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战车隆隆发动，无法阻止。

以打促和，以战止战。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明白得太晚。

一手谈，一手调兵，才是正道。

人家日本人已经把兵力部署完了，大清才开始忙着调兵。

这一切的节奏，全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简直是按人家的部署在行动，搞演习也没有配合得这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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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就在日本送来“第二次绝交书”、关闭谈判大门的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深宫大院内的皇帝都终于清醒了，还要敲醒昏昏沉沉的李鸿章：

一道电报谕旨“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一道密寄谕旨，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光绪始终忧虑牙山清军，似有先见之明。而先将大军集结鸭绿江边的指示，也相当正确。如果早这样办理，结局决不至此。

16日，军机处又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谕“朝廷一意主战”，口气相当严厉，指责“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严令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并重重警告“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皇上急切责备，朝鲜局势危急，李鸿章这才行动起来，急忙筹划并上奏向朝鲜派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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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7月16日的计划，主要是：

驻守小站的卫汝贵部盛军（淮军）6000名，由海路至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驻守旅顺的宋庆部马玉崑率毅军6000名也自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盛京将军部下左宝贵（淮军旧部）部奉军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丰升阿率盛字练军1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此外，驻牙山之叶志超、聂世成部在被敌包围以前从海路撤往平壤。

北洋水师主力首先掩护陆军的海路输送，然后支援在朝陆军，同时守卫渤海湾口。

本来此前准备海军天津、旅顺部队直接由大同江口登陆，进占平壤，但因北洋侦察船在大同江口发现敌舰踪迹，为避危险，改由大东沟登陆。由于一拖再拖，朝鲜西海岸港口战略要地竟全数在日本控制或威胁之下，给大清造成很大阻碍。

凭感觉来讲，这个计划，也有数处问题：

整体上评价——感觉零零散散，就是分头机动、集结，数路进军，集中于一点，看不出什么战略目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运兵计划。

着眼点就是哪儿缺兵，往哪儿补。战略视野相当狭窄，仅及一隅。老祖宗创下的而且朝堂上空谈时也提到的“攻其必救”、“围魏救赵”……这些战争谋略和辉煌战例，都去哪儿了？

费尽思量，综合当时的情况，我终于认定李大人的战略目的：压。

就是大兵压境，重兵压迫。造成“泰山压顶”之势，吓住日本人，使其不敢动手！

从援军开拔后，李鸿章绐总理衙门的另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出：

“派赴平壤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俟添兵到前敌时，仍可一气贯注。如各军均逼汉城，届时须与各国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

在李鸿章看来，卫，马、左诸军皆有较强的战斗力，且同气连枝，只要进逼汉城，中国便可转居主动地位，再与列强交涉，促成和议。

这与前两次处理朝鲜之乱，本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按前两次的经验，再不听就把日本抽几鞭子，把它抽到谈判桌前，是比较有把握的。

惜哉！这个计划，如果一个月之前提出，就是在牙山清军到位之后，接着派这些大军进发，还行。

可现在的时间变了，形势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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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部行动来看——没有显出什么总体战思路，仍然是各打各仗。唯一的一点点配合，不过是海军提供掩护、支援。

先不说陆军。

深入分析大清在海军的使用上，任务就是三个关键词：掩护，支援，守卫。

这个计划一开始，从战略上，就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

从战术上，就没有集中作战这个概念，反而是，不管是哪两项任务同时完成，都会造成海军分兵的后果。

战术上，也没有注意发挥海军的海上机动作战特点。如果将战火烧到朝鲜海岸，甚至日本海岸，敌人还有什么力量来攻击大清海港，这样不就是对渤海湾口的最好守卫吗？

其实，三个任务集中到一点：只要在海上击败日本联合舰队，那么，运兵无需海上掩护，来去通畅；支援行动将更自由，选择项更多；渤海门户远离战区，安全自有保障。

而大清海军的任务中，独独缺少了两个关键词：攻击，歼灭。

事到如今，北洋海军走上战场了，我们只能哀叹，前边所说的北洋海军“要塞舰队”思想的“病症”，全都在这里开始发作了。

咱先拿一些人言必称的“西洋海洋战略鼻祖”说事——马汉，在他关于“制海权”理论奠基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已经问世。在自己的著作中，马汉推崇英国海军通常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是其成就空前海洋强权的“诀窍”。

海军作为一种进攻性力量的运用原则已经升级。

但透过大清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大英训练出来的清国海军，竟然好象没有学到半点“制海权”的概念。

这与同样是英国培养出来的日本海军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实不必“言必称西洋”，说说中华祖先，对这个“海上制胜”也早有深刻认识。亡于大清的大明，在抗倭战争中，就已经形成海战的整套理论——“御敌于海上”。

胡宗宪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也讲过“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也说过“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海岸），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说得很明白，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还有很多人也说过……

时移世异，前明军事家所竭力反对的，在大清都成了一再实行的。

当然，我宁愿相信大清领导者和将帅们一定明白这些道理，只是手里东西有限，战备不足而“攻守之势异也”。

战船大小、火炮多寡的对比，在中国和倭寇之间已经调转，采取守势，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这也是我们分析、理解此后中日战争中大清一切行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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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海军有效控制海洋”这个前提，讨论陆军的调动，则问题更多。

日本海军有釜山为基地，并已经前出仁川。联合舰队全体出动，在朝鲜海域部署。大清海上运兵，将始终处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

那么，牙山清军从海上转移，如何才能确保完成？

所以，驻守牙山的叶志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海上转移，已经难以实现。

叶志超与李鸿章大人真是始终思想一致。

前边选址牙山驻守，后来，叶志超也知道形势恶化了，曾建议移兵，或者靠近汉城驻扎。但由于开战风险，被李鸿章否决，就没有移动。叶志超也坚定地奉行：只要我军不擅自移动，确保不“衅自我开”，日军就没有开战的理由。

到了16日，又接到到了准备以军舰海运自己撤退，然后在海上虚晃一枪，到大同江口登陆，去平壤与大军会合的命令。叶志超不敢冒险，回报了自己的选择：通过陆路去平壤。

叶提督还是忘不了自己那“三策”。可是，这一手棋，也不能说风险就小。汉城情况不明，日军动向不知，能不能平安通过，是一个问题。

当然，不行的话，可以绕路。从后来的情况看，此时北撤，其实还是最后的机会。清兵忙运兵，日军第九混成旅团也忙着往仁川运兵。如果叶志超派人加强侦察，获得这个情况，是能够做出正确决断的。如果老叶有胆气，猛冲而过，甚至只是误打误撞，都可能撞出去。换一个狠的，没准敢去仁川，吃掉他一批刚登陆的小日本。

可惜这些，老叶都做不出来。所以只能是时机一失，时过境迁，那时的“上策”，也是下策了。

一波三折，也犹豫再三之后，叶志超表现了身经百战、习惯风口浪尖的素质，冷静下来，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不如近距离转移，选择要地驻守。“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

这下又和李鸿章的思想“合上拍”了。这次，是他的建议触动了李鸿章。

牙山守军，对日军也是一个威胁和牵制，如果战事一起，还可以与平壤守军，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即使夹击不成，躲在汉城东边到南边的山区打游击，时不时地出来一下，抽冷子“抓一把”，日军也不敢不管。

这个设想，非常大胆，而且相当有道理。

很多时候，有的部队千方百计，甚至杀开一条血路地在战场上穿插、迂回、包围，作为重要的战术手段，为的就是夹击和围攻敌人。后来的我PLA军队最擅长此事，成功战例累累。何况现在，牙山清军就身在敌人的侧背。

但是，战术原则是不变的，战术手段是相通的，关键是，还要看是谁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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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鸿章仍然不放心牙山守军，兵力不足啊。当初为平朝鲜之乱，选择了这么个地方驻军，现在形势一变，等于是送进了虎口。不行，还得增援！

李鸿章决定派军增援。

李鸿章电嘱叶志超：“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再四筹思，除芦榆马队添调外，拟令吴育仁挑精队千五百，交江自康带往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

但问题是，牙山守军海上转移已成问题，那海军运兵增援牙山就不叫问题吗？

对此，李大人不是没想到，而且经李大人“再四筹思”，已有筹策。

十年前，日本租借美国船舶运兵的事，大清与美国交涉，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美国公使曾说明，无法限制商船的商业活动和自由航行。

此时，李鸿章大人想到了同一个办法。

借海上霸主、大英帝国的船只来运兵，即可规避风险，保证安全。

对这个决策，我有些不解。其实增兵牙山本来就是“狗尾续貂”，牙疼往腮帮子上贴膏药的事。实在不放心，那按原定计划，让牙山守军转移至平壤算了。

至于租船一事，我感觉不是李大人在日本人面前耍滑头，而是有理有据。因为这确实是符合李大人的“万国公法”的。

甚至这种可行性，才进一步坚定了李大人往牙山增兵的决心。

谁相信，小日本有那个胆量，敢对悬挂米字旗的大英船只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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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立即忙着准备运兵。

一部补充牙山兵力。

走海上。

唐朝时，就是走海上运送援兵。那是去支援新罗，攻百济。新罗的北边，是高丽。

情况相似，牙山在汉城以南，汉城一线是日军。除非不顾牙山而从平壤重兵全力压迫汉城日军，想增援牙山，恐怕只此一辙。

为什么其它淮军部队不从陆路，过鸭绿江增援，而从海上到鸭绿江口？

看地图，水路确实近一点。大沽口到大同江口（也包括后改的鸭绿江口），按路程和陆上、水上行军速度大致量划，能节约一部分时间，同时可能节省部分体力。如果加上运送物资，在当时陆路车载马驮的条件下，海运确实是更为高效的方式。

为什么不就近调兵，从关外多抽调部队前往？

关外能抽出奉军就不错了，再抽，恐怕大清“龙兴之地”，就成一座座空城了。

何况增援牙山是原计划之外的事，涉及整个大清朝的兵力调动。

也许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守卫牙山的淮军部队，也只能调淮军增援。唯此，方最可靠。但是，淮军作为大清的机动部队，已经差不多全部出动了。

海路赴朝增援牙山的，由记名提督江自康率领的仁字军两营，实际是从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部芦塘防军抽调来的。

这么算的话，直隶所属部队，也已经快抽调一空了。

因为就是这仅两千余人的兵力，也不是李鸿章给叶志超电报中说得那么轻巧，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李鸿章虽然未便说出，但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

“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字孝侯)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令人……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转引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临战了，方才东拼西凑，已经打算从山东威海的戴宗骞所属绥、巩军那里抽调军队，可见统帅李鸿章捉襟见肘的冏态，也可见大清朝平时的军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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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终于开启了大规模的对朝派兵增援。

然而这一切，皆在日本人的严密观察之下进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