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洋海军军舰沉入大海深底，沉入历史深处，那个时代的很多事实也将一并消失。

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和一个争吵至今的话题。

那就是挪用海军经费的事。

军费成了老佛爷建园子的费用，目前这已经是多数人公认的。

大家所争的，无非是数额的多少。

围绕具体数字的研究还在进行，不断有人发现有关的资料、记载，不断有新的证据出现。可惜，到目前为止，给出的数据各不相同。

当然也有人详细地统计后指出，慈禧并未挪用多少海军经费。

这又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一个内政完全不透明的封建朝代，凭什么不让老百姓猜测？

我们可以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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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中堂大人早早上班，处理完政事，又忙着考虑海军的事。

当是时，西洋造舰术更上一层楼，新式快舰、快炮，都已经出现。在造船数量上你追我赶的同时，造舰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对西洋舰船技术发展时加关注，也比较明白的李鸿章，知道海军装备在需求上，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

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要做的，是上书，要钱，要船。

海军的经费一再拖欠，连续打报告，皆无消息，然后，还是上报告。

即便明知要不到钱，这苦还得诉，钱还得要。

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用意——来自李中堂的学生、幕僚周馥的提醒。

周馥密告李鸿章：北洋海军用费已过千万两，但购来的军舰，按外国海军的编制标准看，实在够不上一支舰队。万一有事，恐怕无法对敌。那时再请扩充海军，一切都晚了，而且，朝中官员必定会指责我们白白浪军费，而将责任归到北洋头上。

通过周馥的话，我理解了北洋面临的一个“两难”境地：前期投入已经很大，但北洋海军从规模上都还称不上舰队。要追加投入，后期需求还是个“无底洞”，停止投入，前期还等于白费。

那经费还要不要了？要。

周馥又给李鸿章出了一个主意：趁现在局势平静时候，还要多向朝廷要钱。“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有关部门抓紧办理。如果朝廷给钱，是国家社稷之幸，如果不给，将来我们也能站住脚。否则，别人反而说我们误了国家大事。

我也理解周馥的意思，一个未说出的意思——一旦真遇上战事，海战失败，我们能有理讲：我说过海军还不行，是你不给钱。

难怪李鸿章心领神会，继续趴在桌子上打报告，同时又不禁长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李大人的能力，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其它，无能为力。

看来，“部议”，也是漫漫“钱途”上的一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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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李鸿章等来的，不是朝廷给钱买军舰的批条，是有关部门忽然通知，年度的海军经费不能给了。

《清史稿》记载，还是简单一句话：十七年（1891年）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砲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

这句话给人无限猜想、无限愤恨。

单凭这个记录，我们就几乎可以认定，海军经费肯定被动了。

也有人拿这句话为太后辩解，认为银子充饷，不见得就是太后用了。

但我们要知道，即使太后要用，也总得整点其它的名堂，怎么能直接说是“建楼堂馆所”呢？

本书前一节已记录皇太后庆典费用中，一个来路是“从饷需和边防费中”提款。看来动饷银也不是一件难事，慈禧能为生日挪用经费，其它事情就不能吗？类似的挪用仅此一次吗？

事情如此容易，军费就被扣了。简单说，太后需要；李鸿章同意了；奕譞、翁同龢之流可不问他同意不同意，反正事情已经办了。

宁可穷了海军，不能苦了太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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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称裱糊匠，明哲保身，委屈求全，不会硬扛的。他又是后党的骨干、忠臣，自从奕訢去职，回家休息了，朝中没有撑腰的了，自然更要在太后面前表现表现。为大清政权计，也是为太后考虑，力主添加军舰，是忠心；让太后痛快，舒心，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庆典，也是忠心。怎么能让太后感受到这份忠心，最终还得看太后中意哪个。

所以，这位裱糊匠顾全大局，最终不再为调拨银两的事坚持。相反，他还迅速转变了思想，与奕譞积极配合，分工担负起具体向各省勒索海防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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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私下里对修园子建形象工程、享乐工程是十分不满的，他的日记里也给予了相当辛辣的评价。行动上，也曾在奏折中力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无非是：当前兴建的无须停止，以后的无关紧要的小工程就不要搞了，仅此而已。

但饶是如此，还是象电视剧里显现的那样，陪着阎敬铭大人挨了一顿“国骂”，也就消停了，话憋在喉咙里，老老实实回家写日记了。

可是，仅仅是这些吗？

答案是——不是。

下来，我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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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谈谈，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最不应该被忽略的人物。

奕譞。

奕譞，醇亲王。慈禧太后亲妹妹的丈夫，慈禧太后的亲妹夫。

同时，他也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虽然光绪4岁就被抱走，管慈禧叫“亲爸爸”。

围绕他身份的分析一：

主张节用的恭亲王奕訢遭罢黜，而此后一味迎合慈禧的醇亲王奕譞开始操弄大权。

曾于同治朝带头反对重修圆明园、致使太后的宏图大志“胎死腹中”的奕訢表面是因为带头叫着和法国开战，就要承担战场失利的责任而被集体下课，实际上也是有点不明不白地离开了军机处，回去休养了。

嫂子小叔之间的权力斗争是绝对因素，看来太后也是不想再让颐和园工程重蹈覆辙。

而此时，太后将修园子的总指挥大权给了奕譞。

不过，以前奕譞也参与了反对重修圆明园的活动，给他，可靠吗？

可靠！别忘了，人是会变的。

此时非彼时也。自己的儿子被太后“恩宠”，突然就成了皇上，这样的浩荡皇恩，牙齿还在，怎么就能忘了？不符合中华传统美德啊。还有，亲儿子小皇帝就捏在慈禧手里，别说富贵了，安危都成问题，搞不好哪顿饭都会吃出“急病”。所以这些年来，奕譞时加注意，各种小节地注意，唯恐触犯慈禧，哪天不陪着小心。

这奕譞也绝对不是傻人一个。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说某年慈禧以小皇帝的名义赐给他一架“皇马车”——龙辇，这是让他享受太上皇待遇的节奏啊。把奕譞吓瘫了，会不会是自己的小姨子试探自己呢？象，相当象。这玩意，要是退回去，即是抗旨，要大模大样坐着，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奕譞采取了一个非常的办法：不退，不坐，把它高高地供起来，天天上香嗑头，天天念叨太后的似海恩典。

再说了，慈禧就要归政于皇上。能让这个老太太早一点离开，那是好事。而且要是能让她脱离凡间尽情玩乐，踏踏实实颐养天年，忘记了过问朝政，那就是好事成双，最好的好事了。作为父亲，奕譞有此私心，也是正常情况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那奕譞在修园子的这件事上，能不尽心竭力吗？

事实证明，慈禧真是选对了人才，奕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四处筹集经费，推进工程建设，“攻坚克难”到园子修成的第二年，便耗尽心血、灯枯油干、撒手归西，真可谓是“鞠躬尽瘁”了。

围绕奕譞身份分析二：

奕譞（十一年起）掌控海军衙门。正巧，是慈禧定下“三海工程”项目不久。然后，本来应该由内务府和工部共同负责的工程交给他负责，从这一刻起，海军衙门就成了慈禧的新内务府，兼工程建设指挥部。

那么，海军大臣在关注海军建设的同时，将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兼顾造园子——如果园子较小，或者奕譞亲王精力超常旺盛的话。

而且，工程建设指挥部就在海军衙门，一些款项，就方便通过海军衙门转用，以掩天下的耳目，不致于被人指指点点了。

但是，这怎么能洗清挪用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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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各种方法查阅有关资料，学习各家研究成果，想弄清个究竟。

各种关于海军衙门经费的记载中，几乎到处都是借用、垫付、拨银，还有借拨，借款，还款……小则三万五万两，多则几十万两，全是几大工程的用度。相对于千万两的建设费来讲，弄出这一堆鸡零狗碎的账目，可以看出大清朝国库空虚、捉襟见肘，只好东拆西借，甚至拆东墙补西墙，凑银子以救急的窘况。恰如一个行将破产的公司，最后靠七拼八凑的钱来对付到期的巨大欠账，以苟延残喘！

海军衙门几百万两的经费和几百万两的存银，户部盯着，海军衙门的领导奕譞也正好有这个便利条件，反正先完成自己的任务再说。于是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借拨、垫付……

奕譞还授意李鸿章以“海军衙门筹款以备急需”的名义，分别向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等地督抚勒捐，说弄点特殊经费。没想到各地督抚一使劲，竟划拉来60万两，存着能得利息40万两。说的好听是存到大英银行，60万两本金用作购舰之用，利息用作工程。但说好的购舰本金呢？

同时海军衙门收到各省的海防捐银157.8万两，如果说海军衙门的经费不仅仅是海防经费，但这些钱可都是专项经费了。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

还有一些是通过海军衙门转的款项。

包括向外洋借款，以用于工程建设，也走海军衙门。象“每年内务府经费银内拨十万两归工程处应用”于三海工程，正好福建海关每年需解内务府银10万两，因此户部指定福建海关直接解往工程处。但按懿旨“自光绪十二年起至二十一年止”，怎么能能满足三海工程进度的需要？时间等不起啊。于是奕譞与李鸿章协商，李鸿章办洋务、搞外交，接触外商多，由他出面走关系，先向德商筹借大笔款项以应急需，以后再用福建海关的解银逐年偿还。德商借款共折银约“一百零一万四千三百余两”，这笔借款先解往海军衙门，再由海军衙门陆续转解工程处应用。

看来，通过正当的渠道“走账”，报销建豪华设施、楼堂馆所费用，是深远传统、古已有之，而不是后来的人们才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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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神奇，不够荒唐，那就错了。

太后果真玩出了花样，在颐和园兴建水师学堂。

请看两条清史纪录：“十三年（1887年），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十五年（1889年）三月戊辰，上奉皇太后幸颐和园，阅水陆操。”对照颐和园十四年（1888年）下旨修建，至十七年（1891年）基本完工，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有，昆明湖就在颐和园里。

当然，这是常识。

我是说，先修昆明湖建水师学堂，实际上是开始颐和园工程。

这些，都是海军大臣奕譞的主意。

说起颐和园中的昆明湖，那是当年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以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牵强附会地扯上汉武帝挖昆明池以操练水军的典故，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扩改为“昆明湖”，也曾调健锐营、外火器营在昆明湖进行过水上操练。本是一个观赏、娱乐项目，却被奕譞再次巧妙运用，使出“暗渡陈仓”之计，明练水军，暗修花园。

奕譞上了一道《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慈禧当日即下懿旨——“依议”。

办吧——配合得够默契的。

为统一领导海军而成立海军衙门，办的第一个大事就是筹划成立昆明湖水师学堂，并恢复起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来了。

为请皇上和皇太后“幸临”检阅昆明湖“水操”，到一线进行指导，奕環另上一份奏折，称“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

好了，终于看明白了吧，殿宇亭台，那不是用来游玩的，是太后视察指导海军建设的。

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

1887年1月，昆明湖水师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同日，排云殿举行上梁典礼。

1888年，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竣工。同年，朝廷下诏明确，改清漪园为颐和园，建设的名义还是准备太后临幸。

1889年，朝廷命令李鸿章将部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新毕业的学员共计三千多人调来昆明湖，将昆明湖当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轮作“战舰”，进行了“演练”。

史记：光绪十五年，三月戊辰，上奉皇太后幸颐和园，阅水陆操。

彩旗飘飘，人山人海。

慈禧高坐于南面的湖岛岚翠间“阅兵台”上，进行检阅，检验了水师建设成果，体现了对海军的关心和作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

活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此后，颐和园水师学堂又先后进行完善，并安装电灯机器等现代化设备，还是李鸿章亲自操办，直接向德国购买。李鸿章还特意报告太后：全是“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机括巧密，料件繁多”，“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

这份报告，可算是“明为建校，实为修园”的直接证据。

身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如此殷勤，连一个电灯泡都亲自操持，为谁，很明显。

为何？李鸿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交了底：不把太后的事办好，海军还想要银子，难。

水师建设，经费自然从海军出。1886年奕譞从40万的海军经费中拨出67万8千两作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办费。关于那些昆明湖、大学堂、电灯机器，我相信，没有人能在其他地方找见任何拨款记录。

昆明湖水师学堂终于完全建成了，它作为学堂的使命也告完成。

不过三年多时间，估计连一批“大专生”都培养不出来，水师学堂迁出，回到天津。

这种以建水师学堂和水上操演为遮障，掩盖修建享乐工程之实的把戏，其实玩得并不高明，只是上下无人说而已。翁同龢日记中记下了：“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就是指向以北洋海军建设经费投入昆明湖，并修建类似避暑山庄一样的行宫别馆的行为。

李鸿章每每叹息：“如果海军经费如数拨给，不过10年，北洋军舰甲地球矣”。

此时，已是北洋舰沉人息，上下左右相互指责、共推责任之时。鸿章大人所言，当是真话。

怨谁呢？

这其中，都是谁参与了这场巧言令色、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巧为无米之炊的盛宴呢？倒是说明，李大人不仅会“裱糊”，还会“挖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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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证人证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颐和园一案中，奕譞挪用海军经费正款修园一案罪名成立。

之前的“三海”工程，也是奕譞在鼓捣，据陈先松先生在《也谈三海工程与海军衙门经费》一文中详细计算，比较客观、分类清晰：光三海工程，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前，就挪用海军衙门80万两，此后，又借拨、垫付“三海”工程续修银共147万余两。即使证明有记载的账目中借拨、垫付银后来已经归还，但挪用确实存在，数额至少在80万两。

关于海防费、紧急征收的海军购舰费、暂停购买外洋军舰、枪炮的费用，都去哪儿了，包括当时的官方记录、后来的研究者，没有人能说清。至于“海防费不仅包括海军费，当然也就不仅包括购舰费”之言，逻辑上成立，不过，“海防费没了，海军费当然也没了”，却完全证明挪用行为对海军造成损失，不过是情节上轻重的问题。

关于“军舰枪炮费用充饷，不算挪到园子工程上了”的意见，我认为，停购军舰枪炮，已经对海军造成直接损失。至于饷银哪去了，为何需要补，不能证明是挪到园子上了，也不能证明不是。我们只能另外开一个课题，来进行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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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定：部分海军军费已经被扣到户部，进了国库，并已经从国库流向园子建设，还有部分是海军衙门直接拨付工程使用了。

事实就是这样，虽然不可能将全部海军军费用来修园子，单靠那个也不够。但取一部分补贴了老太太的家用，倒是十分可信。

这还不包括，后来为太后盛大的庆典，接二连三地涉及到海军衙门的费用。

至于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众说不一。研究者们反复对此进行研究论证，统计的数据也不尽相同，有说从1888年开始至1894年七年间，每年挪用0万两，共10万两的。有人推断，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46.5万两（叶志和、唐益年：《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其它还有说00万、400万、750万不等。

甚至有人计算出挪用的经费多达几千万两，当然，这有点夸张，因为大清统共给海军的经费，也不会超过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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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弄清一件事，并不困难。只要有一个那一时期详细的海防经费收支报表，即可真相大白。

但是，我恰好没有查阅到海防建设，海军用度方面的收支和决算账目。所以，还得回到工程账目记录上找证据。

所以，这还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为采各家之长，反复验证，得出一个我认为更为合理的数据，我尽可能地查阅了各种资料。最后不能不承认自己脑力有限，会计知识全无，且眼花缭乱。各项收支项目太乱了！由于拨款、借拨、垫付、偿还……感觉象初中时学星空图，记住这儿，忘了那儿。

何况，就这还不可能是全部，有些资料已经损毁甚至故意销毁，根本就没有一本完整的工程档案在。

我只能说，慈禧太后是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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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统计这些数据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要说价值，无非就是想弄清楚一个事实，得到一个真相。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清朝为什么会败，北洋海军为什么会败，历史发生了，我们总得知道原因。

而且，我觉得就这些数据来说，多和少，无非是挪用和借用的差别，影响都是巨大的。就算垫支不算挪用，因为“陆续”都还了，有账可查，可陷入这纯粹的统计学、会计学层面的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些欠账到光绪二十一年，仍未还清，还在“陆续”。但是，日本打过来的隆隆枪炮声已经响了一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已经以大清失败宣告结束，这时还上款，与挪用有何区别？

打个粗俗的比方，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且不论有性命之忧了，就拿幸福指数说事。假如我们都住一样的草棚，你有钱了，想盖楼，我借你的拿来盖了一个。我说十年之内还你，我“陆续”在还了，可是这十年，你住着原来的草棚子，看着我住大房子，你乐意啊？

还有，海军衙门的经费不全是海军军费，甚至海军军费也不全是军舰和炮弹的购置费用，这个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些费用，几千万两白银啊，如果用来补贴海军购买舰只，而不是用来享受，那么舰队的实力，是不是另一个样子呢？

一切都无法证实。我们只能知道，“三大海”工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止，十年苦功夫，方见成效。此时，甲午战争已经打响一年；颐和园工程，自1888年（光绪十四年）始，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四月大体建成，那还只是一期工程，还有续修、年修，直到甲午战争前仍未见停工记录。

“三大海”还未建成，颐明园虽有石舫，中国的黄海、东海已尽成日本联合舰队的自由海洋。

外敌环伺于外，民生倒悬于内，大清已经危如累卵，仍大肆榨取民脂以供铺排奢华，实在不是“可恨”二字可以形容。

宁弱其国，不舍享受，大清腐败，已经从头到脚，实在无可救药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