后，再决定怎样介入，介入多深。

大清只能按照这个建议去寻求办法。没想到，最先表现出积极性的竟然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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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国公使之外，大清还请了很多人来帮忙。

包括，李鸿章热心肠的德国朋友——此前曾做了18年驻华大使的冯·勃兰特。

在李鸿章的运作下，勃兰特先生自9月份便接到中国政府的委托，以中国特别大使的身份，奉命将中国当前的局势告知世界各国，以期各国进行干涉。

对这项特殊使命，勃兰特热心地充当中国政府在柏林的机要顾问和通信者，凭着自己的旺盛精力和影响力，发挥了足够的外交技巧，调动德国的舆论，他所撰写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文章不仅在德国发表，还在英国和法国新闻界反复转载；他不断会见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象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人。

尽管此前德国与自己的对头俄法联盟关系紧张，勃兰特利用曾在俄国担任公使的经历，也让德国了解了俄国的想法。

在英国人看来，他已经成功地让德国人将原来对俄国的怀疑之心和对日本的同情之心，全部转换过来。

而且，他还使德国和法国逐渐地走到了一起，准备联手俄国一起干预日本。[相关内容见布兰德著《李鸿章传》]

当然，将俄国“祸水”引向东方，是德国的心愿，也是德国放弃与法国的对立，暂时协调立场的根本原因。

而且，德国早想在远东获得一个海港，这正是千载堆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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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美国人开始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当然，他们是以公正的面孔出现的。

在与晚清打交道上，或者在对待大清的态度和手法上，美国与俄国堪称“双璧”。

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刚刚搞完内部的事务，开始迈上国际霸权舞台之时，美国表现比较特殊——或者说是采取了与英法不同的手段，与大清打仗少，不那么令人厌恶。在中日战争中，美国受大清委托，负责担保在日华侨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更为厉害的玩家，始终巧妙地运用时势，来获取与其它侵略中国的列强所攫取的利益——“利益均沾”，“最惠国待遇”，这些原则都是它的发明和创造。

俄国人也表现出足够的精明，非常善于运用谋略和欺诈，他们是讹诈的高手，所以虽然然俄国与大清作战互有输赢，但它还是荣登攫取大清土地最多的国家。

到这个时候，早已成竹在胸的俄国人并没有着急出手。尽管他们是很早就收到李鸿章的信号的。

美国人接受了大清的邀请，暗示日本人，愿意做中日之间的调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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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由美国人驻日公使出面，传递回了与陆奥宗光的谈话结果，日本点明要中国先提出讲和。

条件似乎成熟了，同样是德国人的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受李鸿章的委托，接到了赴日寻求和谈的使命。

在派遣这一任务的时候，除了携带着清政府的照会，李鸿章还以个人名义修书一封给伊藤博文，说明“德璀琳可将我的意见向您转达，并使您清楚地了解我的观点”的意思。“请问贵国命意之所在与夫停止战务重订和约事宜。”表示在停战与订约问题上愿意听取日方的意见。信中特别恳切地讲到，“和局中辍，战祸繁兴，两国生灵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苦思，冀得善策，俾水陆之战一切暂时停止。”[《李鸿章致伊藤博文文书》，见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以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外国人出面，这个匆忙中被赋予的使命，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在行和谈之实时，不失大清的威严。

就是说，李鸿章企图靠中间人，以间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无非是为慈禧太后、光绪为首的一帮人遮遮羞，留点面子。

这本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这点李鸿章还是清楚的。

可是，这份好意却弄了个里外不是人。

日本人根本不接受。日本人不承认李鸿章对德璀琳的授权。而且，日本人认为，此举是对日本的侮辱行为。

大清也有人不接受。因为行前，德璀琳请头品顶带，李鸿章权宜授之。事后，李鸿章才致书奕訢和奕劻说明此事。以翁同龢为首的一帮人，还认为这是极大的越权行为，深为不满，直称“可诧也！”

包括现代人，也跟着说派一个外国人代表大清去求和，是无耻的行为。对这个观点我实在难以理解，而且觉得根本不值得一驳。亲自去求和，才不叫无耻，而是“有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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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这种“无耻”行为根本没机会施行下去。德璀琳的使命突然之间无疾而终。他到达日本神户之后，便停留在那里。根本没有见到伊藤博文，几经要求之后，反而被命令限期返回。为完成使命，他只好通过德国驻日使馆，将大清的文书，包括李鸿章大人的书信转递给日本外务省。

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旅顺得手在即的日本，是不会在此时中止战争的。

而且，日本人敏感地认识到，这样可能会造成列强插手干预。在日本人的策略中，必须避免这种情况。日本外相陆奥在给伊藤首相的电报中明确说，“在目前情况下，除非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并派出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代表，否则是不能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接触的。如果德璀琳带着任何受我们鼓励的迹象回到中国，则要导致德璀琳本人或赫德被任命为将来谈判的全权代表。而任命外国人为全权代表，无论如何都必须拒绝。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合适，而且可能给列国一个间接干涉的机会。”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缺乏外交礼节，却不可避免地丢分了。

在德国看来，日本人以相当无礼的态度对待德璀琳先生的到访，外务省无关紧要的官员与德先生会面时，还有意地将德国国旗挂在了不太光彩的地方，没有给予足够的礼节待遇……这何尝不是一种侮辱？

德国人有了一个新的光明正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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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日本人假称准备和谈，却再次破坏了和谈。

日本政府实际上也认为，“中日战争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迟早必会成熟”，而且似乎感受到列强开始表现出更强烈的干预意愿。为了防止第三国插手，不久又转而主动向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表示：如果将来中国愿意开始媾和谈判，日本并不反对。

这就是说，要和中国直接谈判。

日本人其实对谈判条件早有准备。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经过洋细讨论和周密策划，早就拟好了媾和条件的条款。但是，却不愿首先提出来，或公布于众。伊藤反对公布条件、以求得各国默认的主张，认为：“一旦把中日媾和条件向外发表，则难免遭受外国的一些干涉，这一点必须认识；同时，我国先向各强国公开发表对中国要求的条件，本为取其默认，但却反有诱发他们事先干涉的机会。”

所以，这个条件，最好还是首先逼迫清政府主动提出，这样就防止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

日本人简直太坏了。

先是在1894年的1月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美国驻日大使谭恩，指责清政府“似尚未痛切感到有媾和的必要”，重申“如果不经过具备正式资格之全权委员会商以后，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若中国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则此次之商议，即可暂告中止。”[陆奥宗光《蹇蹇录》]提出中国要派正式的全权大臣来谈才行。

按照日本“在日本政府任命该全权委员以前，中国政府应先将该国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清政府无奈，决定“著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会商事件。”[《上谕》，《朝鲜档》]

而后，日本又否定大清“在上海或烟台择地谈判”的要求，提出要在广岛进行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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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周折，1895年1月6日，春节午夜，张荫桓、邵友濂率领的第二批中国使团出发，前往日本广岛。

美国人毫不隐瞒：这是美国从中斡旋的结果。

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机构和慈善团体纷纷给这个使团发表公开的声援。

但是，实际上中国使团尚未出发，便注定这次和谈以流产告终。

这次和谈动议，又被日本人暗地里破坏了。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伊藤博文努力纠正大本营，特别是前线日军将领的盲动，为日本确定了攻占山东半岛的战略目标。要是凭着山县那帮人胡作非为，可能仗打到最后却没了目标，白白丧失兵力、浪费资财，最后什么也拿不回来。

这个时候，正是威海作战的关键时刻。辽东，山东，大清与日本在两大战场上展开作战，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结果——大清希望能挽救威海和北洋海军，日本人希望彻底攻占威海，消灭北洋舰队。

往战略上说，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人受到节节胜利，甚至有点出乎意料的鼓舞，野心渐渐变大了：除了开始向国际上打出的那个“为朝鲜争取独立”这个幌子，赔款，赔更大数目的军费，割地，都已经强烈地涌入日本人的脑海。

即便是还保持着一点理智的伊藤博文来说，也看到了这个诱人的目标。

1月7日，日本大本营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御前会议。新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方案。明治天皇阅览后，即批准这个谈判条件。

所以，日本人开始玩弄花样。

首先，日本人根本不想休战，停止在山东的进攻。可是，按照国际惯例，开始议和谈判就要实行休战。怎么弄呢？日本人开始抛开“公法”，耍赖。

日本人对热心调停的美国人提出的休战问题，答复谭恩说，“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政府许诺休战，亦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就是要在谈判中再商量，“停战时间应经各自全权代表在会议上同意”。

然后，又宣称，张荫桓、邵友濂没有全权出使大臣的资格。

当日本政府获悉张荫桓一行由上海起程后，才连忙于1月1日，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

但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打算展开和谈，而是认定“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不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他们在等威海作战取得成果。

经过他们二人的进一步密谋，最后想出了一个很下流的办法：双方会晤后，“第一步先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的形式如何，如有不符国际公法一般惯例的规定，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宣布此次谈判失败。这样，就可在不暴露我国媾和条件下使谈判决裂。”[陆奥宗光：《蹇蹇录》]

这真是机关算尽！在双方使节还未会晤之前，他们就挖空心思要破坏谈判了。

于是，伊藤与张荫桓见面后，互换授权敕书时，见清廷颁给张荫桓、邵友濂的敕书“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抓住“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一句，坚称张荫桓“非全权大臣”。

实际上，天皇颁给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敕书，“受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与大清国全权委员会同协议，便宜行事，缔结媾和预定条约，并予以记名调印全权。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里面“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与清朝“转奏裁决”完全是一个意思。照这样抠字眼，伊藤也不是日本的“全权大臣”。

就怕流氓有文化。但日本人就是这么无耻无理。

日本人玩的这套把戏，其实根本瞒不了世人。作为大清使节团顾问的美国人科士达明白看出，日本拒使的原因之一，不过是“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着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

对于美国人的热心，日本一直心存戒心，担心美国人从中加以干涉。日本不惜抹了美国人的面子，当然会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但目前，狂妄的伊藤是忽略了这点的，或者说，是不太那么担心的。

以胜利者的姿态，玩弄公理，伊藤就这样无赖地拒绝了与大清使臣的和谈。

非但如此，日本人严密监视中国使团，竟不允许使团往北京发电报，交涉后答称：发可以，但把密码拿来阅看后才能发。

中国使节团蒙此耻辱，头等参赞官伍廷芳不禁长叹，无战场胜利，哪来使团的威严，“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伍廷芳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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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尔反尔，下达逐客令，中国使团蒙羞受辱。

伊藤特意单独与伍廷芳谈话，托其代向李鸿章致意。实际是隐晦地提出，“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或李中堂(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又说：“现在兵攻威海卫，南边一带已得，但海面及刘公岛各炮台现尚鏖战，胜负未分，大约指日可全取。军情万变，时刻不同，早和为宜。”[《伊藤博文与伍廷芳问答节略》，《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一则胁以兵威，一则指名要奕訢或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明明是可以明确提出的事，伊藤却与非全权大臣的伍廷芳的单独谈话，还被认为是日本在广岛会议中的最得意之笔。陆奥颇为自得地说：“这虽然不过是一次谈话，但后来李鸿章之所以能出任中国全权使臣亲赴马关，未尝不与这一席话有关。”[陆奥宗光《蹇蹇录》]

对这种肆意玩弄，大清朝廷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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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俘获北洋舰队全部舰船。

日本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也感到终于获得了谈判桌上的优越地位。

当天，日本政府便公开声明：中国另派大臣，须有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商让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办理交涉能画押之全权。

无奈，大清被日本人的攻势和胜利吓破了胆，慈禧太后急于求和，只能召回李鸿章，委派他赴日乞和。

这是第三次，和谈终于成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