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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甲午战后风云

    作品:《龙旗飘落

    甲午战败,李鸿章不再辩解,而是承担着该承担的责任。

    传说,有人告诉李鸿章,“大家指摘甲午战争是三人挑起的,上有李鸿章,下有袁世凯”。李鸿章问:“中间呢?”说,“是盛宣怀”。李鸿章听罢大笑,“嗯,因为他在中间,提供了不少日本人将要发动战争的信息。”

    王伯恭也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引发甲午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蜷庐随笔》]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在被革去一切职务的时候,日本人点名要他去进行谈判。于是属于他的职务待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马关条约》签订后,一时间,各省在谴责这个条约的同时,也指责李鸿章为“腐败的卖国者”、“汉奸”,但是,一旦被划入“后党”,这个认定反而保护了他。在帝后党斗争中,各种弹劾奏折最终被“存档以资参考”。

    皇帝将他召入军机处,保全他的脸面,实际上是闲置了他。就当他无事可做,备受攻击的时候,俄国大使向慈禧太后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点名让他去参加自己的加冕礼。而这一使命,本来总理衙门打算是让王文韶去执行的,但俄国大使声称去的人级别不能过低。李鸿章出发前,英法德美四国的官员们都受各自国家所派,跑来指导李鸿章大人的行程,一起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宴会,并发出顺便访问欧美的邀请。[布兰德《李鸿章传》]我怀疑,这还是在大清朝吗?

    不管怎样,1896年月8日,李大人在大批随员陪同下,离开京城这个是非窝子,前往外面的蛮夷世界去亲自领略一番。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他将沉重的负担抛弃,也将年的艰难历程忘掉,就如同一个充满好奇的学生一样,踏上对全球的巡游旅程。一路上,他是一个成熟有威望的政治家,又不时暴露出老顽童的天性,各国无不纷纷报道他在愉快的访问中与各国重要政治人物、宗教首领的会见,还有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要是大清早三十年安排这样的出访,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他还要代表大清酬谢,去给予俄国对干涉还辽应得的报酬。

    这一切其实都在预料之中,而英国人仍然认定,是他的安排下,俄国与日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抗,最后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从那一天起,日本人就开始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做准备。

    虽然这一切,并没有为中国赢来时间。

    在这段落寞时光中,李鸿章始终未退。

    他以阅尽风雨之后的旷达胸怀,度过了一段落寞时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甲午之后,北京城出现了很多奇妙的对联,讽刺朝廷战败割地。据说,李鸿章在拜访各大员的路上,就在某家门前看到了一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为李鸿章,常熟为翁同龢),细想之下,理亦不谬,竟呵呵一笑,称:民间之人看得还是很清楚啊。

    面对朝中官员的攻击,他还手书一联,挂在书房,“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把曾国藩老师的“挺经”又推上了一个层次。

    究其原因,似乎有很多。《清史稿》载:他至老不曾告老还乡,还曾认为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晚年求退为对国家无益的行为,受国大任就当死而后已。即使是马关定约、抨击不断,有人劝他辞官回家,他说“对于国家来说,我实在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今日事败,我便求退,国家又将依靠谁呢?”(“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谁更赖乎?”)

    这些话语里面,有作为需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当然,也不是瞎吹的。

    他的老部下吴汝纶给他出主意,虽然是劝退,但也只是让他“追东山绿野遗躅”,以暂时自保,并断定,国家遇到艰难的时候,百官没有办法,还得请您出山。那样,还是为国尽忠。(“一遇险难,群公错愕相顾之会,犹可出绪余,解分排患,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

    但不料这种担当,是更一步的承受耻辱。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攻下天津,麻烦事来了,慈禧太后又想到了李鸿章。朝廷谕令李鸿章北上,随后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当然想到了马关之辱,心情灰暗。但随之,慈禧太后远避西安凉快去了,北京局势不可收势。李鸿章只能北上,受命担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和列强公使周旋。

    无论怎么说,又一个招致骂名的事是不可避免了。据说,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返回府内,便大口吐血。但还是坚持着给朝廷写报告(即《和议会同画押折》),提出了那段著名的警示之言:

    “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岂料他一心扶持的朝廷已无可救,他也已耗尽了精力。最后,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昼夜劳作,收拾残局,这段时间内给朝廷的奏折几乎是一日数上,从各种史料记载可以看到。

    两个月之后,他背着汉奸的骂名逝去,弥留一日,目不能瞑。

    而李鸿章一逝,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

    在回銮北京的道上,慈禧太后得到了李鸿章的死讯。“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太后终于说了一句的“公道”的话:“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去世之后,对于这位曾令日本畏惧也被日本人折辱的大清重臣,日本的报纸仍予以足够的尊重,称“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后,或是被派去查勘黄河工程,远出于山东,或是出任商务大臣(1900年初还署理两广总督),僻居于两广,直到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华),又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与庆亲王一起担任议和全权大臣。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结局,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为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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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之败,一批淮军将领倒下,但另一批淮系将领、北洋系统、出身李鸿章门下的人,逐渐走上了督抚大员的职位。

    去世之前,李鸿章向朝廷推荐了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这次眼光很准,袁世凯确实是能知兵之人。自辽东战场担任后勤指挥、负责十五处兵站的运转起,袁世凯就瞧出了清军败退的原因。他的机敏干练体现在了对新军事技术的领悟中,“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凭借这个和现实需要助力,他从山东编练武卫右军,借镇压义和团扩充军队,一步步实现了编练新式陆军的构想,创设直隶军政司,作为常备军的管理、训练和教育机构,规划了完备的军事教育体系,陆续开设了陆军小学堂、高级军官学校以及不同兵种的专科学堂(190年于保定建成“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即为民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有谁能想到,一批从这里结业的学生,日后成为抗日战场的将领。)

    以此为起点,袁世凯开始了新一轮的练兵事业,直至练成北洋六镇。

    估计朝中琢磨“倒淮”的人不曾料到,袁世凯编练新军,骨干竟然仍是淮军,最后仍然是北洋系。很多人也不曾料到,北洋六镇本来被朝廷倚重,而他又挟这支新军之威,成功逼大清皇帝退位。

    这支军队,几乎成了近代几大军阀的摇篮。一批北洋六镇的干将,走上了政治舞台的高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还有在建军初期加入并依托北洋六镇成长为骨干的,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再加上曾依附于一大帮人,一朝星散,成为北洋军阀分裂后祸国混战的大小头领。

    功也,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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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三十年,清王朝有了重大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有了近代工业的起步。

    最主要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思想加快传播,渐成风气,这已经是清王朝无法关门遏止的了。

    李鸿章晚年,有些许变化,就是倾向于施行新政。

    早年他就有“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认识,但兴办洋务而不以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文化等内容的变革,在旧有官僚体制下,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实际上,甲午之败即是证明。而且随着办洋务的深入,他已经看出“变法”的实质,并笼络和使用了一批有维新思想的人才。

    维新开始之后,他同情康梁,暗地里支持和保护维新派,也经常给太后那儿敲敲边鼓。维新失败、维新派遭难以后,有人弹劾李鸿章是康党,有次太后也旁敲侧击地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何止是康党,李鸿章甚至一定程度上同情新党。

    甲午战争的战败,中国遭遇了薄海惊心的伤痛。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也给中国社会强烈的冲击,“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随后有了戊戌变法,有了清末新政。

    更厉害的,是有一些读书人更为激进,萌生了革命的念头。前边说过,保台的人员内渡后,便纷纷投入了这股力量之中。于是有了辛亥革命……

    甚至,由于内忧外患,外部威胁严重,根本没有留给中国足够启蒙和缓慢改造的时间,从那时候起,中国一发而不可遏止地开始进入激进的轨道,轰轰烈烈去完成社会、文化、经济的改造。

    风云激荡,中华历史才揭开面纱,真正显露它的峥嵘。

    其实可以说从甲午战败之日起,大清王朝便进入了崩溃倒台的倒计时阶段。

    北洋舰队覆没,黄龙旗飘落。

    其实在那一刻,已经昭示大清的命运。

    大清黄龙旗也将永远降下,而中国将开始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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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之战,留下无尽余响。

    它引发了中国国家和无数个人命运的大改变。

    也是东亚乃至国际局势,甚至是未来历史走向的大改变。

    而对岸,日本则借赔款带来的红利,加速发展——穷兵黩武的国家,又是靠打仗掠夺来的钱财,当然主要是投入了军事。

    赔款数额之大,虽然让人触目惊心,但为说明问题,又不能不有所交待。

    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15亿两(合.475亿日银洋圆)。不能算细账,一算细账,加上利息,则数字更大,实际上超过了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还有从中国掠夺的大量战利品,包括舰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统统拉回日本,约略也有1.亿日圆。

    所以,日本这下子可是发了大财,前外务大臣井上馨曾得意地说“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洋圆)。日本(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

    有了这笔巨额钱款,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军事上一争高低的野心更加膨胀,还有下一个假想敌俄国威胁,所以首先将赔款用在大力扩充军队上。陆军一口气提出的是把现有6个常备师团(近卫师团除外)编制翻一番,扩充至1个常备师团的计划,海军也提出了庞大的海军扩充计划,标准是“同时对付两个强国在远东的舰队”,按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话说,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甲午战争史》]

    最终,赔款用于军事的比例,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五。[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

    日方的数据显示,政府在皇室御费上先编入000万日圆。接下来,扣除打仗用去的临时军费7895万日圆(打甲午战争的国库消耗加上公私借款还要偿还的),分配给陆军扩张费5680万日圆,海军扩张费195万日圆,另外在明治0年度补充支出临时军费1万日圆,军舰和水雷艇补充基金000万日圆。明治1年,又投入了100万日圆。其它用于八幡制铁所等与军事有相当关联的企业的就不算了。

    当然,还拿出了1000万日圆的教育基金,用于国民的学校教育。[宗泽亚《清日战争》]整天说日本人拿战争赔款首先用于教育的人过来看看。

    天皇政府对战争赔款的使用,可能让“哈日族”“日粉”们觉得过意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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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尝到了甜头,更加自信地走在扩张的道路上。此后再赌一把,赢了日俄战争。

    再此后,决定赌一把大的。全面侵华,吞没东亚,跟世界开战。

    有7千1百多万人口的岛国,竟然动员起最多时达70多万军队(二战日军投降时,陆军164个师团又17个旅团,总数5681600头。海军总数169000头。[《日军侵华战争》])

    16岁的娃娃就要入征,没死的重新送上战场,有的老兵复员,又多次被征召入伍。什么是穷兵黩武?这就是疯狂的穷兵黩武。10个人里一个兵,这是什么概念?还说是什么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事吗?

    日本再努了这一把力,终于把一个震动世界的大国彻底唤醒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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