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立国，二百年间，日本人一直躲在那几个岛子上，没敢轻举妄动。

时间就这么过去，什么也不曾发生。

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但实际上，直到日本被迫“开国”，唯一与日本保持贸易往来的，可能就是中国。日本人在安心地享受着大清商船带来的财富，带来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到大清来的也不少。

象嘉庆元年的时候，皇上下令对海上遇险逃生的日本人，给吃给喝，估计还给船票路费，送他们回国。此事就作为了一条规定来实行。（史载：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后来，日本长崎奉行（相当于市长）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请求清国对日本经中国海域到欧洲或到中国内地学习、经商时，予以保护，大清国也准许了。（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

这些都说明，此前，大清一直以仁慈之心，对日本加以恩遇。

可就是这么个王八犊子，从1870年起，竟屡次三番派使臣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立条约，又三番五次耍赖使诈，还本着“心有多黑，舞台就有多大”的英勇无畏精神，打算享受与西洋列强一样的待遇（“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

也就是说，不但是互开商埠，还要沾沾“最惠国待遇”的好处。

几天不见，行事见涨！真要跟洋人平起平坐啦？

不光是脸皮厚，而且也太低估我大清官员的智商了吧！

起初大清没怎么搭理小日本。

原因很简单，一件事情如果既无必要，又有损害，有害无利，回了就是了。

处理也不费事，给点面子，婉言谢绝。不把请求扔到日本人脸上，就算是大国风度、上邦礼仪了。

大清有如此反应，自然有现实道理。我们都知道晚清那些条约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中国的条约基本上是与西洋强国“订”的。说是“订”的，其实那是被“打”出来的。至少目前看，日本也没这个资格。有那么点事也是日本低三下四地来求咱，还不是隔三差五地捎书信、带土特产吗？

二方面，通商条约是为了做生意，跟小日本，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似乎没有订约的“需要”。

大清推掉日本的请求，所依据的倒是实情。从江户时代起，中国人就留居长崎，中国船也往来日本，通商贸易，但与大清打交道的，都是个别藩（也就是幕府和下边的地方政府），一切只是按照长期约定俗成的规矩办，运作得好好的。直至明治维新两国都没有展开什么正式的国交，更别说订约了。

三方面，大清国对“条约”真是怕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种自然的警觉。西洋强国来订约，也有个别的西洋小国跟着占了一些便宜。客气回绝的背后，是防着日本照抄照搬西洋条件，谋取利益。

这么办还对了！

果然，小日本还真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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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派人探路

1870年7月，日本外务大丞（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来到天津，向直隶总督衙门递交请求订立条约的公函，打算做做前期的接触，探一探路子。

清政府拒绝了，理由是“大信不约”，就是说：两国关系这么近，源远流长，相互又非常信任，不需要那一纸文书。（关系不好的话，一纸文书随时可以扯破，是吧）

柳原前光应该不是傻子，知道拿订合同为“世界潮流”，来为大清普及“合同法”知识是枉然的，对中国人，还得交友谊、讲利害关系。

于是，柳原拿出了日本人说谎话不变脸色的本领，开始忽悠。

招数就是“一诉苦”、“二讨好”、“三拉拢”。

下手也很准，专找有影响力的重臣、同时也是反对订约的关键人物。

这里忽悠李鸿章。先是历数列强恶行，再讲日本之困境，然后是套近乎。“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中、日脣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

又去那里，忽悠曾国藩。也是先站到同一立场上，拉近彼此距离。而后便大讲世界形势之害处，再讲两国结好之好处，“当今欧洲诸国势力，方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之际，两国迫于形势，实有迅速同心协力之必要”等等。

态度很诚恳，表情很自然，痛心疾首加推心置腹。

包装得相当成功。

表演也相当到位。

两位大臣本来也架不住人家上门，当面不好推辞，一番言语之下，大致也就被说动了。

当然主要还是找到了彼此需要的地方，有需要才有合作。柳原所讲，句句切中紧要，如果真的能靠在一起取暖，自然是再好不过。

10月，清政府同意了订约的请求。

柳原前光胜利完成使命，可以回去交差、升官了。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大清仍然不失警惕，清楚地把握“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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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人订约

1871年6月，日本派使臣大藏卿藤原宗臣（一记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拿着准备好的蓝本，到中国谈判订约。

这个条约的蓝本，与柳原所讲并不相符，有的地方就是改头换面，但有的地方则大相径庭。

此前的话，都是谎言。

“图穷匕首见”，彻底露出了日本人包藏的祸心——果然是处处“援照西例”，企图均沾列强在华利益。

自己被西洋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尚在，就想骑在大清头上，享受与西洋一样的待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李鸿章不干了！不谈了！

小日本遭到严辞拒绝，没办法，就死乞白咧的再三叨叨，拉着大清的衣袖，再不行就拉着衣角、抱着大腿。最后好歹还是订了个框架性意见——“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设领事，以上海等十五口与日本横滨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内地……”

定是定了，但，确实没有给什么特殊照顾！

特别是，没有写入“最惠国待遇”条款。

虽然含有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等，但你有我也有，基本上也是对等的。

仔细扒拉扒拉这个条约的内容，可以讲，是比较公平的。

比较公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不行。

未能得到最惠国待遇和在中国内地的通商权，日本人那是相当的不满。

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

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

不等互换条文就撤换了使臣，另派别人要求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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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再换人改约

日本派来的“主要代表”不是别人，就是政府比较满意的忽悠高手柳原前光。

本以为搭上桥，就可以交给别人了，现在头痛又落在了自己头上，不知柳原到哪里倒“苦水”。

187年，柳原前光再次来华，硬着头皮，忽悠。

说出花来也不好使了。谁都清楚他那药瓶子里装的什么货色——叨叨来叨叨去，不就是要按西洋的标准办？

“罢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诣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照会，谓来岁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欲酌改所议事件，与欧西一律，豫拟条款请商。”

这段记载十分令人费解。

费解的是日本人的举动。

日本确实一直想与西方各国修改条约，也就是废除现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租界、领事裁判权、协定海关税率……当然目前只是想想，“路漫漫其修远兮”，所谓“来岁修约”，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想象，换句话说，没影的事。

拿没影的事做由头，似乎只是想找个搭讪的借口，避免太突兀，让大清觉得日本没信用，毕竟说好了的事这么快就变，说不过去，搞不好定约的事就彻底扯破了。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是，与“西欧一律”。

什么样的“一律”？

如果日本诚心想与各国平等交往，正常的情况，应从现在做起，中日定一个平等公平的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对外交往的典范，至少给欧美看看。

再说大清不曾欺侮你，你日本首先要善待大清，打下一块友好基石。

可是，那是人性角度的想法。

日本人的理想是：与西洋一样，享受对华最惠国待遇。

噢，我明白了——日本人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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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个明显的动作，得有个漫天的大谎说不定还遮得住，你整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还是小小的由头，明显不相称嘛。

这种理由，亏日本人还能说得这么仗势。那不是十分牵强，而是混蛋逻辑百分百——你小日本谋求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到底是想修改西洋强加的不平等条款，还是要发扬自虐的特殊嗜好，再降低一点底线？

再说了，日本人又是通过什么过程推理出必须与“欧西一律”这个结论的？

好比，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还算熟的人突然跑来，告诉你：

大哥，我过几天要去看“小英”、“小法”他们。

——你看他们干啥？

我去找他们要点东西。

——噢。（他们凭什么给你东西，他们拿你的也不会还的）那你找我啥事？

大哥，你能不能把以前给“小英”、“小法”的东西，一样儿也给我一份？

……

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推理过程。

你找他们要东西，跟我必须给你东西，有什么联系吗？

兄弟你这么轻视我大清啊？想办什么事，也得找点稍微有技术含量的理由来啊，光“刷脸”可不行啊。

再精美的包装，也遮不住透出的臭豆腐味。

这次可不听他忽悠了。李鸿章果然很是恼火：你日本人准备与西洋改修条约，这算什么理由，与我有什么关系？

李大人对日本不讲规矩、不讲礼节，出尔反尔，更是严加训斥。（答以“去秋甫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

完了，忽悠不成了。

忽悠不成柳原前光也不能走啊。硬着头皮交涉，但大清在底线上一步不退。

能玩的，也就是玩点文字游戏了，想方设法夹带点私货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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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终于正式换约

187年4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中国进行条约的正式换文。

柳原前光修约没搞定，碰了一鼻子灰，原稿打回。回去以后，人很郁闷，条约也被当废纸搁到阁楼上了。

将近一年。

又是忽然有一天，政府忽然决定批准条约、派人换文，急事急办。

请记住我说的这点。这件事的背景，马上会在下文谈及。

啊，做了这么多艰苦的工作，尤其是日本，不畏艰难、瞒山过海地来往奔忙，费这么大劲，终于成了。后期主要领导代表最高领导出席，也就是握手、微笑，签个字、换个文书，再吃个饭罢了，是吧？

按现在的情形，好象是吧。

但不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