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朝鲜的袁世凯焦急地直转圈。

想到了日本会出兵，但真的没想到，日本人一来场面这么大，8000人，十艘以上的军舰。

上次甲申之年，手头有两千人马，对付千把日本兵，干了就干了。

到了甲午之年，这回还想象上次一样打过去，也许能解决问题，但手头兵力有限，百十个护卫，无力回天。

上次，后边还有待发的大军，背靠一座大山。

这回，外围就是日军，再往远处，还远处，才是清军。

虽然前期也与叶志超商量，建议调些兵马到汉城，壮壮气势，给日本人和朝鲜人施施压，以利于谈判。实际上这还是个争取主动的建议，但被叶志超拒绝了，白跑一趟。

为什么？因为按照李鸿章的命令，大清军队是绝不可与日军发生冲突的。连占的地方都是离汉城较远的牙山，更不要说向汉城调兵了。

这个不能怪叶志超。他确实请示了，要求向汉城逼近，但是，不许。

现在，日本人抢先控制了要道，占据了汉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增加了汉城的兵力，清军再想增援，时机已失。

眼看战云密布，袁世凯判断，战争一触即发，只好一再给国内发电报，请求要么撤走汉城的清朝官兵，要么增派援兵。

然而前期的工作等于白废，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电报中只言片语的鼓励和安慰，没有见到一个援兵。最后处境日益凶险，只好连请求回国的话都说了。

明明局势已经是他袁大人无法控制的了，就凭他那点人，再待下去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有生命危险，李鸿章还在再三要求他勉力转圜，稳住朝鲜政府，与日本人据理力争，“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

李中堂到底做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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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大人此时正日夜操劳，忙着发电报、寄书信，约见日本公使，据“理”力争。

李大人一直是按自己对地缘政治和战略文化的认识办事的。他恐怕真的以为，用“中日同在东亚，同气连枝，如果争战起来，让欧美人笑话”，这些大道理能让日本人幡然醒悟。凭这几句咒语，魔鬼的枯冢上，能结出善之莲花吗？

一连接到袁世凯的紧急报告，李鸿章大人好像老学究的脾性又上来了——不相信日本人会贸然开战，竟相信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意思就是伊藤人品好、脾气好，大家都是文化人、文明人，还不致于撕破脸皮，更不会使出下三滥的手段！

他以为伊藤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跟他一样考虑“东洋联手”的事。拜托，人家“黄皮白心”，是“欧洲人”了好不好？

不错，伊藤是有远见的，但目前，伊藤考虑的是先打完这一仗再说，往远里讲，再要联合，那也是“日本老大、中国小弟”之后的事。

一个老江湖，一个半生争战、运筹帏幄的老帅，精明了一辈子，狡诈了一辈子，却一再栽在日本人手里。

因为这个，也因为后来的谈判中“丧权辱国”，这一笔笔烂账记在他头上，看来说啥也得委屈委屈李大人，让他背负“国贼”名声了。

个中滋味，唯有李鸿章大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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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到李鸿章这里，好象又走入了一个分叉。

按照史书记载，李鸿章大人分明是深知日本人的威胁，深为忧虑的。

外交的失利，战场的失败，原因肯定不止一个。

但仅凭个人好恶，相信一个敌国的首相，不能不说过于单纯了吧？原因就这么简单吗？

这两种记载看似矛盾，但我对这两个方面的记载都充分相信。

因为这事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并不怪异。

李大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的野心，否则他不会一再上书，提醒朝廷警惕日本、加紧备战，甚至也是未雨绸缪，作过一些准备的。

李大人恐怕也比谁都清楚，日本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弄出这种矛盾的表现，全因为李大人心存侥幸，还指望能尽力避战，为大清朝消弭一场兵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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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的避战策略，无非一压，二劝，三化。

压，就是派兵，示威。大清海军赴日本友好访问，舰炮也曾对准长崎。看来李大人对海军的威慑作用，还是很有研究，麾下北洋水师将领，耍这一套也是很得要领的。

劝，就是搞教育引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诱之以利。李大人这么大年纪的老者了，还试图与日本掌权的少壮派们表示谦卑，一口一个贵大使、贵大臣的，拉家常、套近乎，得空就讲点中日友好的大道理，还不够给面子吗？关键是这一套对人讲行，对日本鬼子不行。

化，不给日本人以任何借口，再想法办转移矛盾，为了大局，忍和退都在所不惜，可以一忍再忍，大不了霍出老脸去。实在不行就拉着几个洋人上，化解危机。

三字诀，合成一个字，实质上就是“拖”。争取一天算一天，拖后一年算一年。

等三招使完，实在无法敷衍的时候，却发现，等和拖，成全了别人，伤害了自己。

到时候，找谁问：时间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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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最大的失策，是嘴上说一味“谋全”，心底里实为“谋和”，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与日本人消磨。

毫无意义的消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李鸿章与官员、将领的往来电报中，一再提及静、忍。

6月17日，谈判还在进行时，驻日公使汪凤藻已经察觉日本动作不小，提出增兵的建议，“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应该说，一开始就把动静搞大点，对日军施以压力，还是有助于事情的处理的。

但李鸿章却复电说：“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18日，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

袁世凯提出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这个建议切中要害，谈判，必须以军事上的压力为后盾。李鸿章却认为大清增兵，刺激了日本也相应增兵，反而会造成“必战”的结局，所以，还是要保持“备而未发”好。

对于汪凤藻、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李鸿章不是没有考虑过。

但是，李鸿章的担心占了主要——大清增兵，反而触发战争。

这个想法，除了他对建议者的回应之外，在他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也阐述得比较清楚——“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

总之还是——弄点兵在那摆摆架势，既能自保、也造点压力就行了。重兵相压，剑拔弩张，搞不好就擦枪走火。惹不起，就躲远一点，别打起来。

就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李鸿章一再拒绝了部下出兵的建议。

包括持续到此后的一段时间内，7月初，叶志超请示移军水原，逼近汉城，而李鸿章却回复：“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

连北洋海军自己提出的赴朝鲜的建议，李鸿章也是再三犹豫，而让海军白白在近海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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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必战”，先自避战，这就是李大人思想中的伐谋上计！

兵法讲“上兵伐谋”，“谋”指的是谋划全局，未雨绸缪，而非仅是战时权宜之计策、临阵之智谋。现在已经两军对垒，至少已经到了“伐交”的阶段，“伐交”再不成，就要动刀兵了。大清国都处处背动了，还讲什么伐谋！

我们承认，兵法是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兵法上讲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更重“造势”，以形成“我不可战胜”的局面，以压迫敌人，才能达到“不战”。

相比来讲，袁世凯倒还真能识得“造势”的玄妙。

先前袁世凯与叶志超商量，借部分兵力到汉城示威、布势，叶志超无法自主，请示又不允许，袁世凯便提出了：“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先做做样子，不必真急着进汉城，我再对外放点风声，制造点“气氛”，看看有什么变化。

不能不说，袁项城不愧称在朝鲜“以一人敌一国”，就是鬼点子多，坐镇朝鲜，跟日本人斗了十来个年头，没有几把刷子，也混不下来。

说干还真干，叶志超不干，自己单干也要干。

不久，汉城就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

这一搅和，还真能试出草里有什么兔子要跳出来。

大鸟圭介听到风声，异常惊慌，给国内打报告，准备“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

这时候，日本人还在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并以外交烟幕掩护兵力加紧部署，一切还未安排妥当呢。

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可是，这种试探，最后价值为零。

孤身待在朝鲜的袁世凯，凭这点聪明“鬼点子”，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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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

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想依靠对日交涉，并且处处避免刺激日本人，企图保全和局，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

可悲的是，这种思想，却使他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不管是对外交际场，还是战场。

这些，都是因为李大人根本没有掐准日本人的企图。

朝廷上下，后人，以及后人之后人，说你李大人“消极避战”，你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