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不久，羲之一家又遭遇到不幸。

时任丞相的司马睿委任彭城人刘隗为丞相司直，委以刑宪。丞相司直这一官职是汉朝设立的，魏晋时期，此官的地位相当于二千石，与州郡首长同级但权力很大，其职责是辅佐丞相纠举犯有不法行为的官员，相当于政风监察，专司纪律刑名。刘隗这个人雅习文史，“善伺睿意”（善于揣摩司马睿的意图），故司马睿特亲爱之。历代朝廷中常有这类人，察言观色，讨好君主，无事生非，而上多好之。

刘隗一上任就连奏数本，弹劾了一批人。其中有一本是弹劾羲之兄长、琅邪王世子文学侍从王籍之的，罪名是王籍之在其叔母丧期中结婚。刘隗在奏章中同时也谴责了籍之的岳父周嵩，叔父王廙、王彬等（刘隗的奏章见《通典》卷六十）。

王籍之，字文伯，生卒年不详，和羲之是同胞，兄弟二人极为亲好。自父亲“下落不明”后，家中事务几乎全赖籍之操持。对于这个残破的家庭，籍之就是全家的顶梁柱、主心骨。因为羲之的婶母死后未满三年，还在丧期中，按当时的道德律条（两晋时代的礼制规范是和刑罚联系在一起的），籍之不能结婚。这件事极可能因为当事人的疏忽。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王旷战场上失踪，家中没了家长，外界交往有诸多不便。羲之的母亲希望长子及早成婚，给这个败落的家庭一个延续的希望。她的心情一定相当迫切，因为急于求成，未能顾及朝廷的清规戒律。因为操之过急，或因丧期中的婶子只是一位族中远亲，也许因为同类事情别人早已为之，因此疏忽了礼法限制，以至于成为刑名师爷刘隗——？一个善于讨好皇帝、借朝廷抑制豪强、对同僚吹毛求疵的人——向朝廷讨好的因缘借口。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相当腐败。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不能说没有正面意义。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的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太山太守阮抗想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曾霸占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在官员序列中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乱lun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看了刘隗的奏章，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不想再行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要求朝廷为整肃风纪起见必须坚持原判，务必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后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汝南周嵩是东晋政权的台辅大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嵩与三十多人赴宴，此举有违规挥霍之嫌（晋朝礼法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大宴宾客）。刘隗奏免梁龛的官职，削为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嵩等人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顗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嵩，周嵩因此被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社会上多有非议者。一次，王含随意提拔任用的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于是劾奏，要给王含治罪。只因晋元帝畏于王导的权势，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对违规乱法现象依然保持着攻击姿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嵩、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求朝廷将他们全都免官，其矛头直指周嵩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因此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王籍之受到弹劾，被贬谪外地。这次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进一步加深了琅邪王氏与刘隗的仇隙——这其实也是司马睿和豪强势力之间的博弈。对此，琅邪王氏心怀不满，并将对刘隗的愤恨延伸至于皇帝。王敦曾多次训斥刘隗、刁协等人，不要老是阿谀皇上，不要借了朝廷的力量打击异己。后者置若罔闻。后来王敦造反，名义上是讨伐这帮人，其中也有对皇上的怨恨。由此，江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团结局面受到破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