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外交上没有任何成果，但李鸿章极力通过外交转圜，避免战争发生，这是基本事实。

本来以列强的力量，联合一家两家，制止日本，是很有可能的。可惜，李鸿章失败了。因为，他拿不出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后来才发现，自己被合伙坑了。

但若言李鸿章外交失败，为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甚或引发战争，却实为倒置。

应该说，外交也许能推迟甚至制止战争（只是或许），这样的事例是有的，但洋洋万言，能吓退百万雄师，那是传奇。

滔滔宏论，能消兵灾之祸的真实原因，是背后有实力，而且必须是“硬实力”。

从中国的战国时起，就有纵横家活跃着，但他们彪柄史册的成就，他们闪耀在古典的光辉事迹仅说明一个问题：外交能明势，能造势，就是不能凭空起势。

他们从来不是上来就拿口水淹死人家，也没有一位是靠见面就把剑拔出来，说“不听我的，我削你”。

他们一个个又打比方、又举例子、又找数据，捭阖一通，看透了不过是：讲清实力、讲清实力的组合分拆，分析实力变化引起的事情发展走向。能打动人的和吓住人的，只有这一个——实力。

空空两手，凭三寸之舌，纵然唾沫口水激如暴雨、天花乱坠密如飞瀑，能抵住一支利箭穿透之？

消灭北洋舰队，占领朝鲜、台湾，外加捞一大笔钱，是日本人此战的既定战略目标。

要吓住日本人，你得有实力，还得是足够的真本事、真实力。

要议和，那得满足日本的胃口，但谁能给起这个价？

李鸿章可能还没有判清楚，日本人能有这么大的胃口。但事实明摆着，至少他已经清楚，战与和，已不是老大人说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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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埋头于对外交涉，在谋全局上，又慢了一拍。

这已经不是退不退兵、谁先退兵的问题了。

其时，已经是如何应对一场战争的时候了。

而且再明白一点说，这时，求和恐怕都不可得了。

日本人等的不是大清自动退兵、让出朝鲜的好事。

日本人也不会傻等白等，因为从开始就没做这样的预期。

假惺惺还在对大清、对朝鲜认真进行“口水”战、政治战的时候，藏在身后的倭刀马上就要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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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日，大鸟已经接到陆奥外相的训令：“日清冲突不可避免。”[《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6月7日，大鸟又接到陆奥外相传来的更明确的训令：“制造开战口实。”[同上。]

就在朝鲜接到大鸟改革提案、还未答复之时的7月1日，大鸟再次接到陆奥更加急切的命令：“英国在北京的仲裁已告失败，今有断然处置之必要，如不至引起外界过度非难，当利用某些口实，迅速开始实际行动。”[《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开战的决心从一开始就在，现在，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亮出来了。

7月14日，北京那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递交照会，也就是小村得意洋洋称为的《第二次绝交书》，称：

“……贵国依旧只是主张我国撤兵，更无容纳我国意见之表示。此非贵国政府好事而何？事局既已至此，将来所生事态，帝国不负责任。”[同上。]

这种唯恐矛盾不激化、唯恐事态不扩大的挑衅和诬蔑言语，已经称不上是外交的措词了，简直是战地军使来下战书。

而且，汉城这边，日军参谋本部事先已经明确随大鸟开赴朝鲜的军舰和陆战队员，全部归大鸟公使指挥。

有兵有枪，大鸟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这帮日本外交官都已经成为唯恐不乱的点火者，而不是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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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嗅觉是最灵敏的，脑筋也很灵活。应该说，他是第一个从各种风声中判断出日军必会挑起战争的危险的。经过与日使连日的交涉，对朝鲜国王的安抚、争取，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直到突然之间，日本人攻破王宫，“撤换”了国王，袁世凯明白：大势已去。

见事不济，他就再次给李鸿章发了一封回国的请示，不等回电指示，就把所有事务委托副使唐绍仪，再向朝鲜国王撂下几句狠话：我还会回来的。

转身，趁夜色赶往仁川，乘上轮船返回了大清。

此去是搬兵，还是逃命，不知是什么想法。但结局我们知道。

反正，再留已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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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世凯外，两名战将也洞悉时局，预测到了日军一心只求挑起战端的本意。

一位是北洋水师的副将、管带方伯谦。

一位是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

方伯谦上书：俄国是靠不住的，日军定要开战。不如退回驻朝军队，重新部署。

叶志超给出的建议是：上策，应该迅速向平壤增兵，以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遏止日军冒险的企图。中策、下策……不说了。

可是，这两位，一位受到袭击，狼狈奔回威海。

一位一路狂奔，过了鸭绿江才刹住脚。史上赞曰：创造了超远距离高速奔跑运动的历史纪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