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回战常德日军遭挫败守敌后中共渡难关

194年，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军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在中国战区，盟军也在计划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川、湘南调滇缅。于194年8月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制定了《昭和十八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提出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在华北消灭中共的军队；在华中派第11军和第1军主力进攻湖南常德和安徽广德。同时调遣第飞行军团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溃在华美国空军。

9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令第85号，准予进行常德作战。8日，中国派遣军下达常德作战命令。命令第11集团军于11月上旬发起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中国军队战力；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以第11集团军主力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继而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展下一步攻势作战。

10月6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下达发动常德作战的指示。为准备常德作战，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将皖南、赣北及武汉、隋县、枣阳、信阳等地部队，陆续秘密向湘北鄂西第六战区进发。计有第、第1、第4、第9、第40、第58、第68、第116师团，第17旅团及伪军第5、第11、第1、第1、第18师与日军第11军直属之田岛支队，小山支队等共15万余人，由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10下旬，日军集结于华容、石首、沙市、江陵一带。并在监利、沙市间江面调集舰艇0余艘，于滨湖河汊集泊汽艇00余艘，及征用民船千余艘，准备向常德地区大举进攻。

针对日军的部署和作战意图，中国方面决定诱敌深入，然后将敌压迫至动庭湖畔歼灭。中国方面参战部队有第六战区部队和第九战区第10、第6、第集团军及王耀武、李玉堂、欧震兵团和江防军共19万余人的兵力。由军委会统一指挥。

10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对常德会战的力量作了部署：第六战区王敬久10集团军第66、第79军，第19集团军第44、第7军，以各军之一部于河沼地带阻击日军，各军之主力利用津澧河流及暧水街一带之山地，以侧击伏击方法击破进犯之日军；以王耀武第74军驻常德桃源，其中第57师固守常德，主力置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以驻浏阳之施中诚第100军第19、第6师直接支援常德，准备挺进至益阳待命；以中美空军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之日军及沙市、岳阳间日舰轰炸；以第6、第两集团军各以二、三个师向日军之弱点深入攻击；第九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日军之弱点深入攻击；第五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京山、皂市袭击。

11月日，常德会战开始，日军第11军开始向第六战区第10、第9集团军防守的第一线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右路第9师团全部及第58师团古贺支队由江陵、沙市向松滋方向进攻；左路第116、第68师团附第40师团户田支队及宫胁支队，由藕池口、石首、华容地区分别向澧县和南县进攻。日军发动攻击后，于日攻占南县，4日攻占公安，5日占松滋。

第六战区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战。日军要占领常德，必须占领暧水街，方可保障其右侧之安全。因而日军中路主力猛攻暧水街，遭到第79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乃转向澧水上游，猛攻石门、慈利等地。国军第10集团军主力乘机向暧水街进逼，以期与第9集团军协力夹击日军于澧水以北地区，但因连日大雨，部队行动受阻，未能完成预定任务。右翼日军攻陷安乡后，进迫津市、澧县，与国军形成对峙。左翼日军于10日进抵郝溪河、仁和坪、聂家河一线。至15日，日军连克津市、澧县、石门等地。并强渡澧水南犯。

第六战区遂以主力转至慈利以西地区，侧击石门、澧县南下之日军；令第18军由三斗坪赶到澧县、津市地区牵制日军；第九战区亦抽调第10军由衡阳北上，驰援常德守军。

中国空军与美军第14航空队（由飞虎队改编），也进行了配合作战。在10日至8日间，先后出动百余架次轰炸机与战斗机，袭击澧县、津市、石门等地日军集结部队、轰炸日军仓库与江南运输船只，击沉日军舰船40余艘。并与日本空军展开空战，击落日机4架。

11月18日，日军分三路进犯常德：第、第116师团各一部为中路，经澧县南窜直趋城垣；第1师团一部为右翼，经慈利进驻桃源；第58、第40师团各一部和独立第17旅团袭扰汉寿、沧港、牛鼻滩侵陷德山。以左右翼的钳形攻势进攻常德的侧背，企图以四面围攻占领常德。1日，日军攻占桃源。

军委会为歼灭日军于常德附近地区，令第74军第57师以常德为核心竭力抵抗日军进攻；另调集第六战区主力及第九战区一部，以第18军为第二线兵团，于沅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三面采取包围攻击；并令第九、第五战区对岳阳及其以东，荆门、大洪山地区及咸宁等地日军加紧攻击，以策应常德决战。

4日，日军由东、西、北三面向常德城郊发动夹击进攻，并配以飞机、大炮轰炸，以施放毒气。守军第57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保卫战。

5日，日军迫近城垣，第57师依托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阵地几经反复，战况甚为激烈，日军攻势一再受阻。与此同时，中国外围军队由沅江、澧水两岸纷纷赶至常德附近，并于6日对常德、桃源等地日军形成包围态势。6日，国军攻占慈利，7日，攻克桃源。0日夺回常德东面的德山及常德车站。并攻击常德沅江南岸之日军。

至11月8日，常德守军第57师以血肉之躯坚守常德11天，各级指挥官伤亡达595人，杂兵编入战斗，亦牺牲将尽，重武器被击毁90%。日军久攻不下，使得日本天皇大怒，乃严令第师团于两天内进占常德。

8日，日军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国军第57师因为伤亡过重，未及补援，被日军突破城垣，进占市内一些地方，中日双方军队开始进行巷战。守军第57师师部所在地常德中央银行，成为中日争夺的要点。11月0日，日军飞机轰炸常德中央银行，并投掷燃烧弹，日军步兵从东、西、北三门分别推进。中国守军士兵全部战死在自己的散兵位置上，常德城内火海一片。

1月1日，日军继续加强进攻，常德城内仅有兴街口经中山西路和大西门这一片城区归中国守军掌握。日，日军继续推进，兴街口北头守军被烟火薰死，其余守军也大部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第57师从11月18日至1月日，已鏖战15昼夜，日军空炸、炮击、毒攻、火烧屹不为动。枪弹不继，代以梭标、石头、徒手、血肉之躯相搏。部队牺牲过大后，即以伙夫、马夫、卫生队，政工人员及城内警察一部；守军弹尽粮绝，碉堡毁、房屋烧、城墙破，常德被夷为一片焦土。第57师全师及配属部队共859人，仅存1人，仍坚守部分街区进行殊死抵抗。常德保卫战共毙日军1.万余人。

1月4日，第九战区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第58、第7军赶到，会同第六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同日军在常德近郊展开激战。1月8日，中国军队克复德山；9日，第58、第7军渡沅江会攻常德。日军于1月11日撤退，第师团向新安、合口附近撤退，第1师团向石门附近撤退，第116师团向澧县附近撤退。中国军队乘机全线出击，收复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王家厂、枝江、公安等地。

1944年1月初，日军败退，返回原地。日军大本营要求第11军重占常德，以利今后作战。但横山勇却因该军“这次作战损失不小，已很疲劳，无法立即反攻”。仍令部队后撤休整。

常德会战历时50余天，中国军队歼灭日军近万人，击落飞机5架。但中国军队也损失惨重，民众和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数计。这是一场消耗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势头。

日军在中国战场完全形成战略相持。由于兵力不足，已无力再扩大其占领区域。在此期间，其后方已大部分被中共军队及游击队所控制，广大的日占区，成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日军真正控制的部分，不过是中心城镇及交通点线而已。尤其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大破袭之后，其交通点线也受到中共军队的威胁。为恢复后方和保障交通及战略地位，日军从1940年底开始，从正面战场和东北抽调大批军队，集中向中共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

与此同时，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当时全部陆军10万人，其中就有10余万驻防中国长城以内，用于南进的全部日本陆军为40万人。在驻华的10万人中，华中日军总兵力有9万多人。日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周围设立封锁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确保对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和掠夺战略物资。并以苏中、苏南等中共抗日根据地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人口以下。敌后可耕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日军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毁灭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对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容怀疑的。但他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共军事力量，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因而，国民政府不仅继续停止发放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胡宗南所部十几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援助和经济联系。

日军在总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经验后认为：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他们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势，又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

从1941年月到194年1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5次，推行以**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政策：

在其占领区，普遍建立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筑寨并村，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抗日，十户皆杀），搜捕共X党人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吞并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游击区，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

对抗日根据地，则不断进行蚕食，并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

中共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决定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要求不断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中共认为，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各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严格实行精兵简政。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主力兵团是骨干，地方兵团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

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兵团、民兵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兵团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年春到194年末，新四军也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方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他们安全回到原地，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策略，打击了日伪军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194年春季，在华北反扫荡战斗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队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并引导他们在实当范围内为抗日作一些有益工作。

这部分人民武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动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展开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从1941年至19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万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万1千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之一。为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1941年8月1日，日寇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杀害，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本斋的母亲痛斥日寇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中共还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因素，共渡难关。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势上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但是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中共的军队克服了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得以改善生活，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

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从月起，王震率第59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X东、张闻天、朱德、任弼时等，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年到1944年的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部分做到了耕一余一。八路军第59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58%，194年降至不足9%。从194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照此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中共终于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困境中再一次站立起来了。

就在此时，抗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寇为了扭转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集中了近百万大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使中共再次得到了大发展机遇。

在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家联盟建立的同时，国际外交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如何处理与英美苏等大国间的关系，确立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那么，在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是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