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袁世凯颁发了《褒扬条例》，褒扬节妇贞女，在一片喧嚣声中，一些妇女争先恐后地殉夫殉节。1918年，一位妇女在丈夫死后用了9种不同的方式自杀，受了48天的罪才死亡，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让人祭拜。

同一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三部剧作，其中《娜拉》的影响是最大。娜拉“砰”的一声摔上大门，和“救出自己”的呼唤，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争当“娜拉”成为一时的风潮，青年争相在舞台演出《娜拉》。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位名叫李超的女子拒绝包办婚姻，出外求学，家庭则拒绝支援，她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胡适为她写作了六七千字的传记，北京学界为她举办了追悼会，参加者超过千人。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蒋梦麟等到会并演说。

长沙也传出了一桩悲惨的社会新闻，岁的女子赵五贞为抗拒包办婚姻，在出嫁的花轿中割喉自尽，血满衣襟。6岁的毛泽东在其后的1天中连续发表了篇评论，猛烈抨击传统陋习，号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去摧毁封建礼教。

为一件事连续发表多篇的文章，对毛泽东来说是生平第一次。他对包办婚姻是有切肤之痛的，五年前，毛泽东也因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

其实从“五四”那一代人在婚姻与爱情问题上，都有类似的切肤之痛，据年对51名大学和中学男生所做的调查，184名已婚青年就有158桩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在婚姻家庭变革的思潮中，“五四”时期家庭重组的情况逐渐增多。

鲁迅在许广平的勉励下与其同居，宣告对这种“牺牲”的反抗，但始终没有与原配妻子离婚。

胡适曾经与曹佩声倾心相恋，但是最终在原配江东秀持刀要杀儿子的威胁下妥协了。鲁迅的总结是一针见血的，“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易卜生主义和《娜拉》

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绝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旧社会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

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需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需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缘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