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大清没有很好地察看日本的虚实。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昏了头，贸然相信日军能从辽东推过山海关、直推到直隶大平原，估计，“大潮”还不等漫过山海关，浪头就消失在辽东土地上。

一直嚷嚷着要“早打、大打”的山县有朋友被召回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说明，其实日本有高手，一直小心地把这场战争维持在局部范围和可控强度以内。

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已经开始感受到日本先天存在的不足，制约日本战争的“魔咒”已经开始露出爪牙。（此前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先天失衡的经济转型——殖产兴业”有过讨论。）

当时，日本打向威海时，已经因国内困难重重[《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国外列强虎视眈眈，正陷于极端窘困之中。连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内外形势，早已不许继续交战。”[《甲午战争史》引《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首相、外相，愁颜相对，陷入忧心忡忡。

因此，这时就可以判断，如果战事能够持久下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见前一章威海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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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军力。

日军始终摆脱不了兵力不足这个弱点，所以，始终更象是在机动作战。不但占领地难保，要发动更大的战争，特别是要攻向直隶，必须从其他战场抽调回军队。

第二军攻下威海后，便不停打报告，要求撤回辽东，就是又一个明显的例证。

以后，日军大本营同意山东日军陆续撤军。在山东重点确保的的地方，仅有威海一地。

撤走之前，日军曾向烟台方向发展过进攻，以扩大威海占领地，但日军一去，随后山东清军便开始反攻，收复牟平、文登、荣成等地。

继续打下去，时间，肯定在大清一边。

至于直隶大决战，如果辽东的日军抽调登陆山海关，辽东清军随后可以收复失地。估计，日军拼死，也只能确保大连和旅顺作为基地。

即使日军集中全部兵力，能否攻破清朝重兵防守的京津之地，实在难以预料。

或者说，胜算不大。

仅依赖大连、旅顺，加上威海，作为日军后方保障，也是一件很悬乎的事，一旦这里再失守，日军便会陷入重围。

所以，所谓直隶决战，那还不如说是一种姿态，一种虚张声势。伊藤为大本营选择了一个目标——澎湖，就是再一个例证。

打来打去，日军始终是在远离京师的地方打转转。最后，一场精心策划、砺兵秣马十几年充分准备的战争，连一个省城都没有打下。

参加了甲午海战并撰写了《黄海海战松岛舰战况纪实》的日军联合舰队“松岛”舰鱼雷长、海军大尉木村浩吉，就曾撰文“忠告”国民，“那些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时者，恐怕忘了清国之庞大。此外，以为彼将因不堪我之roulin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国之人。今试观清国全图，将实际被roulin的部分涂上墨汁，然后挂在墙上，离开一点仔细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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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战争，最后都化为两个字——“经济”。拼的是经济、科技，综合的实力。而经济，是基础之基础。

直接说，打仗，就是烧钱。

在伊藤博文心里，战争已经快到顶点了。本来国库可以用于战争的全部资金只有40万圆（银洋），日本政府拼着对“赤字”的最高承受能力，筹集了.5亿圆的款项（称确保战费），包括四次发行公债，筹得1.5亿圆，通过银行借款外加一点民间捐款，筹得1亿圆。（每1.5圆折合白银一两，大家可以自己算）

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不仅投入了本国几乎全部的陆海军，国内兵力空虚，还有更重要的是——日本快没钱了。

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花费了临时军费两亿圆。

而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约6000万圆。也就是说，为了打这场仗，日本把未来几年的钱都花完了。

整个国家也变成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机器。在战争正式爆发后仅仅三个月内（至1894年11月），日本全国工业生产就减少了一半（51%），商业减少了三分之一（1%），农业生产减少了1%。为了继续打下去，日本已准备向汇丰银行借款。而天皇咬着牙不同意借款，因为他知道那样很可能会使日本成为英国的附庸。

日本人的血已经快流光了。

大清还在不紧不慢、反应迟钝，但却仍源源不断地发出后劲。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成持久的消耗战，是伊藤博文最恐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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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日本国内民众也快到了承受的顶点。

虽然前线一再发回捷报，随军记者也不遗余力地描写皇军战绩和英勇事迹，一大帮画家夜以继日地描画着想象中的壮丽动人场景，日本的宣传机器也疯狂开动，进行宣扬甚至欺骗……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实际上甲午之役，日本人还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人民的狂热程度，也绝对没有后来侵华战争和二战时那样疯狂。

生活的艰难感觉却是切身地随之而至。随着国债的发行，物资的稀缺，就是物价的上涨，民众赖以生存的米粮、砂糖、石油、酱油、醋、大酱、药品……无一不涨，连酒都贵了。[参见宗泽亚《清日战争》]（后来政府的还债，是靠印钱，就是说——货币贬值，没有其它秘密。物价还会进一步上涨。这决不是某些人所以为的，大清的战争赔款——白银发给日本民众。下来我会详细说明。）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捷报再多，但命是重要的。胜利是用官兵的生命码出来的，捷报越多，战事越久，悲惨死去的人更多。

对政府来说，能用的人马都用上了，再征兵，说着容易。日本人民决没有宣传中的那种天生俱来的勇敢精神。平民参军，改变了旧藩阀的军事体制，还有武士打仗的传统，初期确实调动了平民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来自于为了提高阶层等级等好处，而不是战争。征兵令施行日久，征集兵役日益苛刻，采取对合格平民抽签确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强制服兵役。

大家也就纷纷想办法钻空子。比如，以纳捐（日本称为替代料）代替服兵役，为中等以上富裕家庭逃避兵役敞开了合法门路。

但“替代料”战时不适用，怎么办？按照规定，给无子家庭当养子可以免服兵役，甲午战争时，就出了有多个孩子的人家到处寻找养父的事。参拜神社、求神祈祷，踏破了神殿门槛，不光祈祷自己不合格，还得诅咒他人中签，着实难倒神明。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多谣传，如忽然有人说：有老婆的适龄者可以免服现役，也就不用上前线。于是，一夜之间，城市乡村，光棍们又纷纷送彩礼、求亲，有的一村中无论“颜值”高低、美颜丑貌的少女，全被娶尽。这倒是一个很新鲜的史实。

这些荒唐事说明，还没有那么多人想上前线，为天皇去送死！

总而言之，情况很危急。否则，战后日本也不会不无侥幸地称：甲午战争，是日本赌上国运的一战。前线则称，百年国运，在此一战。一群赌徒，赌上的是整个民族的身家性命，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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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大清，要真正赢回这场战争，根本在于“持久”二字。

开战以来，虽丢城失地，北洋海军尽失，在陆上看，中国军队损失大于日本，但由于庞大的军队基数，大清仍可支持。

一地败，中国未必全败。

以“大而弱”胜“小而强”，胜败的秘密，在于一个因素：时间。

拖，义无反顾拖下去，就能把小日本拖瘦、拖死。

刘坤一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不久之后又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建议：

据报，日军新兵多数以老弱充数，粮饷不继，我们只要坚忍不拔、艰苦斗争，或者据守工事、严密防御，敌人悬师在外、远来作战，如何能长久支持？“近得探报，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防御，倭人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他所说的“‘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是在经历了许多重大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四十年后，与刘坤一老乡，同是湖南走出来的一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理解和实践得更加彻底。老人家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科学地、系统地、透彻地分析了强弱优劣，并写出了光辉的《论持久战》，为中国战胜日本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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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虽然“持久战”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唯一的胜著，但清廷并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

原因有很多，皆出自朝廷的担忧。最根本的：战争打下去，会动摇国本。

大清有一个一切不得人心的反动政权具有的通病——防内甚于防外。朝廷害怕的，是国内不稳，这个担心始终悬在头上，这也是朝廷在调兵上始终迟疑不定、小心翼翼，最终也未敢尽数调动全国军队的原因。如果在外敌入侵的艰难时候，国内再闹起一场“太平天国”，甚至只是“捻子”那样规模的反抗，内外交困，大清国危矣。

实际上，在甲午之年前后，大清内部反而有了一个较为平静的时期。除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攻下循化（循化厅，现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规模不大，旋即被镇压（清史载，“夏四月，甘肃撒回叛，陷循化，雷正绾剿之”），其它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起义反抗。

但大清朝廷是不相信群众，也不敢发动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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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还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京师。

老京师奉天不用说了，那是清朝皇家发家的地方，也是旧既得利益者长眠的地方。

新京师北京，是大清政权的核心，也是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享受生活的地方。

这两者，在大清眼里，是必须死保的重地。惊扰了老祖宗的清梦，或动荡了权贵阶层的安乐生活，降低了幸福指数，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决不能舍弃，于是这两个地方牢牢“粘”住了清朝重兵。

日本人就是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不断拿威胁京师来说事。

大清有识之士也看清了这一点，在提出与日军持久作战策略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迁都。

文廷式记述了主战派们私下里讨论迁都之议：甲午期间，张之洞、李文田都主张皇室迁出北京，到西安去。我也认为朝廷如果不再顾恋北京，日本人便没有什么可以要挟的，如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一座空空的莫斯科让给拿破伦，这是个好办法。沈曾植、蒯礼卿则主张暂避襄阳。——“至甲午之役，张孝达（张之洞）制军，李芍农（李文田）侍郎，皆主西狩之议，余亦以为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俄主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曾植）员外、蒯礼卿检讨，皆主暂避襄阳。”

但是，既得利益者反对，朝廷也不敢随便迁都。

北魏孝文帝拓拔弘迁都洛阳，这样一位强势的皇帝，面对大家群起反对，用尽办法费尽力气，连蒙带骗加吓唬，才得以成功，这阻力可想而知。

历史上被动的迁都，多是因为躲避战乱和天灾，而且，鲜有不出乱子的。

朝廷恐惧的，还是政权的稳定。一旦迁都，说明这事就大了，全国人民知道了，朝廷的威信怎么保持？恐怕只能用来扫地。

是啊，想得也对。

不过，没过几年，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西太后扮成农村老太婆，挎个小包袱带着一大帮子人逃出北京。

不跑也得跑了。

这下也顾不上体面了。说好的“皇家的威信”呢？

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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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大清朝廷已经被吓破了胆。眼里只有不利，没有有利的地方。

一连串的失败，使他们已经完全无法相信会取胜。nuer哈赤的子孙，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哪里还有那种年年奔山海关死磕的血性？

急于摆脱这种危机，办法，就是和谈一条途径。

从前边第二次派使来看，急着寻求和谈的，反而是开始就吵吵着开战，声音最高、决心最大的主战派，帝党们。事情好象调了个“个儿”，两派人马前后出现这个微妙的差别，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本来，慈禧和光绪也知道，求和的一方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所以，才打打看看，犹犹豫豫，出使时，还寄希望于战场上能有转折。

面对甲午战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等人也并非无动于衷。慈禧后来就对刘坤一说，“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战事进行中，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奉诏进京，看到光绪帝“词气尚能镇定”，慈禧则“忧愤形于辞色”。应该说，面对事实，他们同样是痛苦的。

可是，他们面对中国老百姓的那种凶霸霸的狠劲荡然无存，换以面对日本时的那种脆弱的心灵，已经经不起稍久一点的战争，更没有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勇气。

大清官员也知道俄国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坚壁清野打败拿破仑的著名战例。可是，“就是让你占了，也是一个没用的废墟”式的决绝，对大清来说，也是“臣妾做不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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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一个有战争潜力的国家，会在战争中将潜力激发出来，成为现实的力量。国土、人口、资源各方面占优势的国家，终究会在战争中越战越强。

这种“浴火重生”的例子，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可是，有人分析，大清却怕这个结局出现。

淮军受挫，这是好消息。奇怪吗？不奇怪，有人高兴。原因前边已经说过了。

如果再打下去，淮军可能还会慢慢恢复，湘军也可能东山再起……

赢是赢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局面，不又回来了吗？地方强，中央弱，这格局还是不妙啊。

担忧也非完全不可理解。很多的资料上说，大清朝廷是有这种政治考虑的。

因此，花钱买个平安，大家你好我好，整个世界都太平了。

谁还管它国运，朝廷关心的，到头来只是皇家贵族们的权利和富贵罢了。

更何况，“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说他们有这种阴暗心理，好象也不完全是委曲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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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晚清，那就是一个窝窝囊囊的时代。一个窝窝囊囊的朝廷，留给我们一个窝窝囊囊的悲剧。

我们不得不怀着屈辱的心情，去读那段屈辱的历史记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