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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章:“重庆”号起义,人民海军建设先锋

    作品:《知向谁边:毛泽东与中国海军

    烟台。

    1949年月6日清晨,晓雾初开。

    “重庆”号巡洋舰从雾中穿行而来,所有炮口向天空仰到最大角度,表示没有射击之意。

    烟台人民解放军守军不明来意,严密注视着这渐渐驶近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巨舰。

    士兵解放委员会代表毕重远、武定国、赵嘉堂、蒋树德乘坐舰上小汽艇,开向烟台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烟台警备区作训股长刘兴元在岸边迎接他们。

    毕重远说:“我们是‘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代表。‘重庆’号已经起义,请求进港。”

    真是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刘兴元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

    刘兴元立即向中共烟台市委和胶东军区首长报告。

    “重庆”号军舰徐徐驶进烟台港。

    当天下午,烟台市委书记徐中夫和贾若瑜请邓兆祥舰长和部分军官上岸。

    邓兆祥舰长说:“‘重庆’号过去的一切罪恶由我负责,士兵无罪,罪在兆祥。’

    贾若瑜握住他的手,笑着说:“光荣起义,何罪之有?”

    徐中夫告诉邓兆祥和起义士兵说:“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已经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你们已经光荣起义归来。”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英国皇家海军“曙光”号(Aurora),也名“震旦”号,196年9月建成,编入英国皇家海军序列,标准排水量574吨,满载排水量7500吨,长15米,宽15.米,最高航速0节,续航力4000海里,有15毫米(6英寸)双联装主炮座,105毫米(4英寸)双联装副炮8座,40毫米高射炮座,0毫米双联装机关炮座,军舰左右两舷各有5毫米(1英寸)鱼雷发射管6具,舰尾有攻击潜艇的深水炸弹发射架具,雷达、声纳设备、通讯设备、航海设备、轮机设备都比较先进,是0世纪0年代第一流的现代化巡洋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活跃在大西洋、北海、爱琴海、地中海,同其他军舰一道,击沉了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德国4.5万吨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先后击沉16艘意大利海军舰船,还参加了盟军北非登陆和西西里登陆作战。是英国海军功勋舰,也是行将退役的军舰。

    还在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攻陷广州,中国海关的6艘缉私艇避往香港,被英国人征用。日本攻陷香港时,英国人将6艇沉入大海。战后,中国政府要求英国赔偿。几经交涉,英国政府答应以“曙光”号巡洋舰相抵,同时租借新型驱逐舰“孟狄浦”号给中国政府。

    1946年月,国民党海军总部公开招募学兵赴英国受训、接收军舰:

    中华民族优秀有为的青年,应该踊跃献身于海防,接受严格统一的技术和意志训练,非如此无以洗刷国家积弱的耻辱,非如此无以产生崭新的海军阵容……海军在召唤中国青年!

    一批热血青年王颐桢、陈鸿源等,激动得热血奔涌,报名参加当了学兵。其中,毕重远有着特别的经历。他是南京市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中共南京地下党党员。

    学兵们经过几个月的训练,1946年底,由邓兆祥率领,搭乘英国邮船“澳洲皇后”号,离开吴淞口,驶往英国。

    青年士兵们在异国痛切地感受到国家贫弱所遭致的轻侮,渴望早日回到祖国,建设起中国的海军。他们忍辱负重,加紧训练,接收了军舰。

    1948年5月7日,上海《申报》报道:

    (路透社伦敦5日电)海军部宣布:巡洋舰“震旦”号及驱逐舰“孟狄浦”号将于5月19日在朴茨茅斯移交中国海军。接收之中国舰员,在英受训已有数年之久……中国接收后,该舰更名“重庆”号,邓兆祥上校任该舰舰长。

    1948年5月6日,“重庆”号和“孟狄浦”号(已改名“灵甫”号)由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经两个月航行,返回中国。1948年7月8日抵香港,邓兆祥颁发训词,语重心长:

    万里归来,国门在望。惊涛骇浪,履险如夷。慰抚侨胞,满载声誉。全系员兵努力自爱之所致,良堪告慰……

    我员兵均属国家秀彦,又经留英训练多载,以及沿途操演,获益匪浅,建军之任责无旁贷……接舰任务,行告终了,论功行赏,国家对诸君必有不次之拔擢……所有员兵务须充分利用此机会,充实学识以备用。廿年后之今日愿与诸君共话今朝事,届时方知努力者必得努力之果实也。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冷遇,是国民党海军派系倾轧。桂永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心要把“重庆”号纳入“戡乱救国”的航道。

    9月,“重庆”号由南京驶上海,水兵们想着中国名列世界四强,最大的军舰理所当然地停靠上海最风光的外滩铜人码头,或者是虬江码头,谁知外滩码头已经属于美国公司,虬江码头也已经变成美军专用码头。过去是“浦东到浦西,大英花旗法兰西”,而今是一片星条旗,竟没有中国军舰容身之处。“重庆”号不得不被挤到偏僻的南市高昌庙江中抛锚碇泊。水兵们疑惑:这岂不是成了美国殖民地吗?

    远在海外,他们以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光明的中国,回国两个月,看到、听到的却是“刮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物价一日数涨,用一大捆金元券纸币,才能买回一斤米,民不聊生,不堪负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粮赋税已经预征到几十年之后,苦难没有尽头,前途没有希望;特务遍地,横行不法,人民被无端绑架、杀害,人民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跻身世界四大强国的中国之梦破灭了,他们心在滴血。

    10月6日,蒋介石亲自登上“重庆”号,命令开往葫芦岛,参加内战。

    当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准备夺取锦州,“关门打狗”,全部消灭东北地区国民党军时,蒋介石痴人说梦,想用锦州吸引人民解放军,由侯镜如指挥东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东西对进,夹击人民解放军。强令“重庆”号以重炮轰击人民解放军塔山阵地。

    葫芦岛港外,“重庆”号舰首、舰尾抛下双锚,6门15毫米主饱,向着塔山不间断地齐射。炮火在黑土地上爆炸,更震动了水兵们的心,他们在心里呐喊,这绝不是他们学习海军、献身海防的初衷。

    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蒋介石飞至北平,组织反扑,妄想夺回锦州。随着长春解放,廖耀湘兵团在黑山、大虎山被歼,大势已去。蒋介石无可奈何,不得不下令从东北撤退,便命令“重庆”号开至营口,掩护撤退。11月间,“重庆”号回到上海维修。

    水兵在动荡。三分之一的水兵不辞而别,弃舰他去。

    早在英国,毕重远就利用组织军乐队联络士兵,传播进步思想。回国后,他接受党的指示,积极争取到管理军舰图书室的便利,不断向群众推荐进步书刊,传播解放区消息,一点一滴地把党的思想和召唤扩散到群众中去。

    1949年新年开始,国民党军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国民党军已被完全消灭,华北的国民党军即将被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国民党军只剩下少数,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京沪动摇,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重庆”号上,地火在运行。

    王颐桢、毕重远、武定国、李铁羽、陈鸿源、王元方、睦世达、于家欣、洪进先、张启钰、王继挺等青年士兵,先是个别秘密串联,单线联系,特别是王颐桢、毕重远积极引导,逐渐联络起8人,在“重庆”号军舰81雷达室成立了“‘重庆’号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于月5日凌晨发动武装起义。

    1950年月,笔者从第十二兵团宣传队转入海军文工团,随部队来到大连海军学校集训。第一课进行海军制式训练,由“重庆”号起义同志当教官。他们良好的军人素质和军人姿态,都使我们感叹,对于他们的勇敢起义,既敬佩又感到神秘。5月日,文工团李林团长,一个参加过19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主持召开座谈会请王颐桢同志座谈“重庆”号起义经过。李林说:“明天是‘五四’青年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年的‘一二.九’运动,1947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一脉相承,青年学生都走在前头!1947年5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战争,第二条战线是国统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尖锐斗争。‘重庆’号起义就属于第二条战线。王颐桢和他的同志们是青年运动先锋,是建设人民海军的先锋!”

    王颐桢中等个子,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说话文静、沉稳。他讲得很生动,很平实。因为事过不久,记忆犹新。笔者如实做了笔录,下面是在文字上略加整理的记录要点:

    “重庆”号从英国航行了9614海里,约.4万华里回到祖国,我们以为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新的中国,可是,从我们自己家人的生活艰难,感受到物价一日数涨,老百姓的日子比过去更糟,苦不堪言,而且,没有希望。商业萧条,工人失业,学生失学,社会动荡。国民党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特务横行,压制民主。我们失望了。尤其不能忍受的是,美国军舰霸占中国港口,连“重庆”号都不能停靠上海外滩。街上美军吉普车横冲直撞,报纸惊呼“市虎伤人”。北京大学生沈崇被强X,武汉景明楼妇女集体遭受美军侮辱。我们疑惑,胜利的中国怎么倒成了美国殖民地?我们也曾经想过,从国外学成归来,英雄必有用武之地,为“开拓灿烂辉煌保卫祖国领海的新事业”一显身手。万万没有料到,回来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坐镇“重庆”号,逼迫开赴葫芦岛打内战。完全违背我们参加海军的初衷!在葫芦岛,在营口,我们更看到了国民党军的败退。接下来,东北易手,华北不保,进行所谓徐蚌会战,国民党说“固若金汤”,实际上摇摇欲坠,南京、上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人们都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重庆”号从营口回到上海,很多士兵不辞而别,离开了军舰。有的投奔解放区去了。1949年1月,我回老家江苏高邮去,那是苏北地区,抗日战争时就有新四军活动,邻近解放区,可是我没有能够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不得不再回到军舰。但是,一直想要脱离海军。有许多士兵和我有一样的思想。这纯粹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把一群爱国士兵逼得走向他们的对立面。

    国民党对我们不好,对老百姓不好,我们要离开,但不能便宜他们,单个人走不脱身,何不把船一起开走?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鼓掌。国民党不仁,人民自可“不义”!——笔者当时注)我先向老同学、好朋友洪进先试探。洪进先是信号士,利用工作方便,偷偷听过新华社广播,对时局有清醒的看法。我们一拍即合,觉得需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够成事,几乎异口同声说可以先找武定国。武定国是鱼雷士。一天,早饭后,机械检拭,我和武定国一起清洁鱼雷发射管。我刚一试探,武定国就明白了,他说,我也正要找你啊!原来,他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也认为第一就要找我。我们三个人结合起来了,分别找最知己的同学试探,先后联络了十几个士兵。

    与此同时,毕重远也在积极活动,他已经联络了陈鸿源和其他人。他比我年轻些,但是,有头脑,很稳重,人缘好,待人诚恳,热心为大家办事。在英国时就是舰上军乐队的小号手,回国后又是舰上图书室管理员,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毕重远分析,军官不好把握,只有依靠士兵起义。要把偌大一艘军舰开走,每个主要战位,要有一两个可靠的骨干,要控制全舰,必须有二三十个不怕死的勇敢士兵。毕重远第一个要找的是我;我和武定国、洪进先第一个想要找的也正是他。这样,我们两股力量会合了。

    另外,在轮机舱张启钰身边也集合了一些同样想法的士兵。毕重远和张启钰沟通,得到了响应,约他到81雷达室碰头。

    81雷达室在二层甲板,平常无关的人不能去,值班军官也很少去,只有雷达兵于家欣一个人在雷达室工作。他已经表示要一起参加行动。

    1949年农历年来得早,立春也早,1月9日大年初一,月4日立春。年前年后,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可是,立春前鸣雷了,我们心中一动,春前雷响,预示着中国会要有大变动。一天晚上,三路人马悄悄来到81雷达室,一共有8个士兵。一见面,互相招呼,惊喜说:你也来了啊!原来都是彼此要好的朋友。(鼓掌)这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没有主持人,也没有主要发言人,不知道是谁提议应该有个名称,议论来,议论去,武定国说,来这里的都是士兵,最高的是中士,就叫“士兵解放委员会”吧。大家都赞成,“‘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就这样诞生了。(热烈鼓掌)

    从此,委员们积极利用雷达室、上甲板、冷藏室、电池房秘密讨论,在航行中发动起义的设想,有了眉目。甚至考虑到如果不能开走军舰,或是军舰搁浅,宁可炸毁军舰,也不能留给国民党继续祸害老百姓。月17日早晨,“重庆”号开航,说是去青岛拖带修理船坞,可是,航行到吴淞口便抛锚待命了,一说要开到台湾去,一说要到江阴阻截解放军。大家焦急起来了。我、毕重远、武定国、张启钰和一些委员来到81雷达室紧急商议,认为不能等待航行中的机会,更不能去到内河的江阴,多数人主张利用移换锚位的机会把军舰开走。吴淞口泥沙淤积,军舰隔几天必须移换停泊锚位。那时,主机启动了,起锚移动舰位,有利于起义。杨际和表示不同意,激烈争论时他退出了委员会。实际上,他是主张等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再行动。

    大家紧张地研究起义行动的细节,等待时机。主要困难是开走军舰先要发动主机和启动电罗经,这需要4到6个小时,这么长的时段里,容易暴露。这时,军舰上有了传言,说有人要把军舰开走。我们深恐走漏了消息,觉得事不宜迟。恰巧,接到通知:5日移动锚位。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委员会决定4日凌晨实行起义。现在的关键是要取得武器,拘禁军官,控制全舰。

    “重庆”舰的枪支平时锁在司令走廊的几个橱柜里,共有0支手枪、10支卡宾枪,橱柜上锁,钥匙锁在键橱里,4小时由担任键橱更的专人守卫。打破柜门强取,必定会惊醒旁边卧室里的舰长、副舰长。毕重远是有心人,提出智取,而且,他早已取得了担任键橱更的士兵的信任和好感,答应去向负责的上士汤博文请求由毕重远替换他值键橱更,汤博文同意了。当日午夜,毕重远来到甲板,向值更的两个水兵说:天太冷了,你们先到81雷达室暖和一下,再来换我。他们一进雷达室,便被缴械了。于家欣是当天带班中士,用同样的办法引另外两个值更水兵去雷达室。如此,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手中已经掌握长、短枪几支了。毕重远来到司令走廊接更。走廊空无一人,他迅速开启玻璃键橱,取出两串钥匙,悄悄打开枪支和弹药橱柜,陈鸿源和几个士兵前来接应,取出枪弹,所有委员会的士兵都武装起来了!(鼓掌)

    士兵委员会按照事先的计划,控制了全舰主要战位,拘禁了所有军官。立即开始备航。许多士兵闻讯都表示一起参加行动。

    我、毕重远、武定国一起前去请邓兆祥舰长,向他说:士兵解放委员会已经起义,请你开船,去山东烟台解放区。邓舰长神情严峻,默不开口。我们反复恳切说,我们爱国才参加海军,蒋介石却逼我们打内战,我们知道你也是不愿意的。国民党败局已定,我们要走光明的路!

    当时,我们不知道邓舰长的心思。夸张点说,我们是挎着枪,跪着求他开航。痛陈苦楚,剖析利害,说到动情处,真是声泪俱下。(啧啧声,唏嘘感叹)

    邓兆祥长叹一声说:启动主机要几个小时,路上又怎么避免被追截,你们想过没有?听他这样一说,我们知道他是首肯了。我说,请舰长到舰桥去看看,主机即将备便,每个部门和战位都有人值更。他随我们登上舰桥,万万没有想到,平常主机备航需要4个小时,今天,士兵们却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他如释重负,命令说:立即启动电罗经,先使用磁罗经航行。

    5日黎明,“重庆”号驶出吴淞口,开始了新生的航行。(热烈鼓掌)

    “重庆”号向烟台航去。为了团结全体爱国舰员,争取起义最后胜利,士兵解放委员会通过舰上的广播,发布《告士兵同学书》,申明大义:

    全体同学们:

    我们在一群极端自私的军阀豪门的欺骗与压迫之下,度过了多少年悲惨的日子。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从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剥削了二百亿美元以上的财富之后,国内每年就有两千万左右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其余绝大多数的人民都在朝不保夕的苦境之中。以上海一地而论,每天就有两百左右儿童在饥饿与寒冷之下死亡。中国目前景况,就是广大人民辛劳的果实,只不过是供给极少数人的享用及他们国内国外财富的增加而已。由于他们想把四万万人民都置于他们的暴力压迫之下,不惜掀起空前未有的惨绝人寰的内战。但是,这个内战是全体老百姓与军人所反对的,请看从济南、东北,以至平津的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军投诚和起义的,就有百万人之多,空军也高涨着起义的热潮。今天,每个爱护祖国的人,都不愿支持这个为豪门保持特权的战争了。

    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老同学中有一部分是在战时参加赴英接舰参加海军的,目的是驱逐我们的敌人日本,有一部分投效海军为的是要建设起中国的潜水艇舰队,而还有一部分是桂永清用欺骗手段把他们骗进来的……在短期内,国民党的陆军将完全被消灭在大陆上,本舰也将很快地开往台湾。到那时,家回不去了,海军离不开,只有一辈子在桂永清的压迫之下,过着奴隶牛马的生活了。眼看着灾难就要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怎能不起而奋斗呢?

    本舰的同学们,都是社会人士所尊重的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应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我们不能容忍那些暴虐无道的豪门军阀把国家带到无比悲惨的境地,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将用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

    1949年月5日

    当时在舰舰员574人,所有士兵都拥护解放委员会的公告,参加起义行列。声言退出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杨际和以及他所联系的士兵也都积极参与起义。

    在舰约5名军官,除准尉书记官曾道明企图抢夺枪支被单独拘禁,趁隙从舷窗逃跑外,其他军官都表示同情,没有一人反对起义。由海军总部临时派来的卢东阁上校,以及轮机长陈昕、电务官周方先、航海官陈骏根等军官还积极协助航行。邓兆祥舰长原本正直、爱国,倾向进步,他与海军中进步军官周应骢过从甚密,与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多有交往,林遵于近期曾经两次来访。此时,林遵已与中共中央委派的林亨元有了直接接触,酝酿起义。当时他们的谈话,没有留下记载。1978年,笔者采访林遵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二舰队酝酿起义的时候,我与欧阳晋、戴熙愉商量,如果‘重庆’号能够一起行动,成功的把握会大些。我要欧阳晋回‘重庆’号去了解情况,我还两次拜访邓兆祥舰长。”据此,猜度他们的谈话,不外乎局势和海军前途。所有这些,对邓兆祥不无影响。

    士兵解放委员会考虑到军官和士兵多有家小,为了稳定人心,决定发放安家费。要求军需长交出装载银元的仓库钥匙,取出国民党政府准备运往台湾的部分银元,分发给每一个舰员。

    “重庆”号驶近青岛海面,邓兆祥舰长担心被美国军舰发现,从他们所占据的青岛出来拦截,便将航线远离青岛,迅速、顺利绕过山东半岛成山角。

    烟台在望。

    水兵们降下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升起了士兵解放委员会制作的白底红星的大旗。

    白底,显示大海纯洁光明的道路;红星,代表“重庆”号士兵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热心。

    此时,毕重远郑重向伙伴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我是中共党员。我们是同志,永远在一起战斗!”

    王颐桢、武定国和他紧紧握手。起义行动前一刻,毕重远及时建议选举士兵解放委员会领导人,推举出王颐桢、武定国为联络员。其他水兵也上前与毕重远握手。在他们看来,毕重远如此诚恳热心助人,如此细心能干,如此敢于担当最危险的任务,他就应该是共产党员!

    毕重远,“重庆”号军舰上唯一的中共党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笔者于0世纪70年代初调到海军政治部工作,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颇带传奇色彩的人。此时,他已是海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此前,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秘书、处长。在众多中层干部中,他不显山不露水,十分低调,从来没有听他主动谈过“重庆”号起义。后来,我了解到他对坊间流传的讲述“重庆”号的文字有所保留,向他询问有关细节,他也总是平静地叙述当时事情经过,强调某某同志做了什么,某同志做了什么,我问他:“你作为军舰上唯一的共产党员起了什么作用?”

    他回答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而且做得不够。”

    我转而问道:“你是怎样入党的?”

    “那还是抗战胜利前夕,南京被日本军队和汪精卫一班汉奸祸害得不成样子,特别是开设了许多鸦片烟馆毒害老百姓。我那时是高中学生,受一百多年前林则徐禁烟的激励,和许多学校的同学走上街头,宣传禁止鸦片,砸烂鸦片烟馆。地下党的钟沛璋同志发现了我,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1946年你报考赴英接舰学兵队,是地下党派去的吗?”

    “我报告了组织,同意我去报考。”

    “那时就带着组织军舰起义的任务吗?”

    “哪里哟,那时的要求是坚持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什么时候提出组织军舰起义的?”

    “起义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主要是士兵群众接受了党的影响,有了起义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人民的愿望,集中了人民的意志,集聚了人民的力量。人们事后知道,上海、南京地下党组织都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引导和推动。”

    无需再提出什么问题了。

    1988年,毕重远被授予海军少将,1990年离休。笔者离休后与毕重远同住一个干休所,他仍然是那样平平常常,安详恬静。近年,随着年增岁长,八十开外的人了,不再是当年“重庆”号吹响号角的小号手,但谈起国家命运、世界前途,仍然英气勃勃,不减当年。

    “重庆”号起义,雄辩地证明毛泽东1947年5月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发出的预言:

    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

    “重庆”号军舰起义,震动了中国,震动了英、美海军。海军是国民党唯一没有受到人民解放军打击的军事力量,现在,却发生了雪崩,唯一的王牌军舰竟然投奔共产党、解放军而去,引起国民党上层一团混乱。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无线电台,接连几天向邓兆祥舰长和“重庆”号官兵哀告呼唤:“悉你们悄然离沪,我闻之心痛欲裂,悔之无及……由于赏罚不明,待遇低微,造成军心动摇,珠玑弃散,责在永清。”“一切问题均可予商量,所有要求,永清全部承诺。”“切盼早日率部归来。”甚至哭出几声来,情切切,意迫迫,惶恐不已。

    国民党政府,先是极力掩饰“重庆”舰起义,后来,无可奈何地承认“重庆”舰“投共”。在南京政府、议会间,更闹嚷嚷地演出了质询的活剧。他们散布各种谣言和揣测:“原舰长邓兆祥为马尾系,而新易之舰长卢东阁则属于青岛系,易舰长之命令发表,遂激起邓兆祥及舰上马尾系官兵之不满,因而气愤出走。”而事实是,在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动起义前,邓兆祥舰长甚至一无所闻。桂永清还污蔑说:“官兵格于待遇不满现状。或为愤慨,或为投机,铤而走险。”更是一派胡言。

    在西柏坡,正筹备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和战友们正在谋划促进胜利更迅速到来,研究制定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方针、政策。

    参谋人员兴冲冲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国民党最大军舰——‘重庆’号起义了,开到了烟台!”

    毛泽东拿过电报飞快地看了一遍,脸上堆起笑容,连声说:“好,好!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分崩离析,朝不虑夕。内部火山爆发,海军官兵在觉醒。这是人心向背的又一个证明。”

    毛泽东要求详细了解“重庆”号起义情形。

    月8日,毛泽东电报指示:“只要有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陆荣一是“重庆”号副舰长。

    烟台刚刚解放,没有防空力量,距离青岛很近,那里驻扎着美国舰队,为了避免“重庆”号遭受国民党空军轰炸和其他意外,“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建议将军舰开往渤海深处葫芦岛。

    月日下午,中共中央复电,同意“重庆”号军舰开赴葫芦岛。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委任克加率指战员0多人登舰一起行动。

    月4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心挂“重庆”号官兵安危,批示说:请东北局立即通知葫芦岛部队准备迎接“重庆”号及应付空袭。东北军区指派辽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军至葫芦岛负责接待“重庆”号的工作。

    朱军1944年在延安曾受命研究海防问题,这回,可真的实际做海军工作了。

    月4日早晨,朱军和驻军营长李庚辰等早早地来到葫芦岛码头,迎来了“重庆”号。东北军区又派易轮、郑石率领工作人员前来负责指挥和后勤保障。易轮也是当年延安海防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迅速派朱军和易轮前来接待“重庆”号,再现中共中央决策反应之快,深谋远虑。

    朱军和邓兆祥,这两个经历不同道路,又同具职业军人特质的人,开始了合作共事。他们一直保持着友谊。邓兆祥信赖这位共产党代表,朱军钦佩邓兆祥的人格。

    朱军深入水兵群众,同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广泛接触,了解到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内部分歧,同任克加一道努力,选举出王颐桢、李铁羽、毕重远、刘懋忠、张启钰五人为常委,加强护舰的领导。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之时,毛泽东、朱德接到了“重庆”舰官兵发来的致敬电,这是对这次会议最好的祝贺。

    毛泽东欣然读着电报:

    敬爱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当我们“重庆”号574名官兵平安地到达解放军港口之际,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崇高的敬意。

    在美蒋勾结的反中国人民的内战中,幼年的中国海军亦不幸被作为帮凶工具。但战争近三年来,国民党陆军消灭殆尽,空军起义风起云涌,而在战犯桂永清据为私人财产的海军内部广大海军青年亦已不能再受其欺骗麻痹。复加蒋介石又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反动措施,已进入最后崩溃而不可收拾。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援助,也绝不能使之起死回生。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计日可待。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重庆”号全体官兵不甘再助奸为虐,咸愿来诚赎罪,报效人民,乃于月5日在国民党心腹地区吴淞口外,毅然高举海军义旗,北驶开入解放区港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后誓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解放军军政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毛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为彻底摧毁美蒋勾结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完成全国人民解放大业奋斗,为彻底改造自己、根除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思想作风、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新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相信我们“重庆”号已走过的航路,数百艘国民党海军舰艇,万千有志海军青年,必将跟踪而来,团结在你们――普照着新中国领海领土领空的明灯周围。

    毛泽东反复看着电文中最后一段,兴奋地说:“‘重庆’号开启了航路,他们是先行者,必然会有更多的军舰接踵而来。”

    为使“重庆”舰上军官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东北军区首长派专列火车接邓兆祥及大部分军官去沈阳参观。就在这一天,月1日,国民党派飞机至葫芦岛侦察。以后,每天都有飞机侦察,估计必将进行轰炸。朱军与任克加、易轮和士兵解放委员会同志们研究防空部署,决定留100多人保证舰上防空炮火运作,配合港口高射炮连防空自卫,其他官兵撤离军舰,保证安全。

    月19日开始,多批、多架国民党空军美制B-9空中堡垒轰炸机连续三天对“重庆”号轮番轰炸。人民解放军的高炮和“重庆”号的防空炮火奋力反击,但只能够� ��止B-9飞机降低高度,减少投弹命中率,而无法消灭来犯之敌。

    国民党空军已经从英国人那里了解到“重庆”号的防空薄弱部位,B-9飞机利用军舰炮火死角,缘舰尾向舰首纵线轰炸,一颗重磅炸弹在军舰右舷炸开一个直径4米的大洞,军舰上部建筑、指挥系统被破坏。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同志们和留在舰上的水兵,英勇作战,名水兵负伤,黄海民、沈桂根、韩志铭、刘芳圃同志牺牲,史德基、丘标同志也因伤重送至锦州医院抢救无效而牺牲。他们为保卫归属于人民的军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都安眠在葫芦岛港西山坡上。

    朱军感到格外沉重,他在考虑一些同志的建议:把军舰开到海上去,机动防空。虽然东北军区已连夜运来燃油,掩蔽在码头水下。但是,海上发现了潜艇活动的迹象。如果“重庆”号驶出葫芦岛,可能遭致攻击。

    国民党飞机仍在疯狂轰炸,码头已部分被炸毁,军舰危在旦夕。朱军和同志们商量,决定采取自沉,保护军舰,保护码头。

    朱军向上级发出请求批准军舰自沉的电报,没有回答。

    朱军再次发出请示电报,仍然没有回答。

    朱军焦急地第三次发出请示电报,还是没有收到回答。

    码头上,军舰上空,炸弹尖啸着直落下来,再也不能迟延了。此时,已经拆卸了雷达、仪表仪器等贵重物资,朱军决心承担责任,不待上级答复,下令“重庆”军舰自沉。

    月1日。刘懋忠和机电部门的杨桂发同志,噙着眼泪,打开军舰海底门,让军舰慢慢地平稳地坐沉海水之中。

    但是,人们没有发现一颗炸弹在水下爆炸,把军舰右舷下部位炸开了一个不易发现的裂口,几个舱室早已灌满海水,当军舰下沉时,意外发生了侧倾。这为以后的打捞造成了困难。

    军舰沉了,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停了。

    东北军区伍修权参谋长专程赶来葫芦岛,安抚、慰问起义的同志们。

    毛泽东指派贺龙赶往葫芦岛。

    “重庆”号官兵早已听说过贺龙的许多传奇故事,怀着好奇和尊重,争相一睹他的风采。

    贺龙身穿缴获来的美国军大衣,蓄着黑黑的胡子,与水兵随意寒暄,笑声朗朗,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将军。

    贺龙冒雨视察,大声向“重庆”号官兵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我来,代表他们热烈欢迎你们,祝贺你们起义胜利,向你们表示慰问!”

    官兵们激动了,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同志们更觉得如见家人般亲切。

    朱军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陪同贺龙察看了码头,汇报了水兵们抗击国民党飞机轰炸的英勇战斗。贺龙看过几处被轰炸所造成的毁损,说道:“你们做得对,自沉的决定很及时,很必要。”朱军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下午,在码头小礼堂,贺龙热情地慰勉起义官兵说:“我们家乡湖南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主席说:有‘重庆’号官兵在,有人在,就保住了一切。‘重庆’号军舰是个好东西,我们很想要它,但是,现在用不上,也用不起。因为它用的炮弹要全部从英国购买,烧的油也要全部从国外进口,它现在在我们手里就像一只刺猬,拿也拿不得,丢也丢不得,所以沉掉它最好。但是,不要多久,我们一定会把‘重庆’号军舰打捞出来,为建设人民海军出力!”

    贺龙还同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水兵同志们谈了许久,水兵们心里热乎乎的,深切感受到人民解放军官兵一致、上下平等,与国民党海军、英国皇家海军,有天壤之别。他们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新世界。

    月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中共中央动身前往北京,4日到达保定,准备凌晨时转乘火车去北京,在兴奋、忙碌中,毛泽东、朱德仍然联名给邓兆祥和“重庆”号全体官兵发出慰勉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起义。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和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月4日

    借鉴历史上中国海军建军先建校的传统和外国海军建设经验,1949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开办安东海军学校。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张学思是张学良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埔军校毕业,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此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5月日,邓兆祥、朱军带领“重庆”号起义同志来到安东,后来,又有“灵甫”号起义的70多名官兵从香港辗转来到参加学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阅兵式,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主组成的海军方队,步伐整齐、雄姿英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令国人振奋、世界惊诧——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有了海军阵列。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派刘亚楼、张爱萍、张学思赴苏联考察空军、海军军事学校工作。11月14日,张学思向中央军委报告《关于组建海校的初步意见》,据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原则上以安东海校为大连正式海校的基础”,从中选调“重庆”“灵甫”两舰原海军军官当教员。毛泽东当天批阅后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审阅,11月日中央军委命令在大连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肖劲光任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同日还指示各中央分局选送学员。

    1950年1月,张学思、李东野选调了“重庆”号、“灵甫”号的主要军官和80名学员作为骨干,转去大连筹办大连海军学校(今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选调00多名学员去华东军区海军工作。邓兆祥、朱军和“重庆”号其他同志组成教导大队转赴葫芦岛,开始打捞“重庆”号的努力。1950年4月8日,“重庆”号重新浮出海面。肖劲光比较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后,果断批准按照邓兆祥精心拟订的航线,顺利、安全地把“重庆”号拖带至大连造船厂。随后,1950年8月,邓兆祥、朱军带领教导大队转赴青岛创办快艇学校。

    “重庆”号不愧是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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