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真难为了李鸿章。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伴着各种身份带来的尴尬，勉力支撑。

因为诸多头衔在身，有的还不一定好使，但职责、任务却实实在在地、并不和谐地压在头上。

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的实际处办者。一直被有些人认为，作为外交部门、总理衙门的下级，却好象是北洋在给总署那边下指示。权力是有了，面子也不小，却不得不奔走呼号在对外交涉的舞台中心，四处作揖说好话。谁让李大人地头熟，谁让洋人都只认他，不认总署呢？

北洋大臣——北洋海军——海军“具体负责人”。你能调动，你能指挥，就指挥着上啊。海军是大清的，也是李大人的心血，是李大人的根基。如同含辛茹苦拉扯大，难道轻易就失掉吗？

直隶总督——军机大臣（间或）。远处前线，则左支右绌、调动不畅，高居庙堂，则中枢失灵、调度失措。是进亦忧，退亦不妙。

淮军统帅——对日战争的实际指挥者。虽然有皇帝的授权，大多时候，这个“总指挥”是大家不愿揽的活，李鸿章又更多的被其它部队当成淮军的总指挥，仅仅是因为皇上一道谕旨，调的是淮军，自然而然就是你上了。

后党重臣……

当然这个属于“被认为是”。只所以“被认为”，也因为李鸿章确实还在琢磨太后的心思。估计恰逢太后60大寿，一定想过个太平庆典，不希望打起来，这一点也被李大人算准了（其他的聪明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但有一点往往被忽略，就是李鸿章何时向太后靠拢？

弄清这个问题很关键。

因为我也曾经看到，李鸿章面对动荡的时局，竭尽小心地维持，也曾经期待小皇帝亲政，对他能改变世事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在一封信中的话“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不知能否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多少体现了这段殷殷忠心。但是，什么时候起，就变成曾经了？

所谓靠拢太后，是奕这位老上级、也是“洋务运动”老战友失势以后。具体应在修颐和园的过程中，李鸿章才通过配合奕譞的工作，表现出对太后修园子的支持。

而且有一段时间，李鸿章还耍过态度，对奕譞商量向北洋“借钱”的事，冷冷地回以“我这里也缺钱，请王爷从别的地方另想办法”。后来，等到奕譞再向李鸿章商量向各省摊派“特别捐税”，李鸿章突然转变了，变得非常支持。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原因：李鸿章听说“存入银行生息，本金拿来购舰”，一见有利可图，马上答应了。

所以，李鸿章的转变，有多种原因。至少，极有可能是势单力孤，想要抓住奕譞这棵大树，为自己挡风遮雨。同时，搞好与这位海军领导人的关系，有利于为北洋谋“发展”。另外，就是直接的“有利可图”。

既然奕譞是太后的红人，与他走近一点，疏通与太后的关系，同时也偶尔亲自向太后示示好，又有何不可呢？

而且，奕譞确实支持了北洋舰队，拨船、拨钱上，给了种种条件。他们还一起干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操持了修铁路、建海军码头。

弄清时间，有助于我们具体分析原因（有一贯的倾向，也有偶然的因素，必须因时因地而视），弄清原因，能更好地找准他的动机。

弄清动机，很重要。

以李鸿章的作派、思想，再加上动机，于是我相信，他肯定把这当成“智慧”，而不是软弱。

事情，也就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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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太后——皇上——李鸿章之间，不是单纯的选哪边站的问题。实情更象是，李鸿章玩弄的，是尽可能地把握与太后和皇上之间的距离，形成“三角关系”。

投向某人的怀抱，还没到那程度。别说小皇帝，李鸿章干什么事的时候，也没有非得先经他批准，以李鸿章的地位和重量，偶尔也敢说几句真话，呛一下太后。至于向哪一边偏一下，全看李大人权衡之后来定。

甲午年也是这样。仔细翻阅皇上的旨意和李鸿章的命令之间，就会发现总有一些出入存在，有时是你说“就这样吧”，我不说不行，我说“再看看”；有时是你说“就这样”，我说“按皇上的意思，另外还要怎样怎样”，有时明显，有时隐隐，总要搞个变通。

所以，才会出现皇上要舰队出去，李鸿章说静守，或者有时派个三艘两艘，略显威力。以至于皇上在电谕中，经常用上严厉的话语和词藻，都已经急了。

这些在大家看来，好象是“拿到了太后的什么指示，就不拿皇上当回事”一样。实际上，开始太后根本就没有说话。

很多时候，太后这根拐杖，是被李鸿章大人巧妙地利用了。

此时的“和”“战”斗争中，李鸿章被内外相加、逼得鸡飞狗跳。有相当的可能，聪明的李大人倒是盼着太后出来说句话。他还指望利用太后的影响，只要一句话，就能为自己的“保和局”扫清场子。

就象，中法起战争时候那个样子的一句话。

但太后开始偏偏不说话。

等日本人送来“第二次绝交书”，太后被惹急了，又传谕“同意开战”，命令对日本人“不准有示弱语”。

完了。

“斗争会”基本结束，不打也得打了。

李鸿章想到了开头，没有想到结尾。也怪日本人逼得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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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李鸿章的微妙处境。

其实，这最主要的问题，却不是谁想打、谁不想打，是能不能打。

我理解李大人的苦处。

说李鸿章是“一人敌一国”，这话未免有点夸张。

指挥不畅，调动不动，这是全国性问题。李大人动别人手下的一兵一卒，都要向皇上打报告，向别人借。记录里边经常出现的“电商”二字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是发电报商议、请求，而不是网上购物。

况且，有时皇上也不一定完全调得动。

所以，说“大清以一隅对一国”，才是真的。

但李鸿章清楚地知道，自己已身处漩涡中心，是挣脱不掉了。

如果打，胜，则已，不胜，唯你是问。

一国之失，谁承担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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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理解李大人的难处。

所谓“国难思良将”，此时才能痛切感受到。

御史种德祥上书直言，忧虑北洋陆军不可恃，想战而不可能。“臣独不能不长虑而却顾，何也？北洋水陆诸将，即使尚有可恃，亦必不堪疲于独战，况未必可恃乎？其势将不得不搜起宿将。然所号宿将者，臣夙知之矣：名位已极，家实已厚，精气久耗于利欲，而勇悍非复其往时，仍泯然庸众人耳。”[《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意思是，如果北洋一军独撑，疲于争战，形势危险。况且老将们官大了，家富了，利欲熏心、锐气消减，实在无法依靠。

这是一句真话。真是戮到了李鸿章的脸面上。

当然，也说出了李鸿章的心理话。

他有痛处，也有难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也曾经说过“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

前者派军牙山，李鸿章已经感受很深。对淮军今不如昔的状况，还有自己的忧虑，也在他给哥哥李瀚章的信中，道得明明白白。

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记载，李鸿章曾再三想请刘铭传，这位硕果仅存的老将出来挂帅。报告都打到皇上那儿去了，但是，没有达成。

至于具体原因，就不好下确切的结论了。

也许是因为顾忌刘铭传，李大人最终自己放弃了？这是有可能的。当年张树声没吭气，李鸿章是怎么对待他的，别人也清楚，有此前鉴，大概也不会有人再来听老领导忽悠了。刘铭传跟李鸿章本来不那么和睦，也是较早地与李鸿章“分道”的淮军将领。个人的成见，绝大多数时候是影响合作大计的。

更或者，因为刘铭传对李大人“任人唯亲”、为同乡故旧谋利益的“选人之道”甚为惊谔，曾经当面提出异议，也曾对淮系同僚“非议”，或许真的象文章上讲的，刘铭传早就看准了李大人用的那些将领遇战必败，就是不想被拉下水去，才主动推脱避祸，以防止“身与北洋同败”。

还有，一说刘铭传接到圣旨，拒绝赴任，说了一大堆理由，最后表示自己得病了，需要休养，就这样想法推脱掉了。私下里，他却发牢骚，说自己是封疆大吏，朝廷呼来唤往，象对待一个普通将领，太不给自己面子。这或许是实情，实在讲，已经做了大官了，现在要再去当一个没有实权没有油水、只有风险的前线指挥官，还要再次跑到李鸿章手下，谁也不愿干这傻事。再说，以前跟法国打仗，李鸿章不也推三阻四过吗？

所以有人说，如果皇上诚恳相请，晓以民族大义，极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刘铭传，或许能义无反顾，承担这个重任。

可能吗？

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原因。我更为相信：刘铭传早已洞悉时局，知道这场战争开局并不会顺利，甚至失败。他也看出朝廷实际并不想打仗，更不想打持久战。他断定朝廷很快就会议和，极有可能在失利的局面下议和。那样，开局的不利将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失利的责任谁来负？还是主帅。

他是不会去当这个“冤大头”的。这些，李鸿章肯定也知道，但李鸿章已经“责无旁贷”地卷进去了，他却还在“岸上”，趁早置之事外，绝对不去趟这趟混水。

不错，刘铭传是名将，也是一员战将。但朝廷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谁不先考虑一下利害关系呢？

于是，我们在以后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日军几乎一批人一仗一仗打到底，而我们换将的频率，比部队换阵地还要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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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鸿章的痛苦无法言说。

非不敢战，实不能战。只有他最清楚，却不能说。一说，皇上震怒，其他人也加以讽刺。而且，还抓住话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谁让自己多报喜，少报忧，吹牛吹大了呢？前一阵还说“观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

后来就有人指问——“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

有人干脆辛辣讥讽，大加揭批——恭读嘉奖李鸿章和北洋的上谕，说李鸿章建设北洋，校阅各营，“技术纯熟，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亦一律坚固，办理渐著成效”，还要加以奖励，让我们大家向你学习，啊，但是，“伏读之下，方欣武备修举，可恃以镇靖海氛，乃区区一日本，而亦避退不遑，且欲求他国，然则前奏之粉饰欺妄，百喙何以自解？”刚刚还欣喜这下可天下太平了，没想到一个小日本就把你吓住了，还想拉外国来撑腰，就算你有一百张嘴，怎么解释清楚？

确实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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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不能说，没法说。

不能打也得打，无人替代自己“背黑锅”。

况且，还有人等着看笑话，等着整顿自己。

李鸿章，战也是罪，不战也是罪。

他，还有很多人，已经注定要被这场战争拖入深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