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年，大清密集地发生了很多事。

比较显眼的，首先当属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

第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改组军机处。进的进，走的走。

“六月戊午（7月15日），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忽然派李鸿藻参与研究军机大事了。

然后，“冬十月己酉（11月日），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并为军机大臣。”

接着，在“冬十月壬戌（11月16）”，不怎么管事的额勒和布，状元书画家张之万被赶出了军机处。能为老李说句公道话的，走了俩。

打一场战争，就要倒下一批人。

军机处改组，本是正常。年龄到了要退休，管不了事的让出位置……

可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一个让朝中大臣们既意外又不意外的事情——被免职赋闲十年的奕也重新出来上班了。

朝廷下达一系列命令，“九月甲戌朔（9月9日），懿旨起恭亲王奕直内廷，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总管外交、海军衙门。一个月后，为加强指挥和统一协调对日作战，又让奕牵头，成立了一个督办军务处。“冬十月戊申（11月日），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帅听节制。”

“十一月庚辰（1月4日），懿旨恭亲王奕复为军机大臣。”奕再次踏入了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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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奕复出，传递出好几种信号：

清史的记载中关于奕的出山，一再出现“懿旨”，“懿旨”，这明明告诉我们，是太后的意思啊。

恭亲王奕，咸丰帝一辈中最具雄才大略的，曾一直和太后对着干的王爷奕，又复出了，几乎一下子回到权力核心来了。不过没事，此前一个月，他的老对头李鸿藻也回到了军机处。

当年因为对法开战开局失利、中盘遇险，导致军机处大换班，一下赶走四人。奕被开回王府“家居养疾”，身为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也被降二级，开出军机处。两位“老战友”当年同退，今年同出，这些棋，怎么看也有深意啊。

但是，此时已非当年为洋务而斗的时候了。而这位恭亲王已经老迈，也无力筹划对外的战守。

不过，李鸿藻也无力再拿与“西洋搞外交”这个问题，跟恭亲王挑起“争端”。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那么，奕复出，传递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议和。

恭亲王是近代懂外交的皇族第一人，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各国交往很多，在国际上还有些名声。对他的重出，洋人们首先读懂了这个信号，评论为“出来修补大清朝破碎的局面的”。

于是，重新联络西洋各国，对日本施压、调解，占据了他工作的重要部分。

但也许还有一个信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平息斗争。

恭亲王保持了克制。对前线的战事情况，他没有愤慨，也不会激进，也许只有他能看清大清面临的局势，艰难的状况。

他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护李鸿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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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们早就已经左右开弓了。

皇上需要培养自己的习翼、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一帮人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往上钻的。

首先，战场指挥权就是军权，选将意味着军权的转移。

似乎，中日战场不是“烫手山芋”，而是“热饽饽”，香到足以让人们忘记了还有风险存在。获得指挥权，打个胜仗，便能巩固军权，甚至更进一步，捞取大的便宜。皇上大臣们也忘了搞不好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大清朝“最后的晚餐”，反倒觉得是一场“盛宴”，要借这机会“整顿淮军”，重整权力地盘。

大清调动大军，派谁上，不光要从能力上考量。战场选将，一开始便掺杂着派系、枝干。

皇上和他的人已经“拔刀”，而李鸿章他们不会不保持高度警惕。

回头翻出前边“四路大军”进朝鲜增援平壤时，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增兵报告电报，可以读出一些意味。

李鸿章报告中先说，派出的几路人马，多是自己的老部下，那意思自己说了还是算的。接着就申明，“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就是说，自己也已经一再命令这几位统将“和衷商办”，只要这几个人能做到的，一定都误不了事。

之后，李鸿章特地强调，“若分调素不相习之大员前往统率，有损无益，转不足以维系军心。现平壤以北电线可通，鸿随时往复指示，尚能周详，似暂无须另派统帅。”意思是，如果现在派一名不熟悉的大员过去统率，可能管不住，反而误事。反正平壤以北的电线还通，自己多指示一二，也还能够支撑，所以，也就不须再派统帅过去了。

这个强调颇有深意，甚至有几分霸气。

我总觉得李鸿章用心罗罗索索说这么多，一定有他的多方面考虑，有周密的思索。

淮军无将可选，别人过去又不好管（不一个系统），可能是现实顾虑。这样想的话，还是为战事考虑的。但，如果另选大员，要是皇上也有人选了呢？这是极有可能的，也是更需要预有准备、提前防止的。

根子上，还是“派系”的关系。

后来的事我们知道了，叶志超负责“总统平壤诸军”。

虽是朝廷下达的旨意，但一定也是李鸿章所选。

当然了，叶志超拿几份报告，又是大捷，又是苦战，糊弄了李老帅也糊弄了皇上，李老帅还跟着糊弄皇上，弄得象“合伙欺诈”似的，让人反复怀疑李老帅。

后来因为私心所致，影响了大局，老李当然该认下这笔账。但在此时，李鸿章却明显已经在打下伏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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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段历史时，让我感到很不得其解的是，除了那个唐仁廉的调派，还有一位人物，多次出现在眼前，却似乎始终徘徊在战场之外。

他就是吴大澂。

前边提到过的，主动请战、帮办东征军务，结果被筹赈军粮“吓”住的那位吴大澂。

甲午之战爆发，担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不光自己积极要求从军，还征招了很多湖南子弟，勇赴国难。8月15日、17日连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督战在当时的实际意思更多的是指挥），获朝廷允准，带勇北上，并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比“会办”低一级，可以认为是李鸿章的助理。

原以为他真能去朝鲜呢，然而，8月5日，朝廷任命了平壤军“总统”——叶志超。

9月1日，吴大澂准备率军出关前，突然“自请帮办海军”，朝廷“不许”。

自请帮办海军——这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举动。可能他是为了统一指挥方便，所以不揣冒昧，毛遂自“践”。其实大清还真缺个协调整个陆海军行动的官员，而且以他曾经“会办”过北洋军务的经历，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但却不得不说这意味着——至少要一个在海军和李鸿章这个“会办海军事务”差不多同等的地位。

可惜，这次朝廷没有“允准”。而在驳回这个要求不久之后，海军北洋舰队便败于黄海。

不但驳回了帮办海军的要求，而且，接下来，还实质上改变了他帮办东征军务的任命，因为，“朝鲜军务”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朝廷还在9月1日，任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

宋庆——淮系将领，毅军统领。他被抽到辽东，具体过程前边我们讲过。

到这还没有完结。接着在9月日，朝廷又命吴大澂军驻乐亭。

乐亭？关内，现属河北唐山市东沿海地带，山海关和天津之间。吴大澂离山海关又远了一步，要说加强京师防御还说得过去，可时间似乎尚早了一些。

这次，他连“督战”的责任都没了。因为，0日，朝廷“命宋庆节制直奉诸军”，组织鸭绿江防御。

吴大澂在乐亭这一驻，就是近两月。

直到11月1日，日军攻击旅顺了，吴大澂再次向朝廷请示，“请自任山海关防务，并俟各军会合，规复朝鲜。”

这次，看来朝廷允准所请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是迟迟才批准还是迟迟未准备好，反正是迟迟到了第二年，1895年的月1日（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己卯），吴大澂才得以出关，准备组织部队反攻，收复朝鲜。

我始终觉得，吴大澂欲进又止，逡巡不前，这个路线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

真让人费尽琢磨。也许这一串怪异的“轨迹”背后，只是一个简单的原因。

吴大澂，江苏吴县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留给现在人的最显著的影响，还是他的书画。因为，艺术价值很高，也因为，比较值钱。

其实历史上，吴大澂算得上是位能臣。治理黄河，中俄勘界，均有突出的表现。1884年，以左都御史任特使，赴朝鲜处理甲申之变，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

有人披露，吴大澂，是翁同龢的至友。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揣测，有一个可能性极大的事：

吴大澂在外，翁同龢在内，一个自请，一个帮衬，唱的是一出“双簧”。

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这是皇帝和翁同龢扶植湘系、压制淮系的一系列动作中的一环。

翁同龢拉进吴大澂，显然是有选择的。

而这一选择，遭到了李鸿章的抵制。

如果不是，为什么一次次在关键时候，“顶”走吴大澂的，都是淮系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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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是这样一个原因吗？我看也不尽然。

若说他是湘军将领，其实他也就是曾经进入左宗棠的西行大营，任过幕僚（参谋人员）。后边的主要的军事经历，是1880年在吉林帮助吉林将军铭安练兵，共建防军马步1营，“悉成劲旅”，后统称靖边军——就是曾有部分营参加过鸭绿江战役的吉林靖边军，跟着聂桂林的奉军，一枪未放，从安东溜了。不过，他们总算在岫岩咬了日军一口，捞回了一点名声，看下边能否再扳回一局了。

看吴巡抚这大部分经历，也说不上他就是湘军系统。凭他新招的那支“湘军”，还有点杂牌的感觉，决难以与淮军抗衡。反而，许多人却未注意到，他早年也曾做过李鸿章的幕僚，与李鸿章私谊甚好，公开和私底下，称李大人为“师相”。1884年中法战争时，吴大澂奉命会办北洋军务时，跟李鸿章工作配合得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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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朝廷“以湘军牵制淮军”应该是成立的。因为不久之后，另一位更有份量的湘军老将——刘坤一，将北上参战。

但让吴大澂出征也属于其中一环的猜测，似乎不够服人。也就是叶志超总统诸军、宋庆出任主帅，硬往上靠，还能“自圆其说”一点。

所以这仍然只能是一种猜测。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不是猜测。

历史明明地记载下了，吴大澂在慈禧太后那里，有“政治污点”，上了信誉“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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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说来话长，还是在同治归天、光绪继位上。我们知道，慈禧费尽心思立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为皇帝，围绕这件事，她跟一帮大臣斗了不少的回合。

成功立了光绪以后，麻烦事还是不少。

清史记载，1877年的8月14日（“光绪三年秋七月己未”），太后在与惇亲王等研究了穆宗（同治）帝后神牌在太庙中的位次如何安放之后，就势又研究了一件大事——“……并从醇亲王请，自今以往，不援百世不祧之例。”[《清史稿本纪》]

原来，醇亲王因为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咸丰帝，作为同治帝的弟弟继承大统，他胆战心惊，最怕惹出事了，想得十分周到，专门上了报告，意思就是只承认光绪是咸丰帝的儿子，亲儿子，不希望有人提起给自己弄封号（什么太上皇之类的）、还有将来死后的称号、位置，表示自己只想安分当个王爷。

可有人偏偏出来惹事了——就是吴大澂。

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的好日子，担任河道总督的吴大澂上了一道密奏。

清史记载：河道总督吴大澂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略谓：“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且言：“在臣子出为人后，例得以本身封典貤封本生父母，况贵为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请饬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清史稿列传八》]

什么意思呢？吴大澂援引了高宗皇帝（乾隆）御批在《通鉴辑览》上的一段话，引出话题，说：我近来认真深入地学习了高宗皇帝的重要指示精神，他曾经讲过，“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注：宋英宗赵曙，是濮王赵允让之子，过继给宋仁宗为嗣。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这两位皇上都是由王爷的儿子而非太子被选为皇帝的），当时议政的人想要皇帝改称亲生父亲为伯、叔，这实在是不近人情，应当定亲生父亲的名号，加上徽号（指皇帝和后妃生前所加的表示崇敬褒美的称号）”。

接着，吴总督便讲，“高宗皇帝的讲话对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贯彻，体现在解决问题上。比如，一般臣子过继为别人的后代，还可以根据本身的封典，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何况贵为天子，天子的父母，必当要有尊崇的封典。因此请朝廷下令众臣议定醇亲王的称号，以全礼节。”

有理有据啊。可乾隆光顾着对“孝”啊“礼”啊发表圣意高见，不曾想未来某一年自己家出这样的事吧？

怎么封啊？真给醇亲王弄个“太上皇”，死后再上个“某某皇帝”的谥号，跟咸丰帝平起平坐吗？这让慈禧如何处理，不是怕啥来啥吗？

还好，人家看似傻、实际非常聪明的醇亲王早想到了，不但上奏折提前反对，还让慈禧把当年奏章留着，谁提这事就给谁看，以杜绝类似的瞎起哄的（也是表示自己既无此想法，更跟这样的事无关）。

吴大澂智商也很高，就是情商不行，“书呆子”气十足，真是呆得谁见了谁被吓呆。

结果，很快，就“议定”下来了——

“十五年二月戊寅（初二），吴大澂请敕议尊崇醇亲王典礼，懿旨斥之，通谕中外臣民。”[《清史稿》]慈禧把密奏公开掷还，加以训斥“诫勉”，并“通报批评”。暗地里拍马，拍成了公开丢丑。吴总督想法也许是合情合理合礼，但在慈禧眼里，就是“不合法”。越加越长的，只能是慈禧太后的徽号。太后喜欢这个排场，喜欢这个荣耀，刚斥责了吴大澂的当月和下一月，每月加了一次。没别的，任性。

后来醇亲王去世，慈禧下懿旨，给他定称号曰“皇帝的亲生父亲”（“皇帝本生考”），然后，又下懿旨赐谥号曰“贤”（还是贤王）。

有这样一段“过节”，不难想到，皇帝和翁老师还能用他来牵制淮系？恐怕是越着急推荐越坏吧。

而吴大澂空怀一腔报国热情，带着深深的责任感，开始却总是上不了最关键的地方去，除了他的军事才能并不被看好，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慈禧在里边发挥了作用。

这说明，这段时间，慈禧老太太始终就没闲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