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载：“三月己亥（4月日，此时期实为文本送达大清朝廷之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清史稿》]

4月17日上午10时，双方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七次谈判。

实际上，谈判已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

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签订《中日讲和条约》，也就是《中日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

《讲和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详细规定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另约》则规定：一、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三、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通过这项条约，日军继续占据威海，在保证大清履行条约上，有了一个“质押”。大清还得给占着中国领土的日本军队提供军费。

《停战展期另款》二款：

第一款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95年月0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订约停战，从此约签定日（4月17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此约所订停战，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照，如在期内，两帝国政府无论彼此不允批准和约，无庸告知，即将此约作为废止。[《中外条约汇编》，见《中日战争》]

这一所谓“停战”的《另款》，实质只是在上次签订的“休战和约”基础上，更自马关条约签订之日起，再延长1天。至5月8日夜1时止，如果在此期限内，两国政府无论哪一方不批准条约，停战便自行作废。通过延期休战而不是无限期停战，继续为大清履行条约保留了一道军事威胁作为束缚，可见日本人的心思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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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是一个枪炮顶着脑袋签下的、无法谈及任何平等的条约。

在中国人的心中，它带给中国的残害程度，可以荣登一个排行榜，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中英《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的开始，而《马关条约》，将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化。其后的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则完全使中国变成了关殖民地社会。

签字仪式结束，李鸿章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放了下来，伊藤博文一帮人更是松了一口气。

经过绞尽脑汁的斗争，和约签订，为日本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诚然，伊藤终于有理由制止军队“冒险家”们不顾一切、扩大战争的企图。特别是避免了将日本拖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挽救了一场灾难，更是值得庆幸。

这种感觉，恰如陆奥宗光所写，“……经过几次谈判，终于克服外交上的种种困难，签订了媾和条约。我国得以发扬国辉，增进民福，在东亚天地间再开太平盛运者（实际上是庆幸日本不再与中国继续打下去吧），悉赖我皇上之德威所致。”[陆奥宗光《蹇蹇录》]

所以，伊藤显得特别兴高采烈，继续跟李鸿章攀关系：“中堂与余此身，恰似连结两国之一缕丝线，即将断绝之两国脉络，仅赖此一缕丝线才得保持。”他仿佛又忽然想起十年前与李鸿章天津会谈之事，不无得意地说：“谈判结束之日，两次均为四月十五日，亦可谓奇矣！”

李鸿章作为签订降约的战败国使臣，实在难以领略伊藤的机智幽默，只内心“哼”了一声，生硬地应付了一句：“实属奇也。”[《马关议和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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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理解李大人的处境。日本人的荣耀，恰恰是李鸿章的屈辱。

这场战争对他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三十年洋务事业、二十年富国强军梦想，马关惊醒，竟是一场梦魇。

此种痛楚，借用6年后他代表大清国与11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之后给朝廷奏章里的一句话，可以形容：“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创深痛巨，薄海惊心。……”

甲午之争，战场上，他是战亦罪，不战亦罪。谈判桌上，他几乎未能改变任何现实。伊藤可以向天皇报功，而几乎可以肯定，他回去以后，还要承受朝廷上下的责难。

倒是第一次谈判之时，李鸿章与伊藤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包含对日本的警示，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望。

“我相信我朝今后也会改革，然，我国地广人多，有二十一省大行政区，改革比日本要花费更长的年月。我意中的改革愿望并未破灭。……”“我认为今回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二是记永眠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有益的影响。我国人民对贵国抱怨之场甚多，然，与抱怨之感怀相比，我个人也许应该感谢贵国唤醒了中华国人。”

一百多年后再读李鸿章的话语，应有多少感慨系之。当时这些话被日本人轻视为虚张声势，但沧海桑田，河东又转河西，现实才会让一些日本人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伤痛远去，一百多年后，承平盛世中我们又有多少人已经忘记其中的教训？

一个蕞尔小邦，竟能给大清带来深重灾难，而洗雪国耻，只能留待后人，真令李大人抱恨终身。

“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此恨之深，致使李大人从此未曾踏上日本的国土一步。

1896年，7岁的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时途经日本转船，为了践诺明志，这位老人坚决不上码头，不踏上马关土地，坚持命人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一说是搭乘舢板），冒着葬身大海的风险，跳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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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上丧权失地，这在朝中与地方引起的震动与愤怒可想而知。

几十年宦海沉浮，李鸿章也深知，不厚道的是大清皇家。

所以，签订《马关条约》的第二天，李鸿章一行登轮回国。船至大沽，李鸿章先派随员尽先副将杨福同星夜赴京，赍送约本至总理衙门。

他自己则留在天津，给皇上写报告。

0日，他报告签约经过的奏章递上去，一并向朝廷请假二十天，准备养伤。

李大人猜得不错，此时的朝廷，又是新一轮热浪滚滚。

国际风云变幻，俄、法、德三国起而干涉，廷臣议论纷纷，全国舆论哗然，悔约再战之呼声颇高。[《甲午战争史》]

后世的史书里边，较少有人注意，大清朝廷上下发生的这一变化，一个重要的前导因素是：俄德法三国终于出头了。

这应该也在躲在天津的李鸿章意料之中。或者说，是他赴日成行前就期待出现的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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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这些意见当中，最有价值的，也就是关于“持久战争”的建议。

日本野兽的要价，绝对是“中国历史新高”，前所未闻，让人大受刺激，大为惊惧。权衡之下，再战之声又起，实属正常。恰如刘坤一所言，“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加上国土呢？那是无法计算的。

道理再简单不过：把这些钱给日本，还不如发给将士，发兵跟日本人干。

所以，一时间，各种反对批准《马关条约》的奏折如雪花般递到朝廷。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若答应日本的条件，很可能把大清勒垮了，“若照倭索逐条，更是自困自危之道”；刘坤一、宋庆等人也上疏，痛斥条约的苛酷，表示清军可以与日军再战，坚决要求废约。

这一轮主战者，以各地督抚和前线将领居多。按说，这些人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经验，很多是前线参战人员，应该更有发言权。

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声音更是泣血含悲，那就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中日签订条约，割台的消息传来，“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进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人上书，言语愤激几乎已是质问：目睹全台惨痛情形，难道不够蒙圣上加以顾虑？当政者一说要统筹大局，便是以京畿为重，以海疆为轻。不知抛弃台湾百姓，天下人心瓦解，以后谁还肯为皇上出力！整个国家的大局必然出现变化，危害恐怕不止在京畿！——“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

诚哉斯言！勇哉斯言！这已经是对大清的深刻警告了。此后的情形，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如前边所言，那帮奴尔哈赤的子孙们，已经没有那个胆量再打下去了。

他们害怕的是日本人给的期限，还悬在头顶。

当然，当时很多人热血上涌，提出的很多建议却十分荒唐，象什么割新疆给俄国，给列强银钱、好处，换来他们对日本采取行动，也就是“宁可把肉骨头扔给它国，让他们狗咬狗”，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危机。甚至，这种“以夷制夷”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实际上，列强的干涉，确实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而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绝不白给大清干活。事后，总要有代价的。所以，当朝人们被列强的“国际精神”鼓舞，实在是对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了。

包括现代人的一些观点，也含有这方面的不科学成分。

但是，这只是方法上的问题。如前章节所分析的，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大清必能摸到一条道路，聚拢人心，重整军备，最终拖垮日本，战胜日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经受日本更为疯狂地侵略杀戮。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清非但与国无罪，还与民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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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不争气的大清朝廷，那些说了算的人已经决定不再打了，任谁说也改变不了现实。

光绪的心情当然是忧愤异常，却也是害怕异常。面对割地赔款，光绪帝悲愤地说：“条约要割台湾，而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但是，除了痛哭流涕，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方是换约期限的催逼，一边是群臣要求再战的奏章和台湾官民的质问，他也成了两头受挤压的主。

六神无主之下，光绪又准备让太后说话，“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

可是，慈禧老娘们突然又病了，病得不能见人。——内监传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又传旨“和战重大，二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商量一策以闻”。

靠那些多数主张批准条约的枢臣们，还能商量出个什么策？

万般无奈，光绪帝只好批准条约。召见军机大臣后回到书房毓庆宫，见到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两个人“战栗哽咽”，“相顾挥涕”，师徒二人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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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记：“夏四月……庚戌（5月日），命道员联芳、伍廷芳赴烟台与日本换约。”

5日，清廷决定派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和三品衔升用道联芳为钦差换约大臣，同往烟台换约。伍、联二人当日由京城启程，磨蹭到5月5日，见再无变化，便由天津乘公义轮出海，6日抵达烟台。

7日下午6时，与当日晨乘横滨丸到达烟台的日本全权办理大臣伊东已代治，在顺德饭店会见。

8日下午4时，伍廷芳、联芳接奉“准令换约”的电旨。除此，还是一直没有任何令人欢喜的好消息——列强干涉见效，或者什么外交新进展所促成的变化。

晚上10点，捱到限定的最后时限到来之前，双方在顺德饭店完成了互换条约手续，《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清史又记载，8日这天，光绪明发朱谕，通告换约，宣示自己万不得已批准和约之苦衷——

“乙卯,谕曰：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瀋，南可犯畿疆。”[《清史稿》]首先大讲形势凶险，已不允许再战，而将“战无一胜”的原因归结为“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坛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甲午战争史》版引《朱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丝毫未触及朝廷的责任。

接下来，便进入更让人的来气的部分：进一步诉说不得已的苦衷——其一，沈阳是大清皇室祖先的陵寝所在，北京则是宗室社稷重地。其二，太后在北京颐养（或者可以直接说享福）二十余年，备受尊崇，要是突然受了惊吓，我（这小皇帝）如何过意得去？其三，老天在向我们示警，最近海啸水灾，救灾还是打仗实在难以两顾。所以，战还是和，我在痛苦中权衡利弊，最终才痛下决心，批准条约。其中万般艰难，无法详说。（“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廿馀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清史稿》]）

所谓“天心示警，海啸成灾”，不过是5月5日天津、秦皇岛沿海的一场自然灾害，皇上大臣竟竞相把这件事当成天意，为己开脱，生生把一场“人祸”给掩盖在了洪水当中。

而光绪“保祖陵，保京师”之言，仅道出了实情的一部分。这已经比较牵强了，而他认为更重要的，也是大家认为更扯淡的，是不能让慈禧这个老太婆受到惊吓，所以既不能迁都，也不能让日军打到城下。这竟然成了大清乞降的冠冕堂皇、比天还大的理由，到底是皇家气派啊。

不错，中华传统是以孝为先，皇家也以孝道治天下，但光绪可能忘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也是中华的传统思想，不行就该换人啦。皇朝虽是一家天下，但家国不分者便是害国，为庆祝生日便不想也不准备打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皇陵，皇太后，那是你的家事，再说，奴尔哈赤家的所谓皇陵，也不是天生的……

估计，可能还是有愤怒青年加上愤怒老臣，不依不饶不舍地不断上书，太后皇上也烦了。于是，戊午（11日），皇上再次下旨，简短而直截地“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事情已经定局，大家别再说了。“和局已成，勿再论奏”。

勿再论奏！天下汹汹，何以止论？一百年后读到此处，真是让人气为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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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腐败，什么是最大的腐败？

仅《马关条约》所勒逼的赔款，对这个古老国家来讲，负债率几近破产。

大清朝竟敢连这样的结果都能承受，中国还有什么是大清朝不敢卖的？

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正当性存在？

一个屈膝投降的统治政权，是没有存在的资格的。

当发现为之沥血、舍命保卫的大清政权竟是这样一个软柿子货色，失去人心又有什么意外？甲午一战，民众被唤醒，而醒来的结果，是加速了大清朝廷的衰落，向心力、凝聚力的丧失，便在此时埋下了新的火星。

从此，各地督抚与朝廷虚与委蛇。在似听又不听之间，竟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策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朝廷当政的慈禧还奋起神威，向十一国宣战，但随之，刘坤一、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又和各参战国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称东南互保，坐看中央朝廷与世界宣战。

据说，在一纸征集军队勤王的诏书到达以后，张之洞用大家私下常用的一个代称，轻蔑地说：让这个“老寡妇”也受点惊吓去吧。

“北方开战，南方观战”，终于真的成了现实。只可悲的是，也任由京津之地的人民遭受苦难。

历史曾经给过朝廷机会。可朝廷选择了投降，割地赔款，变卖祖宗的家业，而不是奋起抗争。

历史也曾经给过朝廷变革的机会。可慈禧为首的一伙人一味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声称支持变法然后又尽将之破坏务尽，先杀一批阻止变法的，又杀掉所有变法的，手段极其血腥。她可能太自信于还能象往常一样蒙蔽住大清官民了。

甲午战后，光绪似乎也殷切期望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练兵筹饷重整军备，厉行改革革除积弊，铺下身子大干实事，迎来中国的强盛——“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覆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甲午战争史》引自《朱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希望终于碎了一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