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太炎先生可谓大名鼎鼎，与袁世凯、孙中山平起平坐，同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政界大佬礼让三分不说，诸弟子无不是显赫之辈：鲁迅、周作人、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等。1906年7月，在东京留学生的欢迎会上，章太炎讲话说：“凡是那些非常的议论，都是精神病才能说出来的；那些古往今来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兄弟我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各位同志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的绰号由此传开。

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来改名炳麟，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余杭。他的祖父章鉴和外祖父朱有虔都是江南遗老，这种华夷之辨的反清意识，被他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所以追慕顾绛（即顾炎武）而改名为章绛，号太炎。父亲章濬是位古文经学家，家有世代传承之医学及藏书楼。某日大雨倾盆，父亲邀了十余位文友在家饮酒赋诗。一位同宗老先生兴致高起，令太炎应景而作，六岁神童应声提笔：

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此墨宝至今仍在纪念馆里保存。童年章太炎不喜嬉耍，哪怕一旁麻将声阵阵，依旧旁若无人地捧诵经书。有次天色转暗，他进屋随手披了件衣服，却招来阵阵大笑，原来是大嫂的花袄。16岁那年，章太炎参加童子试，见到“论灿烂之大清国”的试题，怒不可遏地批判起来，结果被逐出了考场，幸亏家族名头够大，才压下了这件事。

23岁时，章太炎遵从父亲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苦读七年。他对书无所不看，见到秘籍孤本，必一睹为快，且借诵传抄，过目不忘。有回在上海，他与一位高僧穷究佛典至三昼夜，毫无倦意，引经据典之处，均为梵文原典，高僧为之赞叹不已。

眼见甲午战败，章太炎忧心如焚，开始大量发表文章，并参与到革命活动中。他写《排满论》时，张之洞怕受牵连，指使梁鼎芬轰走他，梁一向看他不惯，借机用轿杆打了章太炎一顿屁股。后来学界每有争论，只要一提“梁鼎芬来了”，章太炎立马微笑不语。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遭到通缉，一度到台湾避难，做了一名记者。义和团事件后，章太炎力主驱逐满蒙，割辫明志。他在东京常常穿着长袍，外罩一件和服，左袖上绣着“大汉”两字。头发披散着有五寸多长，左右分开梳着。1903年，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笔锋直指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邹容的《革命军》有两万余言，想请章太炎指教，章说：“革命的文字，应当使人人易解，这本书还好，不要改的。”一而再，再而三，章太炎终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牢房做缝衣苦工，每天干活儿八小时。出狱后，有人问他：“听说您在狱中做裁缝，是吗？”他说：“鞋底和衣服都做。”或问：“您能缝何等衣？”笑答：“犯人衣，草草缝去不求工也。”

章太炎和孙中山相识，是经梁启超介绍的，他觉得在政治主张上，孙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某天，他与孙中山带来的十来个人喝酒，饮70余杯而不醉，大出了一把风头。同盟会成立后，章太炎担任《民报》主编，可有一次，孙中山自作主张拿走了大量经费，搞得《民报》一帮人甚为愤慨，章太炎一把撕下了孙中山的相片。最后的隔阂是钦廉起义，章太炎发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认为从日本所购买的枪支太陈旧，不能用来打仗。孙中山十分气愤，认为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

既然志趣不合，章太炎又开始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国故论衡》等，其中《国故论衡》开辟了近代语言学、经学、文学、哲学及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先河，影响巨大。清末，政府查办革命党，蔡元培劝他离开：“我看除走外，没有其他方法可想了。”章太炎摇头道：“革命必流血，我被清政府已查拿六次，这是第七次了！”

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回到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要求取消政党。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但黄兴还是给了他个顾问。袁世凯当政后，最怕这类左右舆论者，索性派他做了东三省筹边使。可是在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章太炎开始集中精力反袁了。袁世凯实在不敢杀他，就把他骗到了北京。

章太炎照例不依不饶，以大勋章做扇坠，每次经过新华门时，都要破口大骂：“新莽门！”老袁也急了，将他幽禁在龙泉寺，每月给500大洋的费用，要什么给什么，看押的宪兵基本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这位章疯子毫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在院中不是高谈古今，就是狂饮怒骂；他习惯拿花生米佐酒，每次吃时去皮，叫着：“杀了袁皇帝的头！”或写了“袁贼”的纸条，用火烧掉：“袁贼烧死了！”

在此前几年，章太炎取道天津，见到陈宧后，连声赞道：“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谁知一语成谶，据说袁世凯就是得知他最信任的这位四川总督背叛后，郁闷而死的。有趣的是，这位陈宧在章太炎去世后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袁死后，章太炎结束了三年的软禁生活，1917年参与护法运动，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大元帅就职宣言”。但他不支持孙中山武力统一中国，反对北伐，主张“联省自治”，与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

20世纪30年代，章太炎主要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活动，每天坚持诵读佛经，他还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告诫蒋介石对日一定要强硬。

1932年的一天，章太炎来到北京大学，他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讲课由刘半农翻译，由钱玄同负责板书。

章太炎的酒量很大，基本是酒到杯干，到了晚年，渐有节制，常常忆起他的门生故友。有次谈到鲁迅，有人说他被一般人看作“左”倾分子。章点头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字，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的。”

章太炎23岁娶妻王氏，留有三女后亡故。44岁时，经蔡元培介绍，与30岁的美女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结为夫妇。婚礼当天，他过于兴奋，据说把皮鞋都左右穿反了。章太炎的四个女儿，分别以古字命名为章、章叕、章、章，总也嫁不出去，因为没人读得了这些古字。说起来，他还是中国最早登征婚启事的名人，其择偶条件是：“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章太炎家传医道，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尝有人问：“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1936年6月14日，衰弱的太炎先生遵医嘱，饭后绕住宅散步，不意猝然倒地，猝死在苏州锦帆路寓所，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