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没了台湾，大清“崽卖爷田不心痛”，那是假的。

要说大清没想办法保住台湾，那也不符合史实。

4月10日，马关谈判第五次会谈。这天，总理衙门发出电报，转告皇上的期望：“……彼既垂涎金州之矿，台湾此利尤巨。该大臣既与力争两地土地，能允固善；必不得已，或许倭以矿利，而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此姑备一说，无非为保全境土起见。”[《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意思是，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采矿权让与日本，而保留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由于日本人故意拖延，李鸿章4月11日才收到这封电报。

李鸿章只能据实复电相告：“金州已据，固难争回；彼垂涎台湾甚久，似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所猜不差。实际上伊藤比李鸿章还早拿到电报内容，已经连夜研究，当然清楚大清皇帝的意思。为一举使光绪就范，打掉这种幻想，伊藤便在11日这天，给了李鸿章一个最后通谍。

日本人不傻，只要拿走土地，什么都是自己的，做什么都方便。凭什么还要留块地给你？开个矿不还得到大清来办土地使用证、采矿证，以及这证那证？

被夺走的要不回来，未被夺走的也已经中了伊藤毒辣的奸计。澎湖失陷，联合舰队在海上巡弋，与大陆之间的通路已经被隔断，台湾已成日本囊中之物。

对大清来说，无力反抗，予取予求，这才是世上最“虐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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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谈判中，李鸿章从敏锐地发现日本人的企图起，就极力阻止，拿台湾靠近南方英国在大清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可能会干涉，想吓退伊藤。

但伊藤全不在意。因为伊藤有把握，英国与日本早就坐在了一条长凳上。

然后就是前边已说到的了，大清一度将希望寄托在“三国干涉”上，想扩大干涉还辽的战果。

5月1日，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电谕许景澄：“辽东地方借三国之力，倭允归还，大有利益。现在和约已换，三国视事已了结。惟台湾众情不服，势将变乱，难以交接，此中国最为棘手之事。闻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著许景澄将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联三国，设一公同保护之策……”[《李鸿章全集》]

这个策，就是将台湾交三国或某一国来予以保护。而且，这一度看来是可能的。

但在保台问题上，三国一致表示绝不参与。

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许景澄称：“俄国不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向日本施压）。”[《李鸿章全集》]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代表法国政府告知奕劻：日本已经允让辽东，法国对日本占领台湾不便干预。

而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更是以充满戒备的语气向德国驻俄大使指出：“中国这个阴谋的显明目的是要使列强卷入与日本战争，因为没有战争，日本是不会放弃台湾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大清仰人鼻息自取其辱，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拒绝。

跟日本人一样，大清也不是这场交易的主角，所有的事情，都得听从三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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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一些官绅也已经早早行动起来，试图运用“远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国力助”。实际上，同样是幻想依靠欧洲各国来保住台湾。

可惜，他们也错误地在求助的对象上首选了英国。

在4月日，《马关条约》送达朝廷之日，张之洞就曾致电署理（代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请英国军队帮助守卫台湾——“守口聘英将，巡海乞英船”，以“庇英自立”。[《张文襄公全集》，见《中日战争》]当天，唐景崧就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进行了商谈，提出将台湾交与英国保护。

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唐景崧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解释：“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无以自立。必先去我疑忌，且必有利与人，始肯助我。”7日，他便正式建议朝廷，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土地政令仍归中国，以金、煤两矿及茶、脑、磺三项口税酬之”。[《台湾唐维卿中丞奏稿》，《中日战争》]

多方均想到了这个最大的“砝码”，但我们知道，精明的英国人完全无法依靠。

时间上看，“三国干涉还辽”刚刚开始，英国内阁会议决定乘着纷争捞取利益，已经确定把宝压在日本身上了。

甲午之战前主持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雪中送炭地鼓励了日本的战争行动，日军击沉“高升”号后，又阻挠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的要求和采取的一些动作，转而做出公然偏袒日本的事件认定结果……在日本人巨额贿赂“活动金”无法说清去向情况下，显得比较可疑的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又继续发挥了作用。

他不但坚决以“办不到”回绝了大清公使龚照瑷，还电令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劳瑟主动向日本外务省“辟谣”，而且，还无耻地出卖了中国，将清政府的行动内幕密告日本，提醒“中国已得悉贵国将要求占领台湾岛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而欲预先杜绝日本之要求”，一再表明，为英日两国友谊，英国已经“断然拒绝其提议”。[《日本外交文书》]

这跟英国在“三国干涉”中对日本的恩惠可以看作是一体的，英国此时正想如何从日本人那里换得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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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法国人倒是有点动心。

法国人感到面前有一个机会，想捞一把额外的好处，而且已经拉拢西班牙跟自己联合。

但是，对于迫日还辽的“三国联合”，一国行动牵动其它国的利害关系。法国的独自行动，无异于是对三国联合的过分借重和谋取私利。

不要忘了，德国的初衷，只是抵消俄法国盟的压力，可没打算让自己的死敌法国趁机捞油水。

所以毫无疑问，法国人的企图遭到了德国的坚决反对。

非但如此，德国还暗地里使坏，为日本出谋划策，来抵制法国。很简单，外交大臣马沙尔只需给青木周藏一个“定心丸”，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日本外交文书》]

面对德国反对和暗中阻挠，法国占领台澎的图谋无法实现，只好忍痛放弃了这个好机会，稍稍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在这些肮脏的“国际交易”中，大清根本不可能实现“暂弃实利、以保国土”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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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舍弃台湾的结局已定，无法挽回。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加紧做割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然后，又成立了一个事务局，任命了全套的官员。

时隔二十年，这个机构再次成立。恰如当年一般大张旗鼓地，这次，真的是更象集体去上任了。

历史真是不负有心人啊。

当年不顾身份低微，敢向高层请愿出征台湾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如今已官至大将，是日本的重臣。当年率先潜入台湾侦察的马前卒，二十多年后终于被委以最高长官的重任，接替西乡从道，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日本的催促下，这一边，大清朝廷委派李经芳赴台交割。

倒霉事总是落在这对父子头上。这算是什么样的差事？据说，李鸿章闻听朝廷决定之后，竟连说：这是要把我们父子推上绝地。

当然，这个绝地，也不是说台湾多危险。而是更严重的，还要再背上一个千古骂名。

但是，明知是骂名也没有办法躲开，李鸿章纵有一千一万个不乐意，最后还是得同意。

因为皇上也急了。

李鸿章耍了一套把戏，借口李经芳生病，想推回这个任命。皇上的反应是：实在是在奇怪了！

皇上对李经芳突然得病根本不信，肯定明白这套把戏，于是电谕李鸿章，连同李京芳未来京交差反而返回任上（不管是真是假）一阵数落，“李经芳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回津后尚未覆命，何以遽行回南？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藉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芳饰词卸责。”最后严厉地吓唬，“现在倭使将次到台，仍著李经芳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傥因迁延贻误惟李经芳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5月0日，李经芳带着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等，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启航，于6月1日抵台湾海面。

日下午，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也到达了公义号。

史载：“政府乃派李经芳为交付台湾大臣。经芳之澎湖，与桦山指交于舟次。自是台湾属日矣。”[《清史稿》]双方在海上进行了台湾的交割。

这种交割，其实纯粹是一个形式，无所谓在哪里。

李经芳没有踏上台湾土地，历史上说是由于害怕“见到”台湾人民。也许，这个时候到台湾土地上，真说不准被群情汹涌的民众打成什么样子。

有人由此展开丰富想象，说桦山奇怪大清使者为什么不去台湾，这是顺杆溜的推测。桦山根本就没亲自出席，也没功夫来见大清使者，更不会现在登上台湾。

这充分说明这个交割仪式，也不过是给日本的军事占领提供一个所谓合法的依据罢了。

因为早在交割的四天前，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

这又是因为，台湾内部起了变化，让日本人非常着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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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指日本）。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黄遵宪的这首诗，写出了失台的痛彻心扉。

中华开台湾之土，明末荷兰侵入，郑成功驱逐异族出境，至康熙朝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台湾回归大一统。可惜开始朝廷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后看到法国、日本先后伸出狼爪子，准备好好建设一下，大清此时已把一个国家治理得民贫国弱，列强纷纷分割我领土，大清终以“京师为重，台湾为轻”，以至轻于一掷，将台湾弃于“蕞尔小邦”倭寇之手。

在台湾官绅百姓的一再陈情和抗议声中，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两月之内上奏电陈达二十余次之多，最后哀求朝廷“台湾属倭，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4月19日，接总理衙门复电，朝廷仍然老调重弹称：“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然后便冷冷地命令：“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此电一出，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抗议声，声震天地。

当此情况下，处在非常关头的巡抚唐景崧备受煎熬。

唐景崧（1841—190），字维卿，桂林灌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曾被认为是个极有前途的起步。但三年后派往吏部任候补主事起，唐景崧却空怀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在吏部过了15年的打杂生活。

188年初越法战争中，唐景崧冒出个大胆的建议（这可是犯朝廷之忌，确实是大胆）：资助和招安黑旗军与法军作战！这样既可避免中法直接开战，又可打击法军的气焰，清廷则能保持决策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并毛遂自荐，请求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这顿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刮目相看。

唐景崧孤身抵达越南保胜，劝刘永福投身朝廷，为刘永福出谋献策、参与指挥，连续打赢了河内、山西两战役，以功赏四品卿衔。

1884年越法战争终于打成了中法战争，双方扯明了动起手来。唐景崧奔走于援越桂军、滇军、黑旗军和抗法越军之间做协调工作。特别是亲自跑了一趟，将法军的克星、退休老将冯子材请出山领兵上阵，东线战场大获全胜。唐景崧还奉张之洞之命募成景字军4个营，亲自率军入越会同黑旗军、滇军作战，与云贵总督岑毓英联手，组织和指挥了宣光攻坚战，在西线战场上取得了临洮大捷和宣光大捷，法军遭遇亚洲“滑铁卢”，好战的法国茹费里内阁轰然倒台。

怎么看，这些也不全是白给的，唐景崧应该是有两下子的。所以，中法战争结束后，唐景崧便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当上了巡视干部。后来台湾建省，又任台湾布政使，成了实职的副省级地方大员。客观说，唐景崧初到台湾，便办书院、兴科举、劝农桑，倡导修建铁路，发展生产，教化台南少数民族，做了不少造福台湾人民的事情。

但在战云密布的时候，担任台湾巡抚，确实算不上幸运。

为反对割台，唐景崧甚至到了不顾君臣纲纪质问皇上、公开声称抗命的程度，“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今见割台已无可挽回，又针对朝廷任由人民去留，无异于撒手不管，而苦谏告诫：“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台海思痛录》]

这个警告，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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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声音，在中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共鸣，一时间地方声援台湾、反对割台呼声四起。

清政府在这片声浪中，不断丢失本身就已岌岌可危的威信。

1895年7月15日，上海《申报》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人》为题，发文严正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

仍处于封建时代、受到晚清政府严格限制、为满清愚民政策围困的报纸，被李鸿章对外评价为“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申报》发出对日本，也似对朝廷的怒喝，不亚于第一声惊雷，足可谓是惊世骇俗。

而台湾官绅军民所干的，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