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灿也算倒霉的，本来可以在福建继续施展才能大干一番事业。不过事宜愿为啊，崇祯十年四月再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同时总理直棣、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军务。负责平定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所谓“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他在对农民起义军的讨伐中，仍采用曾在福建大获成功的招抚策略，崇祯十年十月先后招抚了张献忠、刘国能部，相继又招降了罗汝才、左革里等部，除李自成外的十二家农民起义军全被招降。崇祯十二年二月，张献忠带头反水，再举义旗，罗汝才等部在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朝野震动，崇祯帝闻变大怒，诏削熊文灿官职，责令其戴罪视事。七月张献忠在罗英山大败明军总兵左良玉，崇祯帝即命杨嗣昌救援督战，同时逮熊文灿下狱，次年（1640年）以抚议误国罪斩首于北京西市，卒年六十七岁。

李自成的第四个死敌洪承畴。

咱们前文书讲过洪承畴的事迹，在这里就不重复。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0万两，一部分作军费，一部分赈济贫民。

崇祯十二年（16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李自成与明军名将周旋十余载，有获胜更有失败。但是他那种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指导着农民军继续战斗到底。

就这样义军们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崇祯十年（16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两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崇祯十年（16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督，增派禁军1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十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崇祯十一年（16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

李自成遭受到多方官兵的镇压，一直没有倒下，只要自己有三寸气在就能东山再起死灰复燃。结果正如他所愿，洪承畴被紧急调往辽东去解松锦之围，就利用这短暂歇息之机迅速壮大队伍，由仅剩17骑士转变为拥有三十万大军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李自成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洛阳城，因为那里住这个NB人物，他就是福旺--朱常洵。

提到朱常洵想必大家都是知道这个人物，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为第三子。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废长立幼，被众大臣、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就因为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国本之争”是万历一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神宗因此荒废朝政以示抗议。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这个万历老儿二十年不理朝政，这在前文书里已经介绍过了，书不重叙。

咱们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朱常洵这个人。

被封为福王不久后便完婚，婚费达三十万金，真TM有钱啊！现在咱们一般家庭结婚费用大约百万左右（房子50万，装修彩礼0万，汽车10万），官二代富二代结婚费用也不过几百万。福王大婚动用三十万金，至于什么金，是黄金还是黄铜我没查过。假如是黄金，三十万两的话折合人民币是0亿人民币，这还是保守估计的数值。

大婚之后便强行的打发福王去自己的封地--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神宗派出太监征收“矿税”，搜刮的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

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见舆论汹汹，不能不就藩，郑贵妃便借机开口，为儿子大捞一把。郑贵妃要求一次赐田四万余顷，群臣力争，不得以减为两万倾，又提出以下要求：

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

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

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

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尤以最后一项影响国计民生、及于边防军饷，后果异常严重。而神宗一概答应。

好容易办妥，郑贵妃依然不让福王按制度就藩，借口为第二年为李太后祝寿，企图再拖一段时间。遭到李太后的训斥，而且李太后碰巧没有活到第二年70大寿就去世了，大臣们一再催促，神宗和郑贵妃再也找不到借口拖延，只好让福王就藩。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朱常洵带着无数金银财宝就藩洛阳，队伍前后达100多里。

同时，得庄田二万顷。按照明朝崇祯年间首辅孔贞运所撰文的《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的记载：“福王之国，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公（袁可立号节寰）曰：‘民力竭矣’。即白之卫辉何守。寻得减免，人人感恱。”袁可立当时因直言进谏明神宗被贬官回籍睢州二十多年，福王之国给睢州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是他亲眼所见，记载当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他才出面为睢州民众求情减免。

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钱财，坏事做绝。万历皇帝不理朝政达0年，群臣上的奏章大多不理睬，唯独福王府的奏章早上递交，下午即答复，其要求无所不允。有这样的便利，四方奸人亡命之徒，纷纷趋之若鹜，聚集在朱常洵门下。天启皇帝和后来崇祯皇帝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所以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一辈子醉生梦死，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体重达体重60多斤。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易子而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到崇祯帝时，朱常洵地近位尊，朝廷尊之以礼。朱常洵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秦中流贼四起，河南也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民间一片杂乱，都说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经过洛阳的援兵喧嚷道“：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正住在家中，听说之后很害怕，便将其中利害关系告知朱常洵，而朱常洵并未放在心上。

所以李自成早就惦记上了福王的一副三分地，这可是天下最肥的地方，要是把福王老窝端了什么军费粮草全得以解决。李自成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广大义军要奋勇杀敌，争取一鼓作气拿下洛阳，等杀进洛阳城随便拿谁便抢都是咱们家的。

崇祯十四年（1640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组织十万大军奔洛阳袭来。这一消息惊动了作威作福的朱常洵，老家伙吓的脸都紫了，本来就胖，三百斤的大胖子，往椅子上一坐跟一滩泥一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