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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节争立“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作品:《龙旗飘落

    日本人从来不想当弱者,而是要当强者。

    日本在吸收中华文化和政治制度上,极为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日本引进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概念,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一个明显的取向就是,日本也想学习中华,当一当“老大”,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始终抗拒自己被纳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之中。[参见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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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争取平等地位。

    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最早日本分为上百个国家,有的国主一直给中国纳表,自称倭王,而不称皇。甚至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皇帝给的封号,有时求得一个“倭王兼某某大将军”的封号,那在列国之中,就很牛了。有了一个靠山,干什么也有面大旗,打出来好使。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太方便承认,但日本福冈博物馆藏国宝、一方东汉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委奴王印”,照片和印文还印到了邮票上,这方金印就证明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情形。

    日本列岛基本统一以后,倭王的王权大增,追求也“高大上”,不满足于称王了。

    日本向中国隋朝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使团到达洛阳,“团长”小野妹子(男人)向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古代以来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的规矩,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这个倭奴统治者突然自称“天子”,还有什么“日出”、“日没”,令炀帝大为上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倭国传》]后来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带的书信开头写着“皇帝问倭皇”,还是加了个定语——倭,你还是倭王,地方小政权。

    当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陪伴着再度来中国,日本国书吸取了前次教训,抬头变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还是表示敬意的呢?不争天子可以,既然你已称我为皇,我们就争“皇”的称呼。人家还嫌倭—皇……太那个,都称“天皇”了。

    这其中发生了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国,就把国书弄丢了的事情。以后史学界对丢书真假也有很多猜测,有的就认为不是丢了,隋朝国书大写隋朝廷对日本修书称呼和用语不当无礼的指责,言辞很严肃,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了;也可能是小野秘密呈给了天皇,为防有损天皇威严的不利之词扩散,就没有公开,而是宣称丢失。

    我觉得“国书未丢”有一定道理。

    因为以后出使中国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日本连续多年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还有唐史(《唐书》,《新唐书》等)皆记载日本经常“遣史朝贡”,两国交流是不断的。

    对是否携带国书的问题,日本史学界争论不断。

    主流意见倾向于“不携国书”,因为日本史书中就没有记载携带国书的事。再说,携带国书,光在确定双方领导称号上就是一个难题,再搞你们皇上、我们皇上怎样怎样,只怕容易引起隋帝那样的不快。

    但遣唐使必竟是“出使”,不拿出倭王的书信,就能好吃好喝招待着,一路护送到长安,然后还能出入大唐朝廷、大学校园,做官、留学?

    所以连日本也有人不这么看,如东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时代的天皇,对外奉大唐为宗主而遣使纳贡,对内逞神国之威而隐瞒真相,这便是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之原因所在。”[王勇著《日本文化》]东野的观点不无道理,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去考虑,更让人觉得,“隐瞒国书”较之丢失国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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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不但隐瞒了,而且这种隐瞒做得更巧妙。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没留下太多痕迹。

    我下功夫查阅了一番我国的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找到相关日本直接递送国书的记载。

    但,国书确实是递了,跟随他人一起。

    《旧唐书》记:“太宗贞观五年(6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这是说,唐太宗对待日本使者很客气,体谅日本离大唐远(还风大浪大的),就不要一年一次过来磕头了,有关部门也不要太计较。太宗派使者高仁表去日本,宣示自己的意思。因为仁表执意要倭王北向接受唐皇的国书(北方为上位,皇上都是在北面的。而北向表示臣服),倭王(实际当政的圣德太子)硬挺着不从,双方发生争执,高仁表一气之下,也没交国书就回来了。

    但公元648年,日本“附新罗使者上书”,借着唐朝的藩属国新罗朝贡的机会,和人组团一起来到唐朝了。而“附”别人上书——是附在后头几页纸,还是附了个落款,都有可能。

    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例如,“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蝦蛦人偕朝,”这次还跟着虾夷(现称北海道,当时还不属日本)使者来了。

    这说明,类似这些情况下,日本是耍了个心眼,通过“借光”新罗或蝦蛦(虾夷),达到了既递了国书,又没有留下国书痕迹的目的。

    这就是日本采取的策略。

    对没有携带国书一说,日本史书得意地解释说是不破坏圣德太子立下的规矩。那就宁可跟着新罗、跟着蝦蛦一起来了?绕了一个大弯子,其实揭破了,在“国际”上丢脸丢得更大。

    还有其它的情况下呢?象“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这次应该是自己来的了吧)。

    《新唐书》记“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倭国)出兵援新罗。”高宗都能大模大样地给日本发文件,让他们出兵支援新罗,可见此时高宗是不客气地把日本当属从支使的(这应该是两国关系的真实状况)。

    兵是发了,但发兵的结果,竟发生了“白江口一战”。

    据《新唐书》记载,百济国被破之后,百济国的王子扶馀丰奔逃日本,后又造反,企图重建百济。“丰率亲信……与高丽、倭连和。”

    原来是百济的残余跟倭奴联合了,仍然拉上了新罗北面的高丽。日本不知哪根筋又拧上了,可能觉得百济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又有高丽,胜算很大,于是打着“挺小弟”的旗号来搅和,想捞一“票”。

    唐朝大军来挺新罗,大将“仁愿……乃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而遣刘仁轨率舟师,自熊津江华进,趣周留城。丰众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丰走……伪王子扶馀忠胜、忠志率残众及倭人请命。”

    这就是发生在66年的“白江口之战”,某些现代学者所谓的“中日间第一次直接军事对抗”,不过是日本自己找残,被唐兵顺手就给打了。日本武士的“战斗值”与唐朝将士相比,真不在一个等级上。试了试大唐的刀口,一下就没血了。本想趁火打劫的,没想到火放大了,把自己烧了。如果按日本吹嘘的一千只战船算,也有40%灰飞烟灭了,剩下的赶忙投降。

    大唐先收拾了倭奴,回过头去,又把跟倭奴勾结的高丽捶扁了。

    投降的就成一家了,大唐灭了高丽,日本又赶着派人朝贺了。

    朝贺怎能不带国书?总得得封贺信吧?

    那就只能硬生生以“弄丢了”对外搪塞了。

    所以,即使递国书,也不入记载之中,应当是比较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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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以上,可以认定,日本是坚持不接受唐朝的册封的,这倒是不假,而且态度还相当不老实。

    隋唐将日本与新罗、百济、高丽一道列入东夷行列,史书记载也将其放在一起,始终称其为倭,或倭国,不再称其为倭奴罢了。

    后大唐改称其为日本,是因为日本使者老来中国,文化知识多了,弄明白了倭字不好听,就自称改名为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新唐书》]看来日本国名是日本积极推广、唐朝逐步认可的。

    在这些故事中,一直被中华列为蛮夷的日本,自称“皇”和“天子”,始终希望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就体现了这种追求和维护平等地位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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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争夺藩属国。

    日本也想搞自己的“华夷秩序”,做梦也想。

    但向太平洋望去,几乎空空荡荡,只能眼睛向西。于是问题和矛盾来了——

    “地盘”就这么大,日本的理想必然要与中华属国产生交集。

    交集产生争夺,争夺终会产生碰撞。

    前边说过的,倭王讨封号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例如,中国南北朝时期,倭王珍于48年遣使讨要封号,要求宋文帝刘义隆正式批准他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这已是公然在中国的地盘上讨属国了,文帝全部删除,只认他个“安东将军、倭国王”,不但否认百济、新罗、秦韩、慕韩等朝鲜半岛诸国归他管,把他打回到日本诸岛那片地盘上老老实实待着去,而且从“将军”称号看,地位都低于在此之前封为“镇东大将军”的百济王。[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以后这类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

    等倭奴翅膀硬了,到了感觉可与中华帝国比肩,就不要封号了,专门争藩属国。

    即使只是嘴上吵吵,那也是吵吵不停,象苍蝇嗡嗡不绝。

    求人也不忘嘴硬地吵吵一番。

    德川将军家康托中国商人带给福建总督一封信,求天朝给派发“执照”,“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那就有意思了。

    在信的开始,先是不忘吹嘘日本“其教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贡。”上述国家基本都是向中国纳贡的中国藩属国,说他们向日本“上书输贡”,根本不是什么事实,只是一个理想。

    看德川的语气,纯粹是来“找茬”的。

    但接下来,说的话就有意思了,语气可谓急转直下。

    “我邦虽日出海隅,谚亦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望也。中华虽设珍贵,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感激之至在于言外。”

    到底是有求于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海外一隅的“蕞尔国”,中华“以大事小”,说的话也谦卑起来。

    那你说前边那一大堆让人长气的话干毛用?

    读来简直不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莫不是日本人“精神分裂症”随时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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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日本就是欠揍。

    四面环海,孤悬海外。除了外出不方便,别人也很难打进来。在航海技术不够的时代,“一衣带水”保证了日本的安全。可以说,日本所处的位置“恰好”,真是上天所赐,既与中国相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才能来一趟,但却能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同时又避免了被中国征服的下场。真是占尽其利,而无其害。

    中国元朝曾先后于174年和181年集结大军进攻日本,后一次差点得手,但两次都因突然刮起的海风而受挫。从此,日本笃信有一股不知哪儿来的“神风”始终在保佑自己。

    那时没有蒸汽大船,更没有轮船、飞机、导弹。日本人得以在岛上做自己的大国梦。

    以文化上的独立争取地位,以不定时的军事挑战侵占、夺取利益,最终退化到只顾利益的军事冒险。即使今日的日本走向看,对外武力征伐、破坏和平的风险并没有减少。至今,日本也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国际观和对华关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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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本开始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起,从公元7世纪日本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种称谓,到了16世纪末的德川幕府将琉球收入自己的纳贡体系,还进一步觊觎朝鲜,这种努力时刻不懈。

    一直到,187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日本天皇如愿以偿地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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