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游击为主的作战虽杀伤有限，但它巨大的牵制效果却显现出来。

接连发生的袭击，后路不稳，让日本侵台军感到步履维艰，开始明白要想一下子占领全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日军眼看推进不利，为加速占领全台，还准备调集兵力，在台湾南部如打狗（高雄，平埔族语‘takau’，意为竹林，与中文‘打狗’音相近，故高雄也被称作打狗）、安平（今台南海边，荷兰入侵时筑城，就是史上著名的赤嵌城，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改称安平城，亦称台湾城）或哪个港口来一次登陆，先捣台南，再南北夹击。

但现在北部这么乱，打乱了日军的企图。

接受教训的桦山资纪决定改变“南征”计划，暂缓南进，先完全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后，再全力南侵。

桦山组织重新制定了一个扫荡台北新竹间抗日力量的计划。

整个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坜的义军；第二期，驱除和追击大嵙崁至新竹间铁路线右侧的义军，并向新竹以南进兵。

桦山一面加紧派兵在台北新竹间进行扫荡，一面还加紧对台北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以稳固占领区。这个不难理解和想象，对待中国人民，鬼子的方法五十年延续的始终是这一套。

桦山以所谓“钦命台湾总督”的名义公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其第一条便规定了“八项死罪”，包括抵抗、破坏、投毒、帮助抗日军、侦测日军情况等，俨然将自己视为“正统”，贼喊捉贼地将台湾抗日军民污蔑为贼寇、反叛者。[据《日清战争实记》]

残酷的镇压根本吓不住以牺牲为荣的反抗者。怕死的人，也根本不会组织起来抗击倭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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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主要有三支，让敌人屡遭痛击。

第一支义军，以胡嘉猷为首。

胡嘉猷(189—190年)，又名阿锦，号甫臣，新竹安平镇人，原籍广东梅县。其父胡珠光从军来台，留居新竹城。甲申年法军侵台，胡珠光为清军修枪械，以功授粮总官，所以胡嘉猷袭封父亲官职，赏戴五品蓝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胡嘉猷起而响应，组织义军备战。日军占领新竹，胡嘉猷以安平镇为根据地，所率义军擅长的是利用居民房构筑工事，屡屡袭击日军兵站补给线的就是他们。据日军森田工兵少尉致东京友人书称：“其队伍之剽悍，与一闻炮声即逃之清兵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丛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袭击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进兵。”[《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但打了三次才得手，总算是勉强攻下。

第一次，败回。

6月8日，凌晨4时，近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从中坜出发，向安平镇前进，行进途中便多次遭到义军袭击。面对敌人攻击，义军“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地抗御”，日军往往防不胜防，腹背受敌，攻击毫无办法，隐蔽也无处藏身，连伤员都没有安全的地方进行救治，仗打得十分狼狈。大队长三木一少佐见久攻不下，便施出纵火的惯伎，命令士兵“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不知何故，火总是烧不起来”。[《日清战争实记》]

从上午8时战至10时半，三木技穷，下令撤退，抬着伤兵回到中坜。

第二次，再度败回。

经过8日之战，三木有了心得，发现义军防御的特点是“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环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墙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所以，他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于7月1日，又率队卷土重来。

上午7时半，日军炮兵中队首先发炮轰击。胡嘉猷就用旧式大炮还击敌人，沉着应战。战至下午时，义军气势毫未减弱，而日本“炮兵已将炮弹全部打光，攻击却毫不奏效”。三木命工兵上去爆破屋墙，费尽力气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义军弹如雨注，难以近前，而且三木只注意了他所谓的家屋，未料到义军还会从日军背后进行抄袭。打到5点，日军丢下死者的尸体，“背负着轻伤的十一名伤员”，“用担架抬着剩余的八名重伤员”[《日清战争实记》]，撤回中坜。

第三次，终于攻进了安平镇。

7月6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重整旗鼓，再次强攻，然而竟发现，安平镇空无一人。日军迅速进入镇子，取得了烧毁全部房屋的“辉煌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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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嘉猷只是因水井被炮轰塌，没有水吃，“汲饮维艰，乃退龙潭陂”。然后又把这里作为根据地，继续“时而袭击中坜，时而破坏沿途交通”，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

然而不幸的是，败类中败类——汉奸，及时地向敌人报告了胡嘉猷的行踪。于是，北白川能久立刻增派军队，由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亲自出马，率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炮兵第四中队及工兵中队等人马，组成一个混成支队，于7月1日自台北出发，前往镇压。

对一部民间义军来说，这种“待遇”也是够高的了，按兵力对比看，肯定是高于对同等数量的正规清军能享受到的。

山根混成支队按日军惯用的战法分两路进兵，山根旅团长率支队主力沿铁路线经中坜到龙潭陂，实施主要攻击。

坊城少佐率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左路，沿大姑陷河（大汉溪）右岸前进，到龙潭陂与支队主力会合。分出这一路，主要是沿途还要扫荡三角涌、大嵙崁两处，防止义军威胁支队的翼侧，或实施包围攻击。

山根少将还仔细研究，下达了正规的龙潭陂进攻令，针对他所称的“少数土匪”、“土匪百余名”，认真安排部署了任务和行动，可见日军的重视程度。[命令见《日清战争实记》]

14日上午7时，日军前卫抵达龙潭陂村东，又被义军“隐藏在竹丛间的家屋里乱射，因而不能前进”。日军混成支队主力赶到后，将村庄包围，用六门大炮轰击，发炮五十余发，全庄几乎被夷为平地。义军死伤甚重，难以抵御，只好突围而走。

日军得手，向上报告打死了胡嘉猷。

实际上，胡嘉猷率余部突围转移，继续坚持抗敌，这年除夕还出现在了进攻台北的战役中。失败后，才内渡广东梅县，健康活到8岁。

而“击毙”他的对手山根少将，就很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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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主力部队作战顺利。

但这次的分路前进，却没有奏效。相反被义军抓住了薄弱之敌，左路日军的遭遇，实在很悲惨。

按计划，坊城大队所需粮食也由大姑陷河运送，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和梅干（日本人腌了当咸菜吃的玩意）三十余桶，分载于十八只木船，由樱井茂夫曹长带挑选出来的部分健壮者担任护运任务。

7月11日黄昏，运粮队先于大队本队，由台北出发溯流而上，1日下午抵达三角涌。

三角涌系沿河的一座街市，超过两千多户人家，“地近内山，与生番邻，人皆蓄火器，善战斗”，“山箐丛深，径路险曲”。从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在日本人这边，此行，注定凶险。

日军运粮队的行动早已被掌握，义军就在三角涌附近选好了地形，静静等着他们。

一次著名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日晨，运粮队从三角涌出发，一切并没有什么异样。但前进约四里路，一下子落入了义军的伏击圈。

义军有五六百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护粮队三十五人分为两组，樱井自率一部抵挡左岸的进攻，军曹江桥勇次郎带一部抵挡右岸的进攻。劈头盖脸的打击下，樱井中弹穿胸，士兵纷纷倒毙。江桥率残兵突围，最后只冲出九人。江桥等五人已受重伤，知道势难逃脱，下令自裁。鬼子神情“黯然”，“二人取剑互刺，继之二人自刎。江桥军曹……亦取出刺刀自尽。”[《日清战争实记》]仅存者四人，在逃回的途中还有一人失踪了。

运粮队遇上的，是以苏力为首的本地第二支较大的义军。

苏力，就是淡水县海山堡三角涌人，略读诗书。靠开山煮樟脑，辛勤劳动过上了较好的日子，据记载他平时爱赒济贫困，见义勇为。清廷割让台湾，苏力敢说出“朝廷割地，也没告诉我，那就不算”这样的话（“朝廷割地未我闻，是以抗也！”），可见为人的豪爽。说抗就抗，苏力变卖家产，筹集粮饷，号召乡人起兵，没几天，聚众千余人。一家子齐上阵，儿子根铨，年方二十岁，随父抗敌。姑表弟陈小埤，自幼习武，有胆识，曾随刘铭传“开山抚番”，也参加了苏力义军。

日军由台北南下，苏力义军也不断袭击日军的后方。

他所擅长的，是选择和利用地形，伏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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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粮队残余士兵间道逃回台北报信，坊城大队仍毫不知情，实际上本队也在苦战中前进，与运粮队的联系早已被切断。

坊城大队1日出发，分成两路分别沿大姑陷河岸南行。当天，也在三角涌街宿营。

1日这天，大队出发，沿途也不断遭到义军拦击。本来按原先的估计，最迟于上午8、9点钟即可到达大嵙崁，与守备这里的第一联队第七中队会合，再掩护前进。但由于义军节节阻击，行进缓慢。进到福德坑，彻底走不动了——苏力所部义军主力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

据日方记载：突然“一发空炮为信号，在四面的山腰、山顶出现了约有二千余名的敌兵，一齐向我射击，枪弹恰如雨霰，或打碎岩角，或打折树枝，山谷响应，如万雷齐发。”

此处地名很多带个“坑”字，估计是由地势而得来的形象叫法，现在成了坑敌的绝佳地点。“敌人据地物从上瞰射，我军全队都陷入研钵形的谷底中。”“这样，陷于敌圈之中，遭受敌袭两次，移时日斜，仍无暇吃饭，各兵都忍饥战斗，其间的困苦，殊非纸笔所能尽述。”[《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原来，日军钻进了义军依地形巧设的包围圈，困在“研钵形”谷底，被义军据高临下，围着猛打。

由于义军枪械弹药不足，攻击直到14日凌晨1时，才暂时停止，日军得以移向字底坑北方一高地上露营。

拂晓，日军看看动静，决定赶紧脱离此地。天明时，顺利进到娘子坑，没想到，更多的义军早在此处等候多时。义军“包围如昨，进行猛烈射击，兵数比昨天大见增加，而且追蹑益急”。[《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赶上了以江国辉为首的第三支较大的义军。

江国辉(1844—1895年)，字耀明，号明亮，南雅厅大嵙崁人，原籍福建平和县，先祖随郑成功从军来台。江国辉本是武秀才，“好武能文，性急好公义。”当时乡人共议捐金雇勇，以保地方，募集了一千余人，就以江国辉为统领，吕建邦为副统领，李家允为帮带，简玉和为营官，组建了这支队伍。

另外，南雅厅乌涂窟的黄源鉴也拉起一支抗日队伍，一直与江国辉相互呼应。

黄源鉴(1851—1905年)，字晓潭，是淡水县学出身的贡生，为人“朴诚勇敢知书”。日军自台北南侵，黄源鉴组织乡民自保，“以兵法部勒乡人，设授方略，屡败倭寇”。

江国辉与黄源鉴相互配合，还同三角涌的苏力建立了联系。日军所遇到的，正是各部义军的“联合作战”。

史载：14日这天，江国辉“率大嵙崁义民阻击于分水岭，苏力父子率三角涌义民进围福德坑，黄晓潭等率众起自乌涂窟,四乡义民亦各率子弟军参战。日军四窜无路,死伤尤多。”[《台湾人物志》，《江国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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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那边坊城大队护粮队悲惨覆没的消息也已随逃回的残兵传到台北。

北白川能久决定派出骑兵队侦察情况。7月15日这天中午，一股人的侦察队蹑坊城大队路径，向出事的三角涌前进。尽管一路上，日本骑兵小心翼翼，仔细搜索着，但还是再次落入了苏力的埋伏。

日军平安经过三角涌，向南走了约十里时，地形变得复杂起来。按日军的记述，是在一处右有河流左有山脉，中间夹着分散的稻田，小路纵横曲折，稍大的宽仅六尺余，到处是岩石的地方，日军侦察队迷失道路，转进了一条不可通行的狭路。

正当日军困顿路上徘徊踌躇时，忽然间枪声四起，响彻山中，日军只见一些农民不知从何而来，拿起预先藏好的步枪，四面齐向日军乱射。一时间，日军“……已经是八方受敌，两方都陷入重圈，无可措手了。刚才在浓雾淡烟中杳然含笑的小河，现在变成充满杀气，四面草木皆成敌人了。”“妇女童稚，全都勇敢地手携长枪，向我追赶而来，似乎老幼妇女都要当兵和我对抗。”

日本骑兵侦察队几乎被全歼，只剩下中士村松精一郎等三骑，“在万死中得一生机”[《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于16日逃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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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坊城大队已完全陷入了义军的包围之中，豚突狼奔多次试图冲出去，都宣告无效。

还好，鬼子缩回来合成一团儿后，义军却没有攻上来。

可能，因看到日军后无援兵，义军想采取增兵围困的办法，专等有利时机再行攻击。在缺少枪支弹药的条件下，这不失为一个减少牺牲的办法。

但在日军看来，这简直是在坐等日军粮尽自毙。

担任后卫的第七中队粮食完全断绝，直接连一粒饭、一块饼干都没了。开始还得到了坊城大队一点接济，到15日，坊城大队也到了“粮食不接，弹药将尽”的境地。虽然“在行进的路上屡次向民家征发鸡豕，但不足以多人充饥，所以在午后将从两三所民家收集而来的带皮大米磕开作粥，无奈其分配比例却是每二升分七十人，一碗里的米数聊聊可数，多的亦不过六七十粒，少的仅有二三十颗。”[《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日军濒于绝境，突围无望，就挑选四名士兵化装成当地居民，潜逃出去求援。

除一人被义军截获外，有两人到达中坜，一人到达龙潭陂，终于送出了“陷入重围”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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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上午，龙潭陂的山根信成一直没见到坊城大队的影子，却等来了求救报告。

山根不敢再迟疑，立即率混成支队向大嵙崁进发，前往解救被围的鬼子。

部队紧急行进至下午1点半，抵达大姑陷河。日军主力在左岸展开，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然冲过河去，向右岸义军扑来。

义军未能乘势向坊城大队发起连续攻击，错失了时机，又未防备敌人援兵袭击，防线被突破。

但义军仍退守市街，与敌人继续战斗直到下午8时，夜暮降临。最后日军又使出了火攻的毒计，纵火焚烧义军据守的家屋。大嵙崁市街顿时被笼罩于大火之中。

这一仗形势陡然逆转，义军被迫卷入残酷的阵地战和巷战，与优势之敌争夺，伤亡惨重。年轻的苏根铨在与敌拼杀中英勇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黄源鉴数度负伤，裹创再战。残余的义军不得不趁夜杀开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苏力几乎仅以身免，南下后再无力组织队伍，只好含恨内渡。黄源鉴乔装成渔夫，辗转潜渡鹭江，才躲过了鬼子的追捕。

但义军首领江国辉却未能突出日军包围，不幸落入魔掌。一同被俘的还有江排合、林万得等一百五十余人，被敌人押至田心仔村。

既然投身抗日，生死早已等闲视之，只可惜有心杀贼，无力归天。

面对侵略者的刺刀，江国辉和他的兄弟们宁死不屈，慷慨赴死。

抚卷追思，那一夜，熊熊火光照着江国辉他们凛然的脸庞，侵略者想以杀戮来恐吓住台湾人民，但是，人们回报鬼子的不是蔑视，就是眼中燃烧的怒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