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学者，他不仅写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西方哲学史》，还是位数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罗素的思想庞杂，但是他又着作等身，而他在政治上是和平主义者。青年时期追求过自由主义，后来是倾向社会主义。

190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华讲学。为了欢迎他，有人组织了罗素研究会，有人甚至创办了罗素月刊，各种报刊对罗素的中国之行是广为宣传报道。甚至不同主义不同思想的人都寄望于这位外国学者，能为中国人指点迷津。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他在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敬仰的同时也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他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

在罗素讲学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张东荪全程参与和陪同。此前张东荪就致力于把西方的这哲学思想引进中国，在他的主持下，《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学者，他也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

张东荪和名气比他大得多的梁启超在罗素讲学的同时连续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中国没有条件建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绝不会发生”，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1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张东荪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他们表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更甚。

这种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他们认为从当前的国际条件和中国国内社会状况来看，中国若要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这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

罗素本人都没有想到，他的中国之行会给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带来这样的震动，关于中国是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一直在延续着。

民国四大教育家

平民教育——晏阳初：开启千万国人心智

194年5月4日晚，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晏阳初便是其中一位。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199年，晏阳初在定县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晏阳初在定县推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乡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从此，晏阳初在教育事业上享誉美名。

大学教育——蔡元培：科举之后教育第一人

191年，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其中最能体现他当时教育思想的是近五千字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从现实着手却从长远之处着眼。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17年出掌北大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1917年1月4日，49岁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走马上任，并做了一次重要而意义深远的演讲，之后还与政府谈条件：“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随后，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慢慢朝着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大学的方向发展。蔡元培也因此成了北大“永远的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后来者奉为圭臬。

中学教育——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南开建立不久，张伯苓就制定了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其中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儿童教育——陈鹤琴：开办中国第一个幼儿园

陈鹤琴于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的邀请，陈鹤琴接受聘请回国了。在陈鹤琴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职之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之中。

19年春天，陈鹤琴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张，得到了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

同年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就诞生了。（未完待续）