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情，有所关联，性质类似，提前在这里讨论一下。

除了修园子，不久之后，大清上下还会有更大的喜事——太后快要过生日了！

慈禧老佛爷要过六十大寿，要大大地庆祝一番。太后太需要摆这么个排场，要个面子了。国人太需要振作士气了，要让百官百姓们都实实在在地看到、摸到大清朝的强盛与兴旺。海上的洋人有几年没来了，形势一片大好，君臣民都普天同喜同乐，沾一沾太后的福。

太后从选秀入宫不久，便随着皇上，被赶出了京城，跑到了避暑山庄；男人走得早，孤儿寡母的，担起这么大个国家的重任，却总是被洋人惊吓，没个安稳日子。

太后的一生，简直就是荣耀的一生，倒霉的一生。

弄个节日，讨个吉利吧，国人也当就是给大清朝“冲冲喜”好了。

综上历史、现实必要性，其它的事先搁一搁吧。当下太后的生日才是头等大事，是大清国第一位的政治大事。

但是，还是，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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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估计除了心疼银子，也头疼银子。

光绪十分明白：大清还是当家的慈禧说了算，自己将来能不能真正当上这个家，还得看园子修得好不好，修好了，没准还有希望。于是早早就拿出孝心，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

庞大的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而军队的编练、沿海的防卫也无一日不亟需款项，可慈禧的寿诞庆典又接踵而至。在王朝库帑空虚，战争将至的危殆时刻，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

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

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京外统筹”：即向臣工摊派的银两。说是京外，实际京内外统吃。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共598万两，不多，感觉还不到600万两呢），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

而《藏园群书题记》记载：“用银至700万两，其中户部库银400万两，京官报效银11万两，外官报效银167万两，两淮盐商捐40万两。”

仅计库银400万两，按当时大清朝的正常岁入8000万两来算，用国家收入的1/0来搞一场生日，不算很过分。

是吧？现在有的人每月两三千块的工资，还每年拿出一万来开个小轿车上下班呢。

且不说还留下了一个颐和园，供后人卖票、游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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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极尽铺陈，极度腐败，增加的只是百姓负担，削弱的只是自己的国力。

再华美的园子，一旦战火再起，付之一炬，可怜焦土。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国力衰弱、内忧外患，仍要满足一个老太婆的骄奢淫逸，大清朝真是没落透顶，救无可救。慈禧可谓中华大地空前绝后的败家娘们，活该青史留骂名。估计连她自己也想不到，因为死后也要极尽奢华，不久便坟墓被掘，抛尸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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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信什么“明亡清兴××年”这样的鬼话。

那是一个夹杂着落后的游牧和奴隶制，强行嫁接到封建统治政权之根，并通过残酷压制、扼杀新生思想，使封建制度之树得以延长的朝代。

有清一代，再也没有什么创新性增长。《1750-1950的中国》中提到过：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论及中国时说，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是最富有的国家，但“中国财富已经臻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

用句简单的话说：封建社会走到这，已经到达顶峰了，没有潜力可挖了。

正处于世界工业革命兴起之时，中国不进则退，终于没落。

曾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的日记则形象而一针见血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支撑。而它能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他的话，打破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西欧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和无限敬意。

在我看来，所谓大清盛世，不过是朝廷贪得无厌、巧取豪夺，使财富向上层集中的盛典而已。

换句话说，一种落后的制度，真的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导致一个徘徊不前的结局，遑论“同光中兴”、再创辉煌。

帝国荣光不再，独有满清朝廷和王族的“一家天下”，还在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残阳夕照中，享受着权力的福利。

回望晚清那时候，看着那一张张陈旧的照片，只感到一股陈朽、腐败之气，透过历史厚厚的书页，阴森森地传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