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日本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称雄东亚，与中国争霸，才是日本长久萦绕的梦想。

一旦时机显现，日本就会敏锐而迅速地抓住，“反噬”中华，而不思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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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扩张，有一个战略支点，就是“大陆政策”。

很难说，“失之欧美、补之亚洲”的思想催生了“大陆政策”，但可以肯定，这一思想急剧地强化了“大陆政策”。

实际上，大陆政策一直是日本国策，也是一种战略思想。

争论大陆政策出现得早晚，也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简而言之，那是早就有的东西。

从拥有大陆的梦想开始，到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有一个过程。

日本人始终是边实践边总结，绝对没有等着思考明白了，才开始动手。

日本人动手时，他已经梦想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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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

首次明确提出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的狂妄计划，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的第一人，当推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在初步完成日本的国家统一之后，就企图乘胜进取、踏出国界，先占朝鲜，后征服中国和印度，定日本国都于北京。

可惜，他发动的两次战争都踏上了朝鲜，却终于停在朝鲜。

这似乎说明，日本的影响力只能限于日本沿海以内，好比“神风”走不过对马海峡——在自己的地面上，日本人有“神风”护体，跑到别人的土地上，“神风”就没了。

但是想法永远还在。

如果从上到下画一条线的话，日本扩张思想的演进线路，依然绵延不断而且越来越清晰。

其实我们不必去琢磨日本是不是一直想征服中国，需要我们琢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得意的时候，都要做起“大陆梦”，而日本失意的时候，就把入侵朝鲜、进攻中国，作为解决问题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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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德川幕府末期——这个时候，日本人正在被西洋压迫，抱着脑袋寻找解决办法。

思路与出路，好象自然而然要把“扩张”纳入其中，朝鲜、中国也就再次成为侵略扩张的必然之选。

其代表人物阿猫阿狗三狼四犬的很多，多到无法细言。

拣一个重量级的群体来说吧。

江户中后期，最大的“扩张帮派”——经世学派登场。

“帮派宗旨”：主张用纵横五大洲的大眼光，跨越岛国局限，以经世济民、自强自存并雄飞海外。这个“纵横五大洲的大眼光”，跟今天安倍晋三的“地球仪外交”有得一拼。

经世学派就以“海外雄飞”及“尊皇攘夷”为目标，高声宣扬开国论和海防论。

简记一下那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代表作，你会知道那绝不是为了说着玩的：

178年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又名《俄罗斯略记》），疾呼关注盘踞在“赤虾夷”（堪察加半岛及周围地区）的俄国人南下日本的动向；

1785年，林子平写成《三国通览图说》，1786年又推出《海国兵谈》，这两部书提醒人们注意朝鲜、琉球和虾夷地等国状况；勿忘江户日本桥下的流水直通中国、荷兰；主张作为海国的日本应铸炮造舰，演习水战以防御逼近日本沿海的外寇俄罗斯；

184年佐久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力主铸洋炮、造洋舰，严守海岸关防；

1849年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推出《水陆战略》，强调操练陆海军，认真研究海外动向。

拔除经世学派发展航海、贸易的有关论著，以上这些专注于军事的论著，已经开始把眼光伸向海外地区。

依我看，与其称其“开国论”、“海防论”，莫如称之“开拓论”、“陆海进论”。

在这些著作中，经世学派不光是叫嚷，还对近代日本“走向世界”的战略，作出了未雨绸缪的先期探索。

他们提出的主攻方向上，基本都是以西侵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为主，兼顾北攻俄国，南进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

这一点，经世学派们从来不加掩盖。

林子平自称著《三国通览图说》，是为将来用兵朝鲜、琉球、虾夷地时预作准备。

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堪察加、满洲（即中国东北）、库页岛等地划为进攻方向。

吉田还提出了“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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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在众人集体的研究中，成果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代表作出现了。

18年佐藤信渊搞出了一个影响极大、史上非常有名的《宇内混同秘策》（差点可以理解为“地球大一统”了）给天皇看，更加明确主张和鼓动——“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从吞并中国开始”；而当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欲攻取满洲，则应先攻黑龙江地区，再陷松花江、盛京，入山海关，占领江南；一旦“将中国纳人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

此“秘策”一句话表述：甩开其它地方，把一步步进占中国作为决定性步骤。

至此，“大陆政策”已经初步成型，显现给世人。

100多年后，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被曝光，“奏折”中所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各民族必敬畏我国并降服于我”的侵略方针，与佐藤构想如出一辙，甚至不过是个翻版。个中微妙，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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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个人，以很专业的角度，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出炉添了大大的一把“柴火”。

山县有朋。

日本陆军的缔造者，当过陆相，干过军司令官，也任过内阁首相，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人物。

他算是近代以来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创造者，第一个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的人。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日本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会议。第一次出任首相，也是议会选举成立后的第一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对议会的施政演说中讲道：国家独立自卫的道路，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线，即不仅仅是国境，还必须要保护国家利益线。而所谓国家利益线，是指和国家主权线紧密关联的区域。

至今为止，这是我见到的最简略、最清晰、最准确的表达，关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全、利益空间的范围。

而且，山县还相当早地确立了“国家利益到哪里，军队就到哪里”的军事理念。

时至今日，这条理论仍对我们有启示意义。后世所谓“利益攸关地区”，“保护海外利益”，大概与此相似。

虽然内阁随后便提出了以陆海军经费为主的预算案，显得这次演说有点象打广告、目的是为军队要钱，但是这个理论仍是突破性的。

当时的议会会议上，人们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利益线即暗指朝鲜。

从此，足以影响日本努力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拓展“利益空间”。

谁都知道为维护利益线，拓展海外利益，必须将朝鲜纳入，并力争向中国扩张。为此，使用武力也是当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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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这些理论上升为国策，变为“大陆政策”的，最终还应归功于天皇。

明治天皇上来，素以继承所谓神武天皇以来的宿愿——“兼六合”、“掩八纮”，以征服亚洲乃至世界为己任，到处鼓吹宣扬“国威”、扩张“国运”，为日军官兵参加侵略战争打气。

还是天皇说了算嘛。

天皇说得更崇高，更宏大。

从此，天皇和臣民们就不遗余力地去实现这个“崇高理想”。

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也就在实践上把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军国主义奇特地融汇起来，变成了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对邻近国家关系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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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的——

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参谋本部成立第二年，效率很高地以山县有朋参谋本部长的名义，将编写好的6册《邻邦兵备略》连同上表，一起呈给天皇。

《邻邦兵备略》是为了对外备战，在福岛安正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日本的对中、对俄政策出发而编撰的，其中特别详细地说明了中国的兵制军备，并叙述了日本对外军备的要点。

还有188年（明治十六年）4月，日本参谋学府——陆军大学校的小川又次大佐，在参与办学和随同学习之余，便着手编制《征讨清国策案》，1887年上书天皇。这个策案肯定是得到了天皇的高度评价，小川之后又不断修改完善，至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月，终于完成定稿。

读了《征讨清国策案》，不由从脊梁生起一股凉意。

《策案》侵略意图昭然。

以参谋本部多人亲身参加过对中国的实地调查，所以所列要点基本切中要害。

对我大清政治体制，对大清兵力、战备，弱势不足，策案中的判断极为准确。而且在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基本上一一得到了印证。

战略构想很宏大，涉及东北、华北、华南。何处直接占据，何处培植傀儡政权，将中国分裂成多少块，区分情况分别加以控制，均给予了针对性的建议。

行动方案也择重详尽，对征清的步骤、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均做了具体安排。

文如其名，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全面侵华计划，恐怕以后几十年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步骤也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到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仿佛也是以此为蓝本的，很多实际作战行动与策案所议，如同“照章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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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实说明，日本不但一直存在大陆梦想，逐步形成完备的大陆政策体系，而且从军事上已经做了实际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军队寸步不落地在理论上为“大陆政策”出力，在实行上更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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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中的必然——

如同那种因日本公开的历史并未记载，而置疑《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而认为“日本全面侵华并非早有预谋、而是由一群参谋有意挑起、遂至扩大”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些认为日本甲午逐步扩大战争、开战前并未准备占领中国的说法，应该也是不够准确的。

擦枪走火有可能，但我认为那不过是点燃导火索，而一堆炸药早已堆在那里了。

其实甲午之战，唯一扼止住日本的，是日本自身实力的问题而已。

开战之后，决定战争的规模，以及是以低烈度还是高强度方式进行的，还是日本自身的实力。

所以，了解甲午，必先了解日本国策。如果对日本国策不了解、战略目的不清楚，先错在前，战术层面的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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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观点认为，看历史不能只看到军事，不能只看到侵略，要从经济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非是资本、商业，无非是市场，我们不应把大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看得那么严重。

当然，说得很温情——如果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通过通商签订条约，完全可以避免战争。说得很轻松——做生意嘛，就象现在只要我们有钱，我们也可以去，可以买下纽约，买下巴黎任何一处地方。

我觉得这已经脱离历史实际，无异于“刻舟求剑”的故事。

决不是一句“反正是做生意嘛”那么简单。

晚清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形态是殖民，是掠夺。西方列强内部可以平等，但列强与落后的国家之间签订的，基本全部是不平等条约，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纯粹的谈肯定谈不出什么平等的结果，非洲、太平洋国家被直接占领、瓜分，不存在谈的问题，亚洲国家都是被迫开国，一边谈一边打，谈不拢就打，军事压力下签订的屈辱条约，也不存在依靠谈的问题。

世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用了近一个世纪，付出多少牺牲和代价，才先后逐步取得独立地位。亚洲，0世纪50年代，非洲，0世纪50——70年代……怎么解释“做生意”这个事？

独立也不行，“全球化”都不行。

即使是现代社会，资本也不保证就是纯洁的，就是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附着在全球权力体系上，霸权从来是“霸王条款”、“霸王贸易”的强大支柱。

要想公平，你得拿出相等的实力。这一个法则不敢说永远不变，至少到目前始终未变。

贸易只是人类全部活动之一。记住，是之一。

就算你能买下纽约，你能把纽约搬回来吗？你能把军队派到纽约吗？不能，那么你的财产靠谁，靠什么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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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对岸，似乎，也有一部分日本的历史学者认为，以日俄战争为界限，之后日本才走上了扩张道路。而之前，皆为求独立，或者是自保。

这当然是自说自话，不过，各家有各家的不同观点，排除掩饰、开脱的因素，这也值得我们更开阔地分析日本的对华政策演变。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真得适当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去看一看，那样反而可以证其虚伪，发现其原罪。

当是时也，大清帝国确实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局面。

日本人需要抓住时机，加入到其中，因为机会千载难逢，而且机会从来都是失不再来。

取得满洲，开疆拓土，是取得“实地”，获得实利；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以此表明日本已有资格成为列强之一员；以实利强实力，更进一步保证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是日本发动清日战争的思维逻辑，也是战争的基本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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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国内，始终也有一种声音，就是与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一起，抗衡西洋、抵挡白人，避免亚洲灭亡或被奴役。

这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思路。

但这种声音太弱，零零星星、隔三差五地发出，而且全部是民间的呼声，而不是政权上层的声音，无力影响社会，也无力改变日本的走向。

为什么日本的当政者多抱强梁意识？为什么说友好的政治家一再被边缘化，包括二战以后，仅有的几位推动中日友好的日本政治家要顶着压力，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为什么对华强硬派被选上台，日本右转？

这难道不是日本国内承自明治时期的思想基础雄厚，侵华罪行未及清算，“以邻为壑”的心态始终未彻底清除所造成的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